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普”数据表明，中国在过去10年中早已跨入“超低生育率”国家的行列。本文认为，“人口亏损”是指在既定的人口生育政策的约束和导引下产生的“年轻人口锐减”“女性人口缺失”和“人口关系断裂”等人口发展不平衡、不均衡以及不持续现象。人口亏损是21世纪中国人口问题和危机的集中体现，遗憾的是，我们至今对此依然缺乏高度的警觉、负责的反省和认真的检讨。

　　冷静来看，中国人口的真正危机应该是多重视角下的结构性人口亏损问题，大量人口被需要的时候却处在“缺失”“亏损”和“供应不上”的窘境中。“人口亏损”种种危机一旦爆发，必将诱发社会稳定失序，威胁国家持续发展。

　　其一，“生育少子化”快于“人口老龄化”，导致人口弱持续甚至不可持续发展以及养老金体系的难以为继。

　　数据表明，中国人口增量减少速度惊人，让人肃然产生“塌陷”之震撼。无论是联合国的数据还是我国政府的数据都表明，中国的人口总量和增长速度都被高估了。2011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在过去的10年中，我国育龄妇女终其一生的平均生育水平(即总和生育率，TFR)早已低于1.5，属于国内外人口学家普遍担忧的“超低生育率”。主流学者认为，中国现在就应该放开“二胎”，但即便如此，对遏制更早些时候的人口亏损所造成的人口塌陷和失衡危机而言，也为时已晚。一则基于高生育成本考量的低生育意愿和文化制约了生育水平的回升；二则从婴幼儿成长到合格劳动力需要一个“人口成长周期”，补偿性生育“远水解不了近渴”，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供更长远的“人口资源战略储备”。

　　始于1980年，人口持续、严重的少子化导致中国难以避免地掉入了“少子老龄化”的陷阱。改革初期的1979年，中国0—14岁的少儿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大约为33%；到了2009年，比例竟然不到20%。国际上认为0—1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在15%—18%属于“严重少子化”，低于15%为“超少子化”。事实是，低甚至零生育文化已经在1980后、90后新生代人口中形成。北京市人口研究所2006年有关“北京市双独家庭生育意愿调查”显示，2006年，有35.9%的双独家庭有生育二胎的意愿，比2002年的19.5%提高了15个百分点；但已婚的248名被调查独生子女夫妻有64.1%表示不想生第二个孩子，主流还是只生一个。甘肃省人大常委会2006年的专项调查显示，全省城镇“双独”夫妻共有2778对，但2003年以来，全省共审批二孩指标16对，已生育的仅有6对。“双独”夫妻无意再生的原因主要是：一是生活压力太大，养孩子太难；二是只生一个孩子更利于集中精力和资源培养。据零点研究咨询集团公司2010年6月15日发布的“中国城市和农村居民生育意愿调查”，婚后准备选择“丁克”不育的比例在武汉高达9.9%，北京是8.8%。

　　资料表明，少子化首先影响了小学毕业生数量，小学生毕业生数量2000年的时候是2419.2万人，2003年是2267.9万人，2005年是2019.4万人，2008年是1864.9万人，2009年是1805.1万人。与此同时，中国小学数量从1996年的64.6万所直降到2009年的28.02万所，13年减少57%。在2010年9月10日《中国的人力资源状况》白皮书发布会上，人保部领导表示到2035年我国将会面临两名纳税人供养一名养老金领取者的局面。养老保险制度是处理赡养人和被赡养人权利与义务关系的社会规范和制度安排，养老的实质归根结底是在业并缴纳养老保险的人口负担有权利享受养老金待遇的退休人口，是“青年养老”，而非“制度养老”。制度只是分配，本身并无产出，制度只是连接了二者的关系、明确了彼此的角色。

　　其二，人口需求和人力供应是经济发展的双动力，劳动年龄人口供应跟不上经济发展需要步伐，导致依旧靠人力实现增长的中国经济面临持续衰退的挑战。

　　人口再生产是物质再生产的基础，人口的可持续发展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2003年以来我国东南沿海出现的“民工荒”，正在向全国各地延伸，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已过“刘易斯拐点”。目前，广东出现了大规模的“洋黑工”现象，大批来自东南亚及非洲的境外黑工，在深圳、佛山、东莞等地出现，并大有向整个珠三角扩展之势。“洋黑工”浪潮紧跟着“民工荒”而来，折射了中国发达地区严峻的劳力短缺危机。据预测，未来20年内中国劳力缺口可能达到1亿以上，中国将形成大规模的亚非国家移民潮，成为除美国之外，容纳全球性移民最多的国家。

　　低生育率势必造成未来的劳动力大幅减少，造成经济发展所需的劳动力更新严重不足甚至断裂，预测表明，中国劳动适龄人口将从2013—2015年开始减少。未来10年内，中国20—40岁年龄段的人口可能减少1亿以上。中国的“人口亏损”开始于最有潜力、最有希望、最为美好的少儿人口的强制性减少，继而由于人口增长的队列效应，随着时间的推移带来最有创造力、生产力和战斗力的年轻人力资源的自然减员。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时0—14岁人口占人口总量的33.6%，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降到27.86%，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降到22.8%，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时又下降到16.60%，28年间降低一半以上。

　　人口增量乃至总量的减少导致人口需求萎缩，经济发展将因此缺乏内需推动。按照国家统计局年鉴数据，2003年我国人口净增就已经低于800万了，2008年净增人口为673万。按照联合国2010版中低方案(总和生育率为1.56和1.31)，我国年净增人口在145万—465万之间。人口峰值可能提前至2020年之前到来，然后开始挑战巨大的人口负增长。

　　其三，生育少子化导致适龄征兵人口数减少，已经影响国防人力资源的持续供给。

　　近年，“征兵难”普遍出现，适龄青年报名人数下降，成为国防难题。从人口学角度分析，适龄青年人数减少，就业率和升学率高是主因。

　　一是适龄青年人口供应量下降。“征兵难”是持续少子化、严重少子化的后果之一，而且是今后“征兵难”加剧的根本原因。据相关测算，我国18—22岁年龄段的青年人口2008年达到峰值12540万左右，以后逐渐下降，到2020年同年龄段的人口只相当于2008年的56.2%，只有7000万左右。未来10年中国18—22岁的人口将减少4000万人。北京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就长期处在超低生育率状况中，目前，18—22岁的适龄青年已较前几年下降了20%。

　　二是适龄青年出路增多，人口大量分流。去企业打工、高考深造、自我发展机会增多。经济发展导致用工数量激增，许多地方出现了“用工荒”，当兵与打工形成了人力资源的争夺。高校持续扩招，加之高考录取率大幅提高，可以征召的高中毕业生大量减少。2008—2011年，我国普通高校报名人数从1050万逐年下降到1020万、957万和933万，录取率从57%提高到61.7%、69.5%、72.3%。

　　“兵者，国之大事也”。2009年，我国首次大规模地招收大学生进军营，这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大势所趋，兵员素质是部队战斗力的根本保证。“十一五”期间，高等教育培养了3429万人才，这个数量超过了过去20年的总和。征兵年龄推后，提高兵员素质，不失为与时俱进的办法。以山东为例，山东2011年有51万应届高中毕业生，其中高校录取50万人，余下1万人中将有4000人复读，理论上只剩下6000名应届高中毕业生可以征召；此外，山东2010年高校注册毕业生45万余人，2011年估计48万余人，为高素质征兵提供了人力基础。但说到底，长期的超低生育率弊端日显、未来危机四伏，从长远看，保障各方面人力供应需要适度的生育水平，需要人力资源的战略储备。

　　其四，大批421家庭结构的出现，导致独生子女老年父母“老难所养”和“老无所依”。

　　独生子女家庭赡养老人能力匮乏已经成为共识，独生子女父母的家庭养老支持力特别是照料力普遍弱于两个孩子以上的家庭。独生子女空巢家庭的高龄父母则处在更大的照料风险之中。调查发现，与非独生子女父母比较，当独生子女父母具有自理能力时，他们有较高比例希望居家养老，享受天伦之乐，独生子女家庭的情感互动多、依赖度高。然而，当独生子女父母丧失自理能力时，他们比非独生子女父母更多地选择去社会养老机构，这是一种无奈的也是实际的选择。

　　然而，社会化养老准备好了吗？截至2009年底，全国各类养老机构有38060个，床位只有266.2万张。据有关部门测算，我国养老机构的床位至少缺300万张。我国不仅面临着“未富先老”的挑战，而且面临着更直接的“未备先老”的挑战。大约1.5亿个独生子女家庭所面临的养老困难将成为国家难题。

　　其五，适婚女性人口的严重亏损，导致4000万以上的适婚男性人口婚配困难，严重威胁男性群体的婚姻家庭和性权利等保障。

　　大面积的草根为主的“男性光棍”这一问题涉及社会的和谐稳定。据估算，如果到2020年，出生性别比能从2010年的120下降到107，则从1983年到2020年之间，中国的新生男婴将超过女婴5100万人。而在事实上，1983年到2010年，中国已经出生的男婴比女婴多出了4100万。从2001年到2010年这10年，我国每年新出生男婴又比女婴多出130多万。据西安交通大学人口所研究，2013年之后，中国每年的适婚男性过剩人口在10%以上，平均每年约有120万男性在婚姻市场上找不到初婚对象。该所2010年对全国28个省份共计369个行政村的调查显示，平均每个行政村至少有9个“光棍”，平均年龄达41.4岁。

　　人口协调均衡是社会稳定有序的基础，人口适度增长则是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前提。无论是着眼于人口的总量还是人口的分量，人口的真实含义都不是简单的“数字”，而是一个由不同性别、年龄和社会标志的人群组合而成的互相支撑、互相需要、互相平衡的人口社会生态。最有潜力、最有希望、最有力量的人口应该是年轻人口多于老年人口。人口的本质属性是社会属性，人口是社会人群的集合概念，所以人口即需求、人口即力量、人口即生态！我们必须早日树立“人类人口观”“社会人口观”“生态人口观”“有机人口观”“系统人口观”“平衡人口观”“发展人口观”“力量人口观”“积极人口观”和“优化人口观”，这些都是“科学人口观”的具体表达。

　　面对继续恶化的人口亏损危机，我国的人口发展方式要从“减量发展”转向“适量发展”甚至“增量发展”，仅仅放开二胎恐怕目光还不够远大。人口发展的一大特点是周期长、惯性大、问题深，必须提前谋划，通过恰当的经济、文化和政策综合措施鼓励低生育率回复到更替水平之上，恢复人口生态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摘自《学习时报》2012年2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