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见“北京”的机会

　　《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郭芳 董显苹 | 江西报道

　　6月25日凌晨3点多，年逾六十的周菊英与她的旧日同事一共30多人，“浩浩荡荡”地从抚州市临川区的家里出发。到达南昌市滨江宾馆四号楼时，还只是早上6点多钟。他们希望在这里见到中央巡视组，以抚州减震器厂股东的身份，要求临川区政府返还他们1000万。

　　位于南昌市东湖区爱国路216号的滨江宾馆四号楼，因为中央第八巡视组在此下榻而闻名。整个夏天，巡视组的部分工作人员就在这里公开接访。

　　与官员的心境截然不同，访民渴望着这一次与“北京”见面的机会。而且，他们希望巡视组待的时间越长越好。

　　四号楼前的访民与工作人员

　　早上6点多钟，太阳已经升得很高，这个沿江的宾馆虽以浓郁的园林特色见称，但依然酷热难耐。四号楼前已经满是熙熙攘攘的人群，自巡视组正式接访开始，每天如此。巡视组的接访从早上7点开始，周菊英和同事们凭身份证和上访材料排队取号，号票实行“实名制”，一天的会见不超过100号。

　　来自萍乡市的王林在巡视组公开接访的第一天就到滨江宾馆排队，“人太多了，人山人海的几百人在挤着排队，当天仅接访70人，根本轮不上。”他最后没有面见巡视组，但递交了材料。

　　虽然巡视组同时公开了邮箱和信箱，但绝大多数人还是不放心，仍极力争取面谈的机会，而不是只递交材料。他们对于“面谈”有极高的期待。

　　为了能尽早与巡视组见上一面，一些访民半夜三四点钟便在四号楼前排起了队。一些访民为了方便，甚或抱着可能有机会私下碰见巡视组成员的希望，而选择入住滨江宾馆。整个滨江宾馆因此几乎天天爆满。还有一些访民就这样卷着铺盖露天住在四号楼旁边的马路边上，天天蹲点。

　　一位老太太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她已经来了三次，递了上访材料，但还没能跟巡视组说上话。

　　无论如何，访民们不愿错过与“北京”见面的机会。这显然比到北京的成本要低得多，“关键是真的能跟中央的人见上面”。

　　为使“面谈”能达到最佳效果，他们大多有备而来。写好“状书”，复印好材料，那是最基本的。举报材料的撰写亦与时俱进：大多以“中国梦”开始，中间是坚决支持中央“老虎和苍蝇一起打”的决定，复而又以“实现伟大的中国梦”结束。

　　不少人拉着横幅，制好广告，像摆地摊的小贩，蹲坐在四号楼前一字排开，有的嚎啕大哭，哭诉自己的悲惨遭遇……想尽一切办法，希望引起人们对自己命运的关注。

　　尽管巡视组在四号楼前贴出了“敬告”：欢迎反映领导干部有关权钱交易、以权谋私、贪污贿赂、腐化堕落等违纪违法问题线索，其他个人诉求请到江西信访局等有关部门反映。

　　但远离官场的老百姓所反映的问题绝大多数仍与个人诉求有关，最常见的包括土地房屋的强征及补偿问题、对司法裁判的不满、医疗纠纷、国企改制的历史遗留问题等等。不过，这些问题的背后，牵出的往往还是贪腐。

　　周菊英他们好不容易排上号，接着是长时间的等待。在燥热、嘈杂等待人群中，突然传来尖锐的争吵声，带着哭声。一位上访的中年妇女与维持秩序的工作人员发生了冲突。她已经与巡视组面见了两次，当她第三次来要求面见的时候，被工作人员拦了下来。

　　在这样的场合，当地政府的工作人员虽极尽克制、和缓，但访民的情绪极易激动。每天这样的冲突不断重复。

　　来自江西省各部门、各地市区县的维稳工作人员有相当规模，散见于四号楼前的人群中。“每个地方至少来两个工作人员，但实际上远远不止。”一位负责维稳的官员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他们的压力很大，尤其是访民数量较大的地区，“苦不堪言”。在巡视组的来访登记上，能算出各地市访民的数量。他所在的市，前一阶段到滨江宾馆上访的人数排在了全省第四，“我们尽可能地劝他们回当地反映情况寻求解决办法，但愿意听劝的人不多”。

　　上述维稳官员坦言：“到这里来，解决问题的概率就高一些，解决得也更快更好一些。于是，现在上访人员多了一句口头禅：‘你不解决我就告到中央巡视组去。’”

　　他们更愿意相信北京

　　访民对巡视组有着很高的期待。

　　张崇德快步走出四号楼，满脸微笑，会见“北京”的过程让他很满意：“态度非常诚恳。”因邻里之间的纠纷，张崇德要举报他的邻居。“一位副省级官员的亲戚，他太嚣张跋扈，已经上访多年了，也没有效果。”

　　旁边的人问：“会不会又是忽悠？”张崇德非常肯定地说：“不会，绝对不会，他们让我回去等消息。”

　　“火炉”的天气实在太热，杜华代替他70多岁的母亲肖金华来面见巡视组，反映的是其母名下位于抚州市中心的11间商铺被“强拆”之后，16年未获合理补偿的情况。

　　巡视组向杜华解释说，此次巡视的重点是发现省级领导贪腐问题线索，他所反映的问题会转交给地方调查处理。“巡视组特别强调说，关于转交地方处理的问题，江西省委专门开了协调会，各地市分管该项工作的副书记全都参加了协调会并且立了军令状。中央巡视组交办的案件，一定会高度重视，虽然不一定会有结果，但处理的情况一定会向巡视组回复。”

　　巡视组承诺：“一般两天之内就会把材料转到相关部门，如果7~10天还没有任何答复，还可以再过来，或者打公布的电话热线咨询，不管怎么样，一定会给一个答复。” 这让杜华感觉很感动，也很兴奋。

　　这一点，《中国经济周刊》在地方的采访中得到证实。一位地方官员说：“一麻袋一麻袋的材料正在往地方转，根本忙不过来。凡是给巡视组去电、去信、去访的每一件事，我们都要及时处理、批示和回复。”

　　来自吉安市永新县畜牧局的基层兽医贺荷香虽然也获得了巡视组相同的承诺，但他心里还是很忐忑：“坦率地说，我们也不敢抱什么大的希望，只是这样的机会来了，无论如何一定要试一下。”自2008年始，他与数十位基层兽医一起举报该畜牧局，要求解决他们的安置问题。6年时间里，他们已经跑遍了县信访局、市信访局、省信访局以及国家信访局，但至今未果。“相比国家信访局要过7道关口，巡视组这个渠道更直接、更快，但能否处理问题，现在还是一个问号。”

　　王林举报一位江西省人大代表拥有多国国籍。大约一星期以后没有回音，他几经打探，得到的消息是：让他安心等候，这次巡视组是来真格的，若举报的这个情况属实，一定会有处理结果。

　　浙江人周龙华很是羡慕江西人，他也从宁波赶到南昌滨江宾馆。因为这一次没有驻派浙江的巡视组，他很是失望，决定过来碰碰运气。周龙华代表村民状告原村支书非法侵占、倒卖集体土地，涉案金额巨大。为此，他卖了房子，离了婚，花了7年时间上访，但至今未果。

　　与他一起来的宁波老乡有10人左右，分别来自不同的乡镇，事由也不同，但都与土地有关。来江西之前，他们给第八巡视组打了电话，“巡视组建议将材料发到信箱，他们会看到的。”但最后，他们还是决定跑一趟，结果未能如愿，他们未能获得面见巡视组的机会。江西方面的工作人员告知他们，巡视组只接待江西的老百姓，浙江的问题应该回浙江找当地解决。

　　周龙华说，他们很希望中央巡视组也能早点派驻浙江。

　　也有人对回复结果不满意或尚未等到回复结果的，为了让巡视组更重视，他们会排队要求再次见面，于是就有了之前访民与维稳官员之间的冲突。

　　至7月18日截稿前，贺荷香还没等来消息，中间他曾打过两次电话询问，巡视组给他的答复是：“既然材料已经到了我们手里，一定会有回复的。”不过，他仍然决定割完水稻再跑一趟滨江宾馆四号楼。

　　(应采访对象要求，杜华为化名。本刊实习生上官丽娟、李雪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