根据香港法例，廉政公署由廉政专员领导，专员由特首委派并且只对特首负责，其他任何机构及个人，都无权干涉廉署的工作。

　　在香港北角的海旁，有一栋全玻璃幕墙的25层大楼。虽然在周遭高楼的包围下，它显得并不起眼，但得知有机会进去参观时，我却着实兴奋了半天。因为这栋看似普通的楼其实很不一般，它是ICAC（廉政公署）的总部。

　　香港的政府部门大多以开放、亲民著称。然而，廉政公署在公众眼里却一直十分神秘，不仅总部很少对外开放，在侦办特定个案时，如果廉署不主动“透透口风”，就连一向“无孔不入”的香港媒体，也只能守株待兔地通过大楼进出的车辆来猜测最近在办什么案子。至于具体的办案手法，则更是高度机密，大家只好从《寒战》、《窃听风云》之类的大片中来管中窥豹了。

　　当日，我们如约来到廉署总部，负责接待我们的工作人员早已等候在一楼大厅。他一边向我们发放来宾通行证，一边介绍今天参观的安排。正当我习惯性地掏出手机准备拍照留念时，廉署的工作人员立马礼貌而坚决地制止了我。原来，举报贪腐行为的当事人也会从大厅经过。为了消除他们的顾虑，保护举报人的安全，一旦进入廉署总部，所有人都不许擅自拍照。

　　参观首先从一个介绍廉署历史的短片开始。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香港社会在享受经济起飞带来种种红利的同时，也被各种“富贵病”深深困扰。其中，贪腐行为最为夸张，日常生活中的各种“潜规则”横行：食肆酒家想取得经营牌照，必须向政府部门派钱疏通；病人住院需要开水、便盆，得额外“打赏”护工；就连消防队救火，也要根据火情大小收取“开喉费”。在这当中，又以警队的贪腐之风最盛。据资料显示，当时的香港警队仅每年从黑社会集团收取的“保护费”就达十亿港元之多。要知道，那个时候中环的一套上百平方的公寓楼，也仅价值两万港币。难怪这一历史时期被后来的香港市民称为“黑暗年代”。

　　1973年，英籍总警司葛柏在被查出拥有四百多万元的不义之财后仍成功逃离香港。这一事件，将积怨已久的民意彻底点燃。香港市民打着“反贪污，捉葛柏”的大幅标语上街游行。为了平息民怨，一个独立的反贪机构———廉政公署应运而生。有意思的是，廉署成立后打响的“第一炮”，就是将葛柏成功引渡回香港受审入狱。

　　根据香港法例，廉政公署由廉政专员领导，专员由特首委派并且只对特首负责，其他任何机构及个人，都无权干涉廉署的工作。在成立之初，廉署便定下执法、防贪和教育“三管齐下”的策略，下设三个部门：执行处，通过严厉执法，打击贪腐行为，起到威慑作用，令大家“不敢贪”；防止贪污处，提供切实有效的建议，堵塞制度漏洞，降低贪污机会，令大家“不能贪”；社区关系处，在社会中持续宣传反贪意识和个人操守，巩固廉政文化，同时针对贪污风险较高的主要行业度身定造防贪计划，令所有人都“不想贪”。

　　在展览厅中，我们不仅看到了40年来廉署所办大案要案的相片、视频，更引人注目的是几幅大型的防贪反贪宣传海报。据廉署的工作人员介绍，香港去年在“透明国际”的全球“清廉指数”排名中高居第14位，很大程度上离不开香港社会对贪腐行为的“零容忍”。联想起近段时间所看到的两则港闻：两位保安员因行贿10包香烟被判刑以及一名隧道收费员在工作中将一枚一元硬币放入自己腰包而丢了饭碗。如此严格的“零容忍”，让潜规则失去了寄生的空间，也让人深刻感受到了香港社会对贪腐行为绝不姑息的态度。

　　在参观过程中，我们还听说了一则小趣闻：原来，凡是被请进廉署协助调查的人，工作人员都会出于礼貌地询问：“想喝点什么，茶还是咖啡？”在廉署打击贪腐的高压态势之下，一般被请进来“喝咖啡”的人，大多难逃法网。时间久了，“廉署请喝咖啡”就成了被调查的代名词。导致不少迷信的香港人，即使去廉署办事，也会忌饮咖啡，回去还会向身边人解释：“我是去公干，可没有喝咖啡。”

　　在参观的最后，我们看到了廉署今年主推的宣传口号：“香港，一直胜在有你同I-CAC”。据调查，香港市民对廉署的支持率长期保持在99%左右，超过八成的市民愿意向廉署提供案件线索。有一组数据可以更加形象地说明香港市民对廉署的信任：在2012年廉署收到的所有举报中，有近七成五为实名举报。在香港，打击贪腐早已不是公权机关在“孤军奋战”，而是香港市民自觉自发的公民意识和核心价值。正是有赖于全港七百多万人的自律和“零容忍”，才在每个人心中都造就了一座打击贪腐、坚不可摧的ICAC。

　　（作者单位：重庆市司法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