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蛙》用五封信和一部短剧匆匆记叙了“姑姑”的一生，从中融入历史反思，再现了惨烈而悲壮的历史场景，凸现了强烈的生命意识和悲悯情怀。

人文关怀《蛙》是一部“彻彻底底”以“人”为主题的小说

文学是人类文化的一种样式，所以也有人将文学定义为“关于人的哲学”。莫言的新长篇小说《蛙》，就是一部“彻彻底底”以“人”为主题的小说。故事发生在山东省高密东北乡，这是莫言许多小说中一贯用到的场景。“姑姑”是一位身份复杂的乡村医生，她一生坎坷的命运贯穿了整部小说。抗日战争时她曾与父亲勇闯平谷，后因男友逃到台湾惹上了一身骂名；年轻时她是计划生育国策的支持和执行者，老年时她面对“我”的超生却睁只眼闭只眼。
    “姑姑”年轻时的豪言壮语与年老时的唯唯诺诺形成了鲜明对比，在变化中阐释了生命的坚强与脆弱会因环境而变，因此人性的诸多因素也并非一成不变。相比莫言的其他小说，《蛙》对人性的剖析与批判更为深刻，对社会的剖析也一针见血。通读小说，能感觉到作家虽然始终在写家乡的故事，却已经跳出了故事的本身，站在人类和人性的角度去写“人”，这也是许多小说作家追求却没能达到的目标。

创新《蛙》塑造了姑姑这一具有普遍人性的典型人物形象

《蛙》的最大创新，主要体现在姑姑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她使人们触摸了中国五六十年代乡村女妇产科医生的经历和灵魂，引发了读者深深的共鸣，是一个成功的“不重复”。莫言说：“故事是很容易重复和衰老的，与农民工、计划生育等这些时代语词相关联的故事会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褪色和陈旧，甚至退出人们的记忆，但凝聚了普遍人性的典型人物形象是会永存的，比如阿Q、孔乙己、包法利夫人等等。”现实中的姑姑可能哪里都有，但小说中姑姑这样的人只有在那样的时代里才可以产生，这又是文学上的加工。这跟整个的社会背景，跟五十年来的社会政治、文化生态都不无关系。

态度生命鸣唱：对生命的敬畏

小说《蛙》的中心词是“计划生育”，但这只是浅层表象，在这一中心词背后，隐藏着的是莫言对生命、生殖繁衍的敬畏和膜拜。读《蛙》，读者会时时感到残酷：一是小说情节和人物命运的残酷，再者是莫言客观冷静地书写他人灵魂深处极致痛苦的残酷。
    《蛙》里的一切无不指向“生命”二字，主要人物的名字、故事情节，甚至刊物的名称都在为生命鸣唱。作品中寓言式、象征式的塑造手法，将小说推向一个更高的层次，即关照生命、歌赞生命、敬畏生命。

历史理性借生育写民族现代化进程的历史

莫言曾言，《蛙》在自己的写作历史上占有重要位置，是自己比较满意的一部作品。《蛙》以计划生育这一敏感题材为背景，塑造了乡村妇产科医生、计划生育干部“姑姑“这一典型形象。在姑姑身上，既有圣母般的光环，又有地煞般的狰狞，亦神亦魔的合体人格。姑姑是烈士后代，父亲曾是白求恩的弟子，是八路军西海地下医院的创始人。她很小的时候就经受了日本人的严刑拷打、威逼利诱，但坚决不屈服。新中国成立后，姑姑成为新法接生的积极实践者，她一生接生近万人，晚年被高密东北乡人民称为送子观音、活菩萨，但她也是计划生育战线的干部，她铁面无私，为了计划生育工作，她扒房拆屋，对孕妇围追堵截，死在她手上的孕妇和小生命也不在少数……姑姑晚年生活在地洞中，以捏泥娃娃表达忏悔，是莫言对人在历史场域中的自我担当、自我忏悔意识的呼唤。
    有观点认为，若把《蛙》看作只是写了敏感题材而向西方诺贝尔奖的谄媚与迎合，那样实在是小看了莫言。《蛙》借计划生育题材和姑姑的形象，实际上写出了一部民族生育史，或者说是借生育写出民族的现代化进程的历史。

苦难艰辛《蛙》写出了在文化和现实的双重挤压下的选择困境

《蛙》呈现的事件，是民族的悲剧、底层的悲歌，同时又是呈现了无奈的现实、走投无路的困境。置身故事其中的人们，如所谓“超生“的人们，他们要传宗接代，要延续香火，要养儿防老，都是传统文化、宗法社会下正确的观念意识，都是合理的自觉选择，也是缺乏国家保障制度下，小民自保的微薄的希望寄托，在文化和现实的双重挤压下，他们的选择实属无奈之举。《蛙》写出了这种困境，这种民族性的悲剧，这种民众的被遮蔽的苦难和悲凉。而且，这种困境在于它是难以用道德评判的，正如作品中的女一号“姑姑”，她是好人还是坏人？是可恶、可恨还是可悲、可怜？简单的套用价值判断会让我们进退失据。最核心的一点是，莫言写出了我们的民族、国家和国民所经历的独一无二的困境、痛苦经历。

终点《蛙》是一部究天命的小说

很多评价认为，比之《檀香刑》、《生死疲劳》等，《蛙》有一点点不同，它稍稍平稳，不算特别“拿腔拿调“，作者难得放缓语速，慢下来“开枝散叶”。《蛙》以生育追问天命，很高妙。生殖，是自然赋予人类的道义与职责；承宗庙、繁子孙，是民族传统最根深蒂固的精神支柱。道义与职责的有限与无限，显然是一个无法得出对错的终极性命题，但这个终极性命题中的困厄得由凡间的人来承担。对天命的追问，由《蛙》里的姑姑提出。这也被认为是小说最有力道之处。

笔法“把自己当罪人写”的文学理念的实践

莫言曾表示，“《蛙》在我的写作历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是我比较满意的一部作品，因为这是一部开始执行自我批判的作品，是我提出的“把自己当罪人写”的文学理念的实践。
    “在小说里面，我写到了“忏悔”这个问题”，具体而言，比如话剧部分，借“姑姑”之口说“罪是不可赎的”，犯下了罪就是客观存在的，只能在罪过的基础上做一些好事，要想弥补是不可能的，自杀也不是悔罪的方式，自杀是逃避，犯了罪要经历灵魂的煎熬，一直到生命的尽头。”

思考历史合理性不能为个体非理性开罪

有观点认为，《蛙》的重要价值就在于，一方面承认现代化历史进程的合理性，承认个体在这一进程中的无能为力与无辜，另一方面，又表现出个体不能以历史进程的合理性来开脱个人行为的罪恶感，而忏悔与赎罪是十分必要的。这就是为什么莫言要以给日本友人杉谷义人写信的方式进行叙事。杉谷义人正是侵华日军司令杉谷的后人，这位日本先生同样有着需要替历史忏悔和担当的意识。小说中蝌蚪通过让陈眉代孕的方式夺人之子，致使陈眉精神失常的描写，就是对人的贪欲以历史合理性的方式进行的狡辩。莫言的《蛙》具备了在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之间的叙述张力，这种张力的获得，使得《蛙》具有了复杂浑厚的艺术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