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纪念遵义会议80周年,遵义市委宣传部加大统筹协调力度,积极争取上级支持,精心策划相关工作,各县(区、市)的宣传工作也有序推进,全市活动氛围不断升温。
橘园中担架上的谈话,使原来在黎平会议决定的在遵义地区召开会议又增添了一项重要的内容,那就是请毛泽东同志出来指挥,即要求进行人事上的变动。于是,遵义会议的核心内容就这么定下来了。
遵义会议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伟大胜利,它是付出了重大代价换来的。历史一次次告诉我们:实事求是,就能绝处逢身,化险为夷;反之,就可能大难临头,全军覆没。
遵义会议是我们党第一次在没有共产国际的干预下,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会议。
正是由于有坚定的信仰和必胜的信念,所以才能历经磨难而不垮,屡遭挫折而不散。
这次会议根据民主集中制、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取消了“左”倾错误领导人的指挥权,对思想上还未认识到错误的领导人,采取了耐心等待的态度。
务求必胜就要敢于坚持真理,只有坚持真理才能保证党和红军从胜利走向胜利。真理有时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橘园中担架上的谈话,使原来在黎平会议决定的在遵义地区召开会议又增添了一项重要的内容,那就是请毛泽东同志出来指挥,即要求进行人事上的变动。于是,遵义会议的核心内容就这么定下来了。
张闻天的“反报告”是遵义会议上的主导意见,得到了周恩来和除博古、凯丰和李德以外的其他同志的完全同意,为遵义会议彻底否定“左”倾军事路线作了很好的铺垫,也为毛泽东的发言奠定了基础,从而立下头功,永留史册。
伍修权同志也曾在回忆录中写道:“客观地讲,促成遵义会议的召开,起第一位作用的是王稼祥同志。”正是王稼祥这“关键一票”,在历史的重要关头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张闻天作“反报告”的话音刚落,毛泽东便一反常态,站起来说:“我来说几句。”他点名批评了博古、李德,指责他们无视红军打运动战的传统策略:“路是要用脚走的,人是要吃饭的。”
毛泽东(1893年—1976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朱德(1886年—1976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红军总司令兼红一方面军司令
陈云(1905年—1995年)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长征开始时为红五军团中央代表,军委纵队政治委员,遵义警备司令部政治委员
周恩来(1898年—1976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总政治委员兼红一方面军政治委员,长征开始时为中央“三人团”成员
张闻天(1900年—1976年)又名洛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主席
秦邦宪(1907年—1946年)又名博古,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长征开始时为中央“三人团”成员
王稼祥(1906年—1974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
邓发(1906年—1946年)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
刘少奇(1898年—1969年)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长征开始时为红八军团中央代表,黎平会议后任红五军团中央代表
何克全(1906年—1955年)又名凯丰,共青团中央书记、长征开始时为红九军团中央代表
刘伯承(1892年—1986年)红军总参谋长、军委纵队司令员,遵义警备司令部司令员
李富春(1900—1975年)中央候补委员、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
林彪(1907年—1971年)红一军团军团长
聂荣臻(1899年—1992年)红一军团政治委员
彭德怀(1898年—1974年)中央候补委员、红三军团军团长
杨尚昆(1907年—1998年)中央候补委员、红三军团政治委员
李卓然(1899年—1989年)红五军团政治委员
邓小平(1904年—1997年)中央秘书长
李德(1901年—1974年)原名奥托·布劳恩,共产国际驻中共中央军事顾问,长征开始时为中央“三人团”成员
伍修权(1908年—1997年)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