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台特派班加西记者 王璇

　　利比亚有种种好题，但是最想做的还是：青年人的命运。

　　从他们第一次走上街头，到一个个变成满大街海报上的烈士，到后来大部分青年人偃旗息鼓，眼睁睁看着国家的命运从自己手中滑走，到一小部分顽固的家伙从英雄变成民兵，成为各方眼中的“毒瘤”。在利比亚激变的国家命运中，青年人又最终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局？他们的“理想国”到底存在吗？他们走的路是性价比可以接受的吗？我一直很想弄清楚。

　　片子打算拍摄两个主人公，一个是“功成身退”的前民兵大学生，只要在学业上努力，他还可能会有很好的前途；另一个是受伤的民兵，生活就此毁掉，再也回不去原先的轨道。

　　“天之骄子”的部分拍摄很顺利，困难的是第二个伤兵的故事。

　　一开始，我们先后约了几个受伤民兵，都满口答应了，但是拍到第二天，他们就不接电话，从此消失了。我们当时的理解是，可能是觉得一连要被拍好几天好麻烦的吧，因为利比亚人是真的很不受控制。

　　在被放了无数次鸽子后，我们终于辗转找到了片子里的另一位主人公——拉瓦德。

　　拉瓦德很年轻，相貌英俊，但高位截瘫了。他很聪明，但又非常敏感。用他哥哥的话说，他现在“完全变了一个人”——曾经是一个开朗傻乐的家伙，现在却易怒、脆弱、颓废，待人非常无礼，动不动就让家人滚。

　　但是，如果你看到他的伤，就会原谅他对你做的一切无礼的事——他的尾椎骨完全被炸烂了，背上缝的针密密麻麻，像一片渔网。伤痛折磨得他整夜整夜睡不了觉，花样年纪就此在轮椅上枯萎。

　　在利比亚战后的诸多问题中，照顾好伤兵们明显是优先级别不高的那一个。他们是失落的一群人，但是这些情绪他们不愿轻易在外国人媒体面前流露。他们知道，你想等的那句话是什么——他们太聪明了，所以他们就是不说。

　　这才是之前我们拍摄伤兵时几次碰壁、几次半途而废的原因——并不完全是因为利比亚人的不靠谱，而是因为我们拍摄的这一群人是被称为“利比亚最为敏感、最为愤怒”的一群人。他们的情绪很脆弱，他们不愿意被看到悲惨和无力的现状，进而使得“宝贵的革命”被怀疑。

　　后来我们才知道，拉瓦德一家之所以愿意接受采访，主要是因为他们听说像拉瓦德这样的情况，在中国有治愈的先例。他们对到中国来治疗抱有希望，希望让我们能帮忙打听打听。因为利比亚政府的“伤兵救助计划”暂时还不支持送人来中国治疗，拉瓦德现在只能盼望来自中国的我们能帮上忙。

　　所以尽管知道我们的拍摄意图，拉瓦德一家还是接待了我们。但是拍摄只进行了一个小时不到，就不得不停止了，因为拉瓦德说背很痛，他要休息了。说下次等到他去医院接受物理治疗的时候，会再通知我们去拍摄。但没想到这一等，就是半年。

　　这之间来来回回利比亚好几次，却总是见不到拉瓦德，有一段时间我什么设备都不带，每天都买水果去探望他，就希望能联络联络感情，但最后也只能跟他妈妈拉拉家常，而穆斯林女性一般是不能露面的，所以跟他妈关系再好也没用，拍不了。

　　到了后来，我们都绝望了，因为发现我们如果不能拍完拉瓦德，似乎也没办法在班加西拍到任何伤兵了——因为伤兵自成一个小圈子，大家都知道你在拍拉瓦德，其他人是不会接受你的采访的。

　　所以，必须是拉瓦德，一定要“拿下”拉瓦德！

　　出于真心想帮助他，也出于要跟他们维持良好关系的原因，我赶紧想办法找人问了国内的医院，后来发现北京的301医院应该就是拉瓦德一家要找的能治病的地方。如果他们想来，《健康之路》栏目的同事也许能帮上忙。

　　而每当有机会采访到利比亚的卫生部长、国防部长的时候，我都特意询问了利比亚政府最新的政策、未来的“伤兵救助计划”，反馈给拉瓦德，希望他能够知道，我们在关心着他。

　　就这样，12月的一天傍晚，翻译终于接到了拉瓦德打来的电话，说“你们今天来吧！”

　　那已经是12月了，要知道我们刚开始拍的时候是6月，半年之后，我们终于等到了！

　　连摄像都来不及叫，拿着机器，也不管晚上拍摄效果好不好了，几乎是抱着去约会一般的激动和不安，我们赶到了拉瓦德家。在那半个小时里，拉瓦德还是一贯的没耐心、没好气儿、喜怒无常。我始终厚着脸皮，赖到了最后一分钟，终于把该问的都问了，也明白今天拍不到的以后也就肯定拍不到了，这才“悲壮”地离开了。

　　在离开的那个夜里，司机带着翻译和我，在高速上狂奔了许久——只有飙车才能够发泄了心中的愤懑！这个折磨了我们大家半年的选题，总算是——不管结果好不好——终于熬到头了。

　　回头想来，半年来，为了不失信于《世界面孔》的后期编导，一直跟各拍摄对象斗智斗勇，长出了好几根白头发。但还是很庆幸没有放弃，一直坚持到了最后。《利比亚：梦想照进现实》——我不敢妄言这个片子的效果好不好，但总算是无怨无悔，因为真的尽力了。多年后回想在利比亚做特派记者时的苦与乐，此片也必然会是一个最好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