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诺登事件里的

　　不同问题

　　斯诺登事件里的

　　不同问题

　　□ 刘敏

　　斯诺登事件在世界范围引起了争论。自由与安全是一个传统的政治难题，互联网扩大或者说更加凸显了这一难题。

　　在互联网时代，大量的个人隐私获得了电子信息形式，个人信息内容不被侵犯成为个人自由权利在当代条件下的新内容。

　　另一方面，互联网信息技术事实上极大强化了国家权力对个人的监控与限制能力。在技术上说，国家对个人实施全天候、生活全覆盖的监控，没有太大困难。

　　国家权力被视为一种“必要的恶”，新的问题出现了：在“必要”的框架下，作“恶”的能力却空前强大。这使得一些基本政治问题，有进行重新思考的必要。

　　美国在9·11之后，对恐怖主义持强硬立场，为了保障国土安全，加强了对国内的监控。这种做法，在当时就引起了国际社会的争议，美国人自己也通过电影等各种形式表达了担忧。如果9·11还是一个“美国问题”，斯诺登事件更是一个“世界问题”。

　　自由与安全是一个两难，它们此消彼长，很难两全。自由多一些，安全就少一些；安全多一些，个人就要让渡更多的自由。自由与安全的平衡权重，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历史、习惯、社会意愿等，无法一概而论，甚至不可能有一个放之四海皆准的量化标准。

　　但类似国家监控个人信息这样的行为，必须要非常审慎，并且有严格的许可和授权程序，应该是现代法治社会的一个共识。违法监控，在法律之外偷偷摸摸地搞，无论基于何种理由，都足以成为丑闻。在中国，这不是没有惨痛的教训。

　　我想，自由与安全的问题，其实还存在一个重大的分野。对于安全，就大的方面来说，有一种是为抵御外来威胁。比如在战争状态下，或为打击恐怖主义，预防爆炸案这类恐怖袭击，而实行对个人的监控，某种程度上是防御“外部敌人”威胁国民生命。

　　还有一种监控，是为保障统治安全，而对国民实行普遍监控。在中国古代，皇权对人民的监控与刺探，正是这种情况，目的是防止人民起义和造反，保障皇权统治的千秋万代。小说《1984》所描写的也是。在这种情况下，权力的恐惧不来自于外部，而来自内部，合法性基础越脆弱的权力，其恐惧就愈甚，监控就愈烈。这种情形根本就谈不上安全与自由的平衡问题，人民既无自由，也无安全。

　　如何有效制约权力，防止权力滥用，如何避免那种既无安全又无自由的最坏的政治出现，始终是人类社会的关切所在。我想，全世界都在讨论斯诺登事件，但不同的国家因处于现代进程的不同阶段，其讨论事件的语境和引起的思考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斯诺登事件里面有美国问题，有世界问题，也折射有中国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