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咳”这个略带玩笑意味的叫法，已经在外国人中间流传了十余年，近日竟被外国人白纸黑字地印入了旅游指南。简单说，“北京咳”是一种类似水土不服的反应，指一些人来到北京后便会不由自主地咳嗽，离开后咳嗽又自然消失。对于长期生活在北京的人来说，似乎并未意识到“北京咳”，但当一个国家的首都被贴上这种调侃的标签后，它反映的便就不仅仅是环境问题了。

　　“北京咳”也是咳嗽

　　“红墙绿瓦、胡同小院、古都风情……”29岁的美国人里昂说，他来北京之前，一直有个美好的北京梦。2012年7月，他作为交换生来到北京攻读硕士。起初，里昂和在美国时一样，坚持每天早上在学校周边跑步5公里。一星期后，他发现自己不由自主地咳嗽起来，白天咳几声，半夜就咳醒。

　　在与朋友的交谈中，里昂发现不少刚从外国来到北京的人，都会经历这种咳嗽过程，症状又以12月至4月较重。朋友们提醒他，外出一定要戴口罩，清晨最好不要在马路边跑步。

　　“何止是外国人，我们周围咳嗽的人也越来越多。”在北京市四惠交通枢纽附近值班的交通协管员李大姐说：“季节交替时，咳嗽声在等车人群中此起彼伏。咳着咳着，就有一口痰吐在地上。”李大姐指了指公交车牌旁、墙角里、垃圾桶边的地上，全都布满了痰渍。

　　经常往返于国内各地的张先生也感觉到了“北京咳”。“每次到北京，一下飞机就能感觉到空气中有股奇怪的味道，随之而来的便是喉咙不舒服。”张先生说，因为每次来北京时间短，虽未出现不断咳嗽现象，但却回回鼻孔里都是灰。

　　记者查阅资料发现，“北京咳”一词由来已久，1990年，国际扶轮社所办杂志上刊载的一篇文章写道：“工业国家曾经的主要城市现象——空气污染，已经散播至全世界……在北京，空气污染导致的呼吸疾病很常见，被称为‘北京咳’。”

　　虽然大多数国人还不知道“北京咳”这个概念，但北京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北京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大气所所长彭应登等环境专家都对这一说法不陌生。

　　医学领域，临床医生则对这个词语态度各异。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呼吸病研究所所长刘又宁说：“这不是一个医学名词，也不是一个学术概念；没有一个定义，也没有它的症候群，这纯是外国人编的。”

　　北京协和医院呼吸内科主任医师王京岚表示，“北京咳”也算是病，是一种气道高反应性，指气道受到某种刺激而发生收缩反应，表现为咳嗽、胸闷、哮喘等。

　　干燥污染是根源

　　气候干燥。“北京属于温带季风气候，降水偏少，和国内外一些城市相比，北京真的太干了！”环境专家彭应登说，1961年至1990年，北京12月平均降水量为2.3毫米，上海为34.7毫米，广州为23.5毫米，而美国纽约为86.9毫米，英国伦敦为79毫米，日本东京为39.6毫米。协和王京岚教授表示，北京冬春季尤为干燥，是许多呼吸系统疾病的高发期，一定程度上也诱发了咳嗽。

　　空气污染。环境专家彭应登表示，我国空气质量与发达国家有差距，尤其是可吸入颗粒物的浓度。而空气质量对人体呼吸系统的影响很大，外国人可能就是因为不适应北京空气而咳嗽，这是呼吸系统自洁能力的体现。北京冬春季处于采暖期，需要大量燃煤，随即产生大量二氧化硫等空气污染物，再加上干燥少雨，空气质量会比其他季节差。协和王京岚教授补充道：“冬春季多雾天，空气中的有害物质容易对呼吸道产生影响，引起不适或疾病。”

　　给首都带来负面影响

　　和北京烤鸭一样，“北京咳”近年频繁地出现在旅游攻略中。美国一本旅游攻略中提醒游客：“很多人抱怨‘北京咳’，但我们还不知道预防的方法。”

　　“外国人把‘北京咳’作为标签贴在北京这所千年古都上，不免让人觉得苦涩。”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夏学銮教授表示，空气污染问题关系到北京乃至中国的国际形象，有可能会给政府带来负面影响。在北京生活两年的美国人杰克表示，应该设计一个手机程序，当空气污染指数达到200时，就自动帮人订张机票离开中国。

　　据记者了解，北京大气污染是全国五大中心城市中最严重的，2011年世界1085个大城市排名中，北京排名倒数第42位。环境专家马军说，“北京咳”的确会影响首都形象，但当下我们更该重视空气污染对生活在北京的人造成的健康伤害。

　　北京医院呼吸内科副主任柯会星告诉记者，空气污染会对呼吸系统和心血管系统造成伤害。《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大气中总悬浮颗粒物浓度每增加1倍，慢性障碍性呼吸道疾病死亡率就增加38%。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劳动卫生与环境卫生学系副主任潘小川认为，除了咳嗽，环境污染日趋严重还会增加肺癌发病率。北京肿瘤防治研究办公室数据显示，2010年肺癌位居北京户籍人口男性恶性肿瘤发病的第一位，2001至2010年，北京肺癌发病率增长了56%。

　　治理污染从身边做起

　　“污染是城市乃至国家发展的一个阶段。”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环境卫生监测所崔九思教授表示，就像孩子慢慢长大一样，治理城市空气污染也需要这个过程。

　　其实，空气污染问题并不仅仅困扰着中国，在很多工业发达的国家，都曾给民众带来烦恼。“北京咳”这样的现象，国外发达国家同样经历过。

　　“雾都”曾是英国伦敦的代名词。1952年冬，伦敦发生“烟雾事件”，仅在5日到8日这4天里，死亡人数就高达4000人。大雾散去后，英国人开始反思空气污染，并为摘下“雾都”的帽子付出了半个世纪的努力。1956年，英国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空气污染防治法案，规定伦敦城内电厂必须关闭。以后的几十年中，英国针对废气排放制订了明确的处罚措施，并通过抑制私家车数量，减少了空气中的烟尘和颗粒物。到了1975年，伦敦雾日便由每年几十天减少到15天。此外，德国用了30多年、日本用了20多年解决空气污染问题。

　　从1979年开始，环境专家崔九思就在我国主持“全球环境监测系统”。“当时，二氧化硫和总吸入颗粒物明显超标，国家马上进行了治理。”崔九思回忆说，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北京治理空气污染的步伐从未停下过，经历了治理煤炉、风沙和增加绿化面积的三个阶段。

　　起初，燃煤是北京空气污染的首要来源。为解决这一问题，从1999年以来，北京城区4.4万台机关单位茶炉大灶完成“煤改气”，促使燃煤在能源比重中持续下降。此后，北京大规模调整产业结构，将首钢等200多家重污染企业关停或搬离。“治理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环境专家崔九思表示，直至2011年，全市二级及以上天数达到286天，比1998年多出186天。

　　“目前，北京空气污染问题和十年前相比，发生了重大变化。”环境专家彭应登表示，汽车尾气已成为北京空气污染的首要因素。环境专家马军也认为，近年来，北京汽车数量呈爆炸式增长，虽然开始控制，但已错过最佳时机，效果不会立竿见影。但为解决空气污染，我们可以从小的方面下手，比如增加小区和公共空间的绿化面积、治理建筑工地扬尘、管理运输渣土的大型车辆、严禁近郊私自焚烧垃圾和枯草败叶、供暖期间降低室内温度等。

　　“治理空气污染不全是政府的责任，也需要老百姓的参与，从身边小事做起。”环境专家崔九思表示，人们可以少开车，多乘坐公共交通，少吃烧烤，过低碳生活。

　　而且，环境专家彭应登表示，北京已设立35个空气质量监测站，每个小时都会更新数据，居民可以登陆北京市环保局网站，随时了解空气污染物浓度值，调整出行安排，在污染问题无法彻底解决之前，市民们出门时可以戴上口罩，家中养些绿植、多喝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