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角对我们来说，何伟笔下的中国陌生而又熟悉

1996年8月，彼得•海斯勒和他的同事亚当•梅勒以美中友好志愿者的身份来到重庆附近的小城涪陵教书两年。那一年他27岁，牛津大学的毕业生。他之前从未听过涪陵，涪陵在这之前五十多年没有见过外国人，他们互不相闻，却千里相会，他还有了一个中国名字叫何伟。
    在那年8月底的那个温热而清朗的夜晚，彼得•海勒斯从重庆出发，乘慢船，顺江而下来到涪陵，两年里，他接触也记录下了众生相，从“最幸福的涪陵人”张小龙，到“小姐”李佳丽，再到饭店老板黄小强，以及他的学生们。他写出了我们司空见惯从而熟视无睹的场景，有媒体评价道，“那是真中国，是连一些生活在中国的青年人都不知道或拒绝认识的中国。”
    在《江城》中，何伟捕捉涪陵的细枝末节。何伟在刚到涪陵时，说到了一个强烈的、无时无刻不处在被围观状态的印象，“我所见的第一样物事，乃是我自己和亚当。这有点吓人，因为在我人生中从未被人如此密切观察过，一举一动都被复述，被评估。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被谈论，被记录。”这种怪异的经验，也是我们阅读《江城》的经验。我们从一个外国人眼中看到了自己的一切都被描慕出来。这种吊诡之处在于，我们从别人的眼中看到的那一幕幕再熟悉不过的场景，其实是被陌生化的。何伟写出了他的异质经验，我们阅读的时候产生了陌生感。这种陌生不是因为真的不熟悉，而是因为距离——距离不仅仅能产生美，还能引发我们对这种熟悉事物陌生的沉思。

描写冷静客观而又细腻，真实到哀伤

他可以花很大篇幅描写一次酒局，“每一幅关于可爱河流的长卷图画中，都有十处在描绘关于白酒的争吵。张书记想要把赛老师的手挪开，服务生耐心地站在一旁，手里握着酒瓶。这是一幅地道的四川景致，两个男人在争夺杯子，一个年轻女人持着酒瓶等候。”
    他也可以极有耐心地观察山城棒棒军，“通常在冬天，棒棒军的队伍尤其庞大。他们是一群悄无声息的人，有时即使是最惨不忍睹的事故，也唤不起他们开口的欲望，他们也不出面干预，只是在看。”
    一场在学校展开的审判大会，在他眼里却变得充满戏剧性，“警察把上铐的男人带出了前门，一辆巴士在那儿等候；干部们消失了；桌子消失了；横幅被取下了；学生们回到了教室。涪陵的人们在公开事件中极其有组织性，他们的集会可以在一个钟头内完成，以及消失。十五分钟内，广场上就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
    即便是印在学生证背后的学生守则也能纳入他的视野，“学生守则的头几条是：热爱中国、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服务社会主义、服务人民；勤奋学习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思想，建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建立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勤奋学习、努力工作、掌握基本理论工作和知识职业技能。”他注意到，守则中，学习功课等其他一切都是次要的，“要紧的是保证学生们用正确的术语和政治框架来看周围的世界。”
    没有评论，没有预设，一切细节被冷静、客观地描述出来，甚至不乏幽默，如此熟悉，如此真实，真实到哀伤。

手法“一台截取中国历史的美式摄影机”

有读者将何伟比做“一台截取中国历史的美式摄影机”。“很明显，虽然何伟在讲自己身边的人和事，但他想展现的是某一类人而不是某个人。为了这个目的，他特意在中景和特写之间切换，另一方面，他不但站在旁边观察他人，也同样站在旁边观察自己。这些分析，成功地把他自己也变成了一个相对客观的实体。”
    这观察视角和写作方式也让《江城》显得更像是一部经过精心构思的纪录片。
    1990年代，正是中国社会阶层分化，时代发生裂变的开始，“对于匆匆赶路又被迷雾笼罩的中国而言，当搞不清身在何处时，何伟的纪录正可以向我们展示来时的路”，豆瓣网友锡兵评论道。这是《江城》作为“纪录片”的意义所在。
    有趣的是，2005年，在何伟离开涪陵7年后，画家刘小东和导演贾樟柯来到位于涪陵东北部300多公里的奉节县，前者创作了油画《温床》，被拍出5700万元的天价，后者创作了纪录片《东》和故事片《三峡好人》，分获欧洲艺术协会及意大利纪录片协会大奖、意大利63届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彼时，《江城》还未在中国出版。
    在贾樟柯的镜头下，何伟在《江城》中的描述一一得到印证——“它和中国的其他小城镇十分相似——吵闹、繁忙、肮脏、拥挤。”所不同的是，何伟在时的涪陵，还是一座即将消失的城市，还没有拆迁，没有移民，而贾樟柯镜头下的奉节，青石街5号，已经淹没在一片汪洋中。《三峡好人》，像极了《江城》的续集。
    随着水位线的飙升，三峡大坝附近的城市将会化成一个个“青石街5号”，彻底变成一座座江中之城，消失在水面。而那些“昏迷不醒的灌木丛，筋疲力尽的花儿，伤心的草，灰暗、迟钝的叶子”，也将在水底世界得到永远的洁净。 有人说，何伟记录下了1990年代的真实中国，写下了我们熟视无睹的中国。但相较记录，更为珍贵的是，他给我们提供了一种观察自我的方式。书评人思郁评论道：“通过一种异质经验的阅读完成自我的审视和反省，通过一种对熟悉生活的重新叙述察觉出其中的文化冲突。”

除了这些仿佛上帝视角的观察，何伟自己也是这纷繁复杂的中国小城中的一个人，他也面临着所有来到中国的外国人都面临的思想冲击：中西方的文化冲突。

无法习惯“我不是特别想呆在这儿”

海斯勒到中国后只受过两个月的短期培训。他读过马可波罗的游记和爱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对东西方文化的差别有所认识，但在涪陵居住之后，中国的现实让他处处感到惊异：校园围墙上的宣传口号就像古文明的图腾或咒语；推不掉的酒局法则和酒量排名则像是故作神秘；校领导以难以拒绝的淡淡微笑对他们实行特殊照顾；出租车司机大街上毫无道理地一路鸣笛，等等。直到他从大学新生的军训中听到中国的爱国主义在一系列历史事件中的回音，才逐渐理解了中国人的生活要素和精神特点（当时有点偏左）。
    海斯勒参加了涪陵新年长跑并获得第一名，当地人却为此感到羞耻，报纸也以此激发国民的爱国主义精神。香港回归的种种宣传活动，更使他对中国人的爱国主义印象深刻。但在三峡移民和公共生活中，中国人群情激愤的爱国激情背后消极的集体围观主义，“在涪陵，经常会有群众围聚，但我很少看到他们在某种道德意识的驱动下，形成一个团体。……在这儿，好像一般市民对陷入麻烦的人的反应是：那个不是我的兄弟，不是我的朋友，不是我认识的人，看他受罪挺有意思的。当这里出现了严重的车祸时，人们会冲过来，边跑边热切大叫道，‘死了吗？死了吗？’”
    “消极的集体围观”是中国人由来已久的劣根性，鲁迅在《藤野先生》中就曾谈到它，但直到此时仍让一个美国人为之惊讶。海斯勒在这里用了很大篇幅来反思中美文化的差异。但他的结论是：“这里有人类的历史，有长江的历史，当它们相互冲突，永远改变这个地方时，我不是特别想呆在这儿。”

无法被接纳“我们依然是外国人”

《江城》中，何伟写到的最后一场冲突发生在他离开涪陵之前。他和同事亚当想拍一些片子，作为他们曾经在这个小城生活过见证。他们想拍下一切关于涪陵的记忆，他们走过的街道，生活过的校园，交往的学生，结交的朋友，还有那些依然生活在这里的普通人。何伟原本以为，普通人很难拍，只是因为他们发现你正在拍摄，就会放下手头的正在做的事情，充满好奇地围观和追问。他没有想到还有另外一种“好奇”，一种政治敏感性的“好奇”。在拍摄的间隙，一个自称“市民”的人很突兀地出现在了他的面前，呵斥他“禁止拍摄”，“这是违法的”。
    这次冲突发生的缘由不是因为这位“市民”的敏感性，把他们误读为记者，而是因为那些不明真相的群众围观。何伟说到了他匆匆逃离围观时的一个印象，“我所能见得的只是一群模糊的脸”。还有他从这次拍摄中领悟出的经验：“它所展示的，只是直白的，关于涪陵生活的无用的真相：在两年后，我们依然是外国人，即在我们的行为方式中，也在人们看我们的方式中。”
    最让人感觉到悲哀的莫过于此。他在这个城市生活了两年，极力融入当地的生活语境，把自己当成了一个当地人，说着蹩脚的中文，吃着抄手，呼吸着污浊的空气，奔跑在崎岖湿漉漉的山道上。但最终的真相还是“我们依然是外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