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讲人档案

　　戴旭

　　著名军事专家　

　　2010年中国互联网九大风云人物之一　

　　主要研究军事战略和国家安全问题

　　主要代表作有《大空战》、《海图腾》

　　《C形包围》、《盛世狼烟》等

　　富国强军是历朝历代的梦想，五百年来中国做过怎样的强军梦？

　　为什么说落后就要挨打？为什么说最可怕的是战略思维的落伍？

　　机遇与厄运共存，近代六次军事变革为何总是与我们擦肩而过？

　　为什么说大明昏庸不“明”，为什么说大清方向不“清”；

　　“海权加火器革命”时代，谁在最后蹒跚而行？

　　敬请关注，《讲武堂》6月1日10：18播出

　　著名军事专家戴旭深度解读，《近代中国强军梦》之一：明清两朝的“双误”。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讲武堂》，今天我讲的主要内容是世界军事革命与中国的军事变革。世界历史到现在为止，总共发生了六次军事革命。中国在这六次军事革命当中，我们有的赶上了，但大部分时间没有赶上。历史上曾经经历过的事情和我们现实当中正在经历的事情，相信大家都有所体会。

　　当前世界政治领域的一个核心话题是什么？是美国的战略东移。人们大概还没有注意到的是，与美国战略东移相伴的，还有一场新的军事革命风暴，它正在渐渐地露出苗头。这一场新的军事革命，不完全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信息化战争。信息化战争是1991年美国在海湾战争打完以后，各国都在兴起的军事变革，它的核心就是信息化。现在美国战略东移到了亚洲，东移到了我们中国的周边。这场战略转移当中包含的这场新军事革命，还不是我们说的那个信息化为核心的军事革命，那一场军事革命在我看来已经即将结束。

　　著名的欧洲军事思想家杜黑说过，胜利只向那些有预见性的人微笑，而不是对那些当新的变化已经发生再去适应的那些人微笑。我希望我的预感能够有一点预见性。这个预见性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那它是从哪儿来的？它是要从穿越历史的感悟当中获得洞察力、判断力。然后，利用这样的洞察力和判断力眺望未来。因此我们要预见到未来，首先要向历史学习。这一讲我就先讲在以往的历史当中，世界的军事变革是怎么走过来的，中国是怎么样伴随着历史的进程，在这些军事变革当中落伍的，又是如何赶上的。

　　大家都知道世界近代史从1500年开始，具体地说是以欧洲的地理大发现为标志性的。世界完成了从农业时代进入资本主义工业时代，又在20世纪末进入到信息时代。也就是说五百多年当中，世界社会变革走过了三个阶段。伴随着这三个阶段，世界军事领域连续发生了六次革命。这六次革命分别是海权热兵器时代；然后是铁路、半机械化时代；以及陆海空一体机械化时代；核武器时代；空权信息化时代，一直到今天的太空、网络复合时代。

　　在500多年的世界近代史当中，中国的政权经历了三次更迭：从明朝到清朝、清朝到民国、民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五百多年中，六次军事革命，中国只赶上了一次，那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核武器革命。由于屡次在军事革命中落伍，所以，以农耕民族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在世界近代史的五百多年当中受到的打击和蹂躏最多。游牧民族辉煌的历史，因为火器的初兴，火器时代的到来，在十四世纪已经暗淡下去。但在中国，一个以游牧为生的少数民族的满族，居然又演出了最后一幕游牧民族的辉煌。接着中华民族又遭受了已经进化到现代工业文明的欧洲社会的血腥地屠杀和惨烈地洗劫。接着又是后来居上的日本对中国进行灭绝性的屠戮和扫荡。中华民族领先世界1800年的历史到此彻底终结。中华民族的人口被大量消灭，中华民族积累了千百年的财富被掠夺一空。我们从《大国的兴衰》中可以看到，1820年的时候，中国GDP份额占世界的1／3，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的时候，中国已接近赤贫。

　　（1）由于中国连续失去很多次的军事变革，导致中华民族受到了巨大的伤害，财富被抢劫，人口被大量消灭，灿烂的文化被摧残。由此，国人记住了一句话，叫“落后就要挨打”，也记住了《孙子兵法》的开篇明义，叫“兵者，国之大事”。那么，500年来，中国是怎样错失世界军事变革命机遇的呢？

　　中国人的战略思维有着严重的哲学缺陷。战略强调的是整体性、全局性和前瞻性。可是，长期的思想压抑、教育体系呆板以及近代以来外部文化的冲击等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得中国人的战略思维能力严重地萎缩，甚至混乱。对古代传统没有办法照猫画虎，对外部的文明又邯郸学步、东施效颦，结果是把一个社会整体切分成不同的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领域，孤立地、静态地去理解相互之间的关系。比如，就有一些说法认为，加强军事就会拖经济发展的后腿。认为搞好了经济一切就可以万事大吉。在经济上有的甚至认为经济就是衣食住行。把衣食住行这些问题搞好，中国国家就强大了，钱多了国家就会强大。

　　在这种分裂的、割裂的、局部的、片面的战略思维的状态下，得出的国家战略意识也必然是分裂的、支离破碎的，看到的世界景象也永远是分裂的。结果就是，既看不清历史的脉络，也没有办法透视当今国际的现实，更不能眺望未来。于是一误再误，体现在近代史上就是连续的民族悲剧和不得不付出的巨大代价。

　　我不知道大家有谁去过刘公岛，但这个地名尽人皆知。在刘公岛甲午战争纪念馆，有一尊雕像。这个雕像雕的是一位清朝的海军将领，举着一具单筒望远镜，眺望着远方。在他的脚下是中日甲午战争纪念馆。我是去年到这个地方去的，对着这个雕塑凝望了很久，也许这个雕塑的设计者只是想复原这场中国近代最大的一场败战，但他无意当中也蕴含了一个带有哲学意味的命题，那就是甲午战争不仅仅是中日两军两国的一次战争，同时也是观察近代中国军事变革的一个历史望远镜。透过这个望远镜，我们不仅看到了甲午战争，更看到了两次鸦片战争，看到了鸦片战争之前数百年中的中国历史性的落伍。

　　世界军事的发展规律表明，大部分战争的结局都是战前就决定了的。甲午战争虽然是在1894年9月8号打响的，但是这场战争的结果其实早在400年前就注定了。

　　（2）人类文明兴起于陆地之上。相形之下，海洋虽然可以作为交通的媒介，但同时也是一种不便于人类行动的阻碍。在漫长的农业文明时代，除了极个别特殊地区外，海洋主要扮演了阻碍交通的角色。但是，伴随着航海技术的发展，这一传统格局逐渐被瓦解，一个真正的全球化时代也逐渐露出了端倪。中国正是在这样一个从农业时代向工业时代迈进过程中，错失了一个机遇。

　　其实说起来，中国领先世界的海洋征服能力要领先西方很多年。1405年—1433年28年间，郑和七下西洋。这个时候中国的海洋力量，比今天美国在世界海上力量的地位还要强大得多。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一看当初明朝时期的中国海图，这个海图对世界海洋的标注，所有的地方全是大明海，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中国在那个时候，我们的船可以到世界所有的地方去航行。那个时候，它就认为我们的船队所到的地方就是我们自己的海洋。现在美国还不敢这么说。当时郑和下西洋的船队，排水量最大的达到了1500吨，而欧洲达伽马他们进行地理探险的时候，最大的船不过300吨。但是，郑和下西洋由于缺乏明确的战略目标，更多的只是满足于皇室阶层的虚荣心，顺便也去追剿一下叛军，然后是对海外的朝贡体系进行恩威并施的安抚。由于缺乏深刻的商业驱动力，王朝本身又缺乏开拓海外商贸基地和殖民地的意识，对于沿途遇到的这些小国家，只要它们愿意维持这个朝贡体系，满足于形式上做“家长”，那么明朝也就心满意足了。比如说，菲律宾曾经要求加入中国，但是中国不同意。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这是一个普遍现象。中国只满足于你向我进贡，承认我是老大的这个地位就可以。藩属国实际上很多概念就起始于明朝。正是在这种不愿意承担海外义务的背景下，郑和七下西洋实际上就成为了一场统治阶级自娱自乐的豪华游戏。

　　对于一个农业大国而言，这种没有实际收获的行为，要消耗掉大量的财政，只能是徒然增加国家的财政负担。因为它并不能循环地产生效益。所以最后的结局只能是被付之一炬或者弃之不问，这么大一支拥有直接制海权的舰队，竟在自己手上无声无息地消失了。那个曾经标注着大明海的海图也基本上被烧得一干二净。这样的一页历史过去没有多少年，欧洲的船队下海了，明朝放弃了制海权，同时也放弃了成为世界超级大国的机会。

　　我们可以记住这一点：当中国具有全球性全面军事优势的时候，中国并没有像今天的美国一样，追求建立世界性的帝国，也没有像200年前的大英帝国那样去到处建立殖民地。

　　所以美国的历史学家，《全球通史》的作者斯塔夫里阿诺斯曾经写道：“如果当时的中国也像欧洲一样，利用民间的力量，到外部对外开拓的话，那么今天中国人占世界人口的比例就不是六分之一，而是二分之一。”在这个历史学家的笔下，“殖民”这个词的含义是“对外开拓”。 可惜的是，我们中国是一个从心底里蔑视、在言语上谴责扩张的这么一个国家和民族。尽管它在历史上许多次被扩张者掠夺和征服，现实当中仍被这些扩张者欺凌和压迫，可中国仍然只是满足于做反对者，永远不去学习征服者的优点和长处。再看对我们自己历史上一些伟大人物的赞颂，孔子本来是文武双全的，但在后世的眼里几乎变成了一个只会说和的文人，他也从一个以前佩剑的形象，变成了只会作揖的形象。都是我们这样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战略思维或者战略文化长期毒害的结果。

　　从农业时代进化到资本主义时代，明朝的舰队它只需要再坚持几十年，就可以和西方的探险者相遇，可惜没有。它的舰队消失了，西方的舰队下海了。西方舰队这样一下海，一直到今天将近五百年，都是西方在统治世界。

　　（3）当年的人们，并不知道后来的历史，更不可能知道西洋人扬帆出海的日期和动机。结果，明朝不仅没有进化到更先进的社会形态，反而被社会形态更落后的游牧部落给取代了。就在中国主动放弃了世界海洋大国竞赛权的同时，欧洲列强却已经开始走上一条全新的道路。

　　这个道路是什么呢？那就是伴随着现代资本主义兴起和工业革命的发生，欧洲各国率先形成了工业商业军事综合体，从而竞相展开了地区和全球的扩张。

　　1492年，郑和最后一次下西洋62年后，靠着资本主义工业体系对原料市场和利润的贪婪的原始冲动，欧洲人开始了全球的探险，实际上就是一个全球的抢劫。地理大发现只不过是他们安在自己身上的一个非常好听的名词。它首先抢劫的对象就是美洲，因为美洲和欧洲只有一海之隔，所以美洲大陆率先就成为欧洲蹂躏的对象。西班牙、英国、法国相继涌入了美洲。由英国移民开辟的殖民地，后来获得了独立，逐步发展为今天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就是美国。

　　而隐藏在它们后边的历史隐语，就是海权时代已经到来了。中国本来在海权时代已经拥有了海权，却把它放弃了。你放弃了以后，欧洲就开启了他们的海权时代。因此，他们就对世界进行了全面的抢劫，全面的统治。在那个时代，可以说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最多的市场，谁能控制最多的市场，谁就能够得到最大的财富。有了财富再培养国力，这就产生了一条由海而富，由富而强的新强国之路。”王鼎杰先生曾经写过一本书《当天朝遭遇帝国》，刚才那句话就是王鼎杰先生的话，讲到了当时的时代精神，也是当时各国发展的基本规律——你必须控制海洋。

　　明朝当时控制海洋的时候并没有这样一个发展动力，但是欧洲有。明朝本应该给中国留下一部波澜壮阔的海战史，应该给中国留下一系列的海战英雄。但是，都没有。它留下的只是荒唐的屠杀“海盗”的故事。在西方，海盗是被视为民族英雄的，被视为国家利益的尖兵。英国是怎么看他们的海盗的呢，它从来不认为他们的海盗叫海盗，它给他们在海外抢劫的商船颁发许可证，为‘海盗’进行了正名，‘海盗’行为不再是邪恶的，而是爱国的、高尚的。从此，‘海盗”就被制度性地纳入了英国海权的拓展范围。因此海盗、海商、海军的这样一个‘三位一体’，让曾经虚弱、贫困的，没有办法供养一支正规海军的大英帝国，迅速成为世界超级大国，就是来源于这一个理念。

　　英国军事家富勒在评述1588年英、西海战的时候，非常动情。他非常优美地说：“西班牙舰队的失败就好像一个耳语一样，把帝国的秘密送进了英国人的耳朵，那就是在一个商业的时代，赢得海洋要比赢得陆地更为有利”。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前夕，英国殖民地的面积已达到了335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英国本土的一百多倍，它的本土只有30多万平方公里。它的殖民地人口达三亿九千多万，相当于英国人口的9倍，英国只有四千六百万，成为地跨五大洲的“日不落帝国”。

　　所以，我在给雪珥的《大国海盗》这本书作的序言中这样说，你看看西方这样一部征服海洋的历史，那么再看中国，大宋就知道“送”，最后“惶恐滩头说惶恐”；大明昏庸不“明”，路过全球帝国的桂冠而不取；大清方向不“清”，在演绎了游牧民族最后的辉煌之后，僧格林沁的蒙古骑兵，在北京八里桥被英法联军的排枪全部猎杀，一部万马奔腾的历史到此万籁俱寂！今天中国人已感到马六甲海峡的狭窄了？感受到澳大利亚铁矿石的敲诈了？感受到海洋通道的不安全了？但是，你们感受到那些中国的海外开拓者，他们被自己国家的统治者冰冷的屠刀斩断头颅的痛楚了吗？

　　（4）明朝放弃成为世界帝国的机会之后，海禁又成为清朝的国策，到鸦片战争前夕，清朝水师的八百九十余艘战船，绝大部分的单艘排水量不超过十吨。而英国战舰的单艘排水量却大部分在千吨以上，最大的战舰可以达到五千吨的级别，分别装备有七十到一百二十门不等的火炮。而清军的战船，则往往只在船的首尾装有一两门炮，最重型战舰的装炮数也不过二、三十门。而且炮位装在舱面，毫无掩护。这就是社会形态的落后，生产技术的落后，战略思维的落后，导致的军队装备的落后和军队形态的落后。那么，欧洲是如何崛起的呢？又给了我们哪些启示呢？　

　　它就是一条伴随着黑火药革命所带来的全新的军事征服的道路。

　　在陆战领域，1494年，也就是明朝败给北方游牧民族的土木堡之战后的五十年，法王查理八世发起了里程碑性质的意大利远征。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当时明朝中国的军事水平和当时同时代欧洲的军事水平。查理麾下步兵的主要装备也是长矛与弓弩，但他的攻城部队却已经是以火炮为中心了。正是这些火炮赋予了法国军队横扫意大利城邦的威力。在蒙特圣乔瓦尼，曾经抗击了七年围攻的坚固城池，在法军的炮击下八小时就被攻克了。查理远征的直接后果是推动了现代筑城术的发展。作为其间接的影响，更深远的变革则在于启动了战争模式由冷兵器向热兵器时代的转移。

　　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一点：世界第一次军事革命，从冷兵器到热兵器的革命，发生在明朝时期的欧洲，具体讲就是由于法国军队的远征引发的。

　　几十年后，变革的旗帜传到了西班牙人的手上。他们以火绳枪兵、长矛兵、戟兵、箭盾兵等冷热兵器混编成“西班牙大方阵”。在这个大方阵当中，火枪兵占了百分之三十。这个方阵从欧洲大陆到美洲殖民地，一度处于所向披靡的状态。当时西班牙人就是在这样一种军事体系的熏陶下进入的美洲。直到十六世纪后期，西班牙人的对手——荷兰起义军，在莫里斯亲王的带领下，接过了变革的旗帜。他搞了一场新军事变革，就是增强作战队形的机动性，在他的军队当中加强了工兵的地位，战斗兵种则精简为火枪兵和长矛兵，两部分各占百分之五十，初步形成了以火器为中心的多兵种协同作战。

　　随后，瑞典国王古斯塔夫则进一步增强了步兵、骑兵、炮兵之间的协同机动作战能力。减轻了滑膛枪的重量，提高了其射击速率。最后在1688年，法国工程师沃邦发明了改良型刺刀，终于彻底淘汰了长矛兵。也就是火枪上也可以装刺刀了，使火枪既具有火枪又具有长矛的功能，完成了战斗步兵的全火器化。这是17世纪的事情，1688年，我们要记住的第二件事情，就是现代步兵已经出现了，直到今天2013年，世界各国军队步兵的典型装备还是带刺刀的步枪。

　　到18世纪拿破仑战争时代，在战斗步兵全火器化的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作为突击兵器的机动野战炮，使火力对战斗的影响进一步加强。刚才讲的是陆地上火器的发展，同时在海战领域也发生了类似的巨大变革。从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远洋扩张开始，舰载火炮的列装宣告了海战全新模式的到来。这种模式经过西班牙的对手英国的改良，进入了一个更高层次的发展。炮战就成为了影响海战胜负的决定性因素。

　　（5）如果说决定冷兵器战斗胜负的，是谋略、士气、格斗技术和数量优势。在新的热兵器时代，格斗技术将全面让位于火力。而数量优势一旦失去了基本的质量保障，也将变得全无价值。对国人而言，非常尴尬的一点就是，作为火药的母国，却错过了这场火药战争变革。　

　　本来1514年，欧洲火绳枪已经传到了中国，但并没有触动明朝军队。1543年，一场意外的风暴，把一条中国商船吹到了日本的种子岛。船上有三个葡萄牙商人，就是这几个人，把欧洲的火绳枪技术传到了日本。到32年后的1575年，日本在一次大规模战争中，织田、德川联军在对抗武田家族的战争当中，已经在大规模使用火绳枪，就是经中国传过去的欧洲火绳枪的技术。49年后的1592年，丰臣秀吉大举入侵朝鲜，日军强大的火绳枪兵已经对中朝联军造成了很大的杀伤。进入德川幕府时代的日本虽然实行锁国政策，但至少在1625年，历史资料显示，在日本为数不多的出口商品当中，居然还有1万多枚火绳枪的子弹。也就是说日本虽然是锁国，但是在军事革命这一块，它也是有意识无意识地赶上了一波。

　　当然，要说明朝在火器变革当中完全没有成绩也是不全面的。我们是说在整体上失去了这一场革命。作为局部，实际上也有一些零星的东西。比如说火绳枪兵，虽然明朝时代没有大量装备，但是炮兵却得到了较好的发展。这比同时代的日本要先进，当时日本虽然大规模装备了火绳枪兵，但装备的火炮特别少。

　　伴随着清军八旗兵的崛起，明朝在关外战场面临着日趋强大的国防压力。这个时候明军应对八旗军军事威胁的对策就是从澳门大量地引进西洋火炮。以徐光启为代表的革新派人士，甚至准备系统性地翻译几千部西学著作，并大规模推动新军的编练。但是由于当时朝廷和军队当中的保守势力坚决反对，这个工程没有完成。更由于明朝的覆灭，这个工程永远也没有付诸实施。

　　但是，从西方引进的红衣大炮最后还是在关外的攻防作战中发挥了巨大的威力，袁崇焕就是用这种大炮打败了曾经横扫东北的努尔哈赤的军队。之后红夷大炮的技术又传到了清军，使得红衣大炮又成为清军夺取明军坚固城寨的决定性的武器。我们可以看到火器革命在当时世界上，在当时中国内战当中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

　　入关以后，清军的火炮一度还是得到一些发展。特别在康熙王朝，在传教士的帮助下，一批能够在山岳地带灵活机动的火炮被装备到一线，在平定三藩的战争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但是，由于统治者雄心的懈怠，不再有新的拓展的目标，因而整个军事体系也因为失去扩张的动力而松弛下来了。到鸦片战争前夕，清军的火炮技术不仅没有发展，反而出现了巨大的倒退。漫长的和平时期，不仅让军队的斗志松懈，也让军队的装备大规模倒退。鸦片战争前期，清朝无论是在火炮的铸造、炮弹的性质还是火炮的使用上，不仅远远低于同时期的西方，还远远低于康熙时代。鸦片战争期间，有一些清朝的地方官员已经发现，明朝遗留下来的古董大炮修复以后，它的战斗力比晚清后期自己造的火炮战斗力还强！可这些地方官员竟不以为耻，还以此向道光皇帝邀功，说当年的炮还这么有威力，王朝之福等等。道光皇帝居然表扬这些官员的办事能力，发现了这些古董，而完全没有思考为什么二百年前的武器反而胜过了这些新生产的武器！

　　英国军舰于1840年8月突入渤海湾的时候，天津城的兵员只有八百人，再去掉一些看管仓库、监狱的兵员，真正能够作战的兵力只有六百人。大沽口的守军只有几十人。山海关的守军只配备了大刀长矛还有弓箭，没有火炮，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只有将明朝遗留下来的两百多年前的火炮拉出来，临时使用。水军当时也是一样，不仅船小，而且水兵基本不训练，等到英国的军舰来了，要到海上御敌了，很多水兵上了船以后全都晕船，叫入船即晕，不习风涛，可见当时训练多么地松弛，整个军队对新的军事革命到来的这种麻木多么地惊人。也就是说清军到了鸦片战争发生的时候，它已经成为了一支彻底落伍的军队了。

　　（6）今天回头看去，作为游牧民族的崛起，纯属一个历史的偶然。当时世界已经进入海权时代，欧洲大部分国家因为发现广袤、富饶的美洲，却还无法对东方展开实质性的远征。西方用非常简陋的小船，开始了地理大发现，先是葡萄牙，后是西班牙、荷兰，然后是英国。这些欧洲的弹丸小国，因为顺应时代大潮，相继崛起，英国还建立了世界幅员最辽阔的日不落帝国。尽管在明末清初，中国军队曾经得到过一次与国际接轨的机会，可惜，最终还是未能形成全面的军备变革。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历史的偶然，居然在中国这个地方出现了。

　　1821年，拿破仑死于南太平洋的圣赫勒拿岛。二十年后，英国人的舰队开到了虎门之外。一个世界最先进国家的军队和清朝的军队——一个完全落后于世界军事时代之外的军队迎头相遇。欧洲由于完成了海权与火器的结合，使得欧洲拥有了征服世界的力量。最先完成这两大变革——海权意识加上火器的英国，在世界上如入无人之境。鸦片战争中的英国远征军最初只有七千人，后来虽又多次增兵，但最多时候也不过两万人。大清国当时拥有百万大军，但是对这两万人完全没有办法。因为清朝的水师它没有办法实现海上机动，而大清国的步兵和骑兵，又抵挡不住欧洲人的大炮和排枪。所以在清朝后期，中国就出现了从海到陆只要发生战争就是节节败退的现象。从1840年的虎门一直退到了1900年的北京。中国近代史开始于1840年，世界近代史开始于1500年。我们的近代史比世界的近代史晚了三百多年，这三百多年就是中国落后的时间。　

　　历史已经一再证明，战争的胜负虽然直接表现在战场上，但却决定于平时的国家经济的发展、技术的发展以及体现综合发展的军事领域的竞争当中。在以新军事变革为核心的角逐中，落在后面的国家和军队，实际上就是在未来战争中被淘汰的对象。盛行于西方政治中的丛林法则，它体现的主要领域就是军事。国家富裕不等于国家强大，古希腊的城邦斯巴达，它的各方面发展成就都比雅典远远落后，但是斯巴达的军事大大强于文学、哲学辉煌的雅典。结果怎么样？“雅典的明灯”在“斯巴达石头”上被撞得粉碎。近代中国，一说起来就是我们中国历史上多么文明，我们的文明程度多么高，但是你军事是落后的。一讲明朝的《永乐大典》，明朝的诗书画等方方面面的文明成就津津乐道，但是明清时候相对世界军事是非常落后的。因此那些文明在和西方对撞的时候什么也不算。

　　李鸿章曾经说过，他说“洋人论势不论理”，不跟你论理。这个势是什么势？就是军事上的这个势，势力这个势，势态这个势。强大就是公理，实力就是尊严。不能说我们新中国建立的时候，中国的经济、中国的工业、中国的科技就在世界上多么地先进，完全不是，非常落后。但是新中国军事强大，由于军事强大，一下子让饱受列强欺凌了一百多年的中华民族扬眉吐气，你可以在其他方面落后，军事上绝不能落后，而军事上的强大可以弥补其他方面的落后。今天中国如何把握世界新军事变革提供的巨大机遇，适时推进有中国特色的军事变革，对于巩固改革开放的已有成果和推动世界的和平发展格外地重要。那么军事变革也就成了一场没有硝烟的、和平时期的静悄悄的世界大战，也就成了一个国家必须“前知”的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也就是必须提前知道，不能等到战争发生以后才知道。

　　每一次军事变革的发生都是以一次或者几次新型军队对旧式军队的毁灭性打击为“开幕”和“闭幕”的。鸦片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海湾战争等标志性的战争无不如此。每一次重大的军事变革，都让人们对当时世界疾风骤雨般的“鞭挞”感到惊心动魄。中国近现代军事变革史，就是最好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