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皇帝：一个“守成”尚且勉强的道德皇帝

本文摘自：鲁东大学本科毕业论文，作者：张娜（鲁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专业历史学），原题：《从官员任免看道光帝在鸦片战争时期的对外政策》

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已有许多学者对其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而作为当时的最高决策者的道光皇帝却一直不是人们研究的重点，虽然近年来已有些成果但这还远远不够。道光帝是鸦片战争中清朝的组织者和决策者，他对战争的态度和措施对当时的战局有着举足轻重的决定性影响。

近来对道光帝与鸦片战争关系的研究主要有三种观点：

一种意见认为从道光帝在鸦片战争中的表现看，基本上是一个投降派；

一些人认为道光帝基本上是主战派；

还有不少论者提出，道光帝在鸦片战争中是一个速胜论者。

[1]本论文并不想把鸦片战争中的道光皇帝归为哪一派，打上一个标签，最高决策者可以根据战况随时调整自己的对外政策，他所考虑的是当时条件下在他认知范围内的利益最大化的对策。因此从一个侧面就是道光帝在一些重要的情况下采取的措施--官员的任免来分析一下当时情况下道光帝的心态及他的对外政策。

鸦片战争历时很长不仅有战前准备，也有战后的影响都可以看作是鸦片战争的一部分，论文所涉及的时间是从1838年到1842年8月《江宁条约》的签订这一时间段里的重大的人员调动。主要分为五次前奏阶段，惊愕阶段，决意安抚阶段，奋起与再奋起阶段和崩溃阶段，在这五个阶段中道光帝有着不同的态度和政策。

一、前奏阶段：鸦片战争前道光帝的对外政策

提到鸦片战争，它的前奏就是虎门销烟，因此前奏阶段可以分为两部分：（一）1838年道光帝任用林则徐钦差大臣；（二）1840年（道光二十年）1月道光帝的人事调动。

（一）1838年道光帝任用林则徐为钦差大臣

在这一阶段，我们将分析道光帝为什么选林则徐担任钦差大臣，并分析道光严禁鸦片的政策。

当时的大清王朝正在为一件事情而烦恼不已就是鸦片问题。清朝历来严禁鸦片，雍正十年（1729年）所立禁烟法则是目前能见到的最早的禁烟法令。到嘉庆时清政府也禁止鸦片输入，道光帝对鸦片也采取相同立场。虽然清王朝采取了一系列严禁措施，但鸦片却屡禁不止，更有愈演愈烈之势。道光元年（1820年）鸦片年输入量在五千九百五十九箱，到道光十八年（1838年），鸦片的年输入量已增至四万零二百箱。于是道光十六年（1836年）太常寺少卿许乃济上《鸦片例禁愈严流弊愈大亟请变通办理》折提出弛禁鸦片的主张，到了道光十八年，鸿胪寺卿黄爵滋奏《请严塞漏厄以培国本疏》提出吸食鸦片者，以死罪论处的主张。对此道光组织了两次大讨论，道光帝此举意在寻求一种更有效地禁烟之法，而不是像有些论者所言此时他还没有下定决心禁烟。虽然道光帝通过讨论集思广益，但它是一个守成之君没有进行大刀阔斧改革的智慧和气度，最后以决策者的角度在原来力主海禁的老套路上改变了一小步即在广东派钦差大臣查禁鸦片，于是这一年的十一月十五日道光帝在连续8次召见林则徐商讨禁烟对策后颁给了他钦差大臣关防，林则徐赴粤查禁鸦片去了。至此，可以分析一下，道光帝为什么会派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呢？

林则徐，字少穆，福建侯官人，少警敏，有异才。嘉庆十六年进士，授编修。此后历任杭嘉湖道、淮海道等官。在仕官生涯中，显示出自己廉洁勤政的正派作风。道光二年，道光接见他时说：“汝在浙省虽为日未久，而官声颇好，办事都没有毛病，朕早有所闻，所以再叫汝去浙江，遇有道缺都给汝补，汝补缺后好好查吏安民吧”。[2]后林则徐又出任江苏按察使、河东河道总督，道光十二年，出任江苏巡抚。此时任湖广总督。

黄爵滋上书后，林则徐是积极支持黄爵滋的，他也主张严禁吸食，可道光帝选的钦差大臣却是严禁海口，另外支持黄的还有两江总督陶澍，湖南巡抚钱宝琛等人，林则徐为什么会脱颖而出呢？这是与林则徐的公正廉洁分不开的。道光三年（1823年）林则徐担任江苏按察使时“决狱平恕，民颂之曰林青天”[3]。后林则徐担任江苏巡抚，道光谕曰“知人难，得人尤难，汝当知朕之苦衷，一切勉力而行，毋负委任，朕有厚望焉。”[4]由此可见，林则徐是深得道光帝信任的，再加上他勤于政务公正廉洁（这一点正是查禁鸦片的必要条件），当时官场腐败，查禁鸦片要想取得成就，这位钦差大臣就应当能抵御各种贿赂诱惑刚正不阿，而林则徐就是这样一个人。同时林则徐在禁烟上也非常主动，不但上奏折提出更具体细致的禁烟办法还身体力行。道光帝对林则徐在湖北，湖南拿获及首缴烟土烟膏共一万两千余两，烟枪一千二百六十余杆，于八月十七日发出上谕称其“所办甚属认真，可见地方公事，果能刷新精神，实力查办，自可渐有成效。”[5]至此明确了道光帝在查禁鸦片上的坚决态度，作为最高统治者道光帝一开始就主禁，随着讨论的兴起和深入，他担心查禁鸦片的方法不对，但对于是否查禁鸦片这个问题他是不会存有疑虑的。而许乃济已于本年的九月十一日降六品顶戴，以示儆惩了。

（二）1840年1月道光帝的人事调动

这里紧承上一阶段，林则徐等人在广东查禁鸦片颇有成绩，而中英双方却因此发生了战争，在对外政策上道光停止了中英贸易以为一劳永逸，对禁烟问题也认为将近尾声于是做了一番人事调动。

从1838年到1839年林则徐和邓廷桢等广州官员协力查禁鸦片，在这段时间共查获鸦片83.5万两并进行了轰轰烈烈的虎门销烟此举也为英国人打开中国大门提供了借口，中英双方小有摩擦，到1839年（道光十九年）中英双方进行了穿鼻海战，虽然我们已无法知道当时的真实情况，但道光帝看到的肯定是捷报。远在北京的道光帝是不会了解当时广东的情形的，多会受到地方大员的牵制，他根据林则徐等人的奏折，对当前“英夷”的不恭顺行为感到不可理喻，而他也深知林则徐办事谨慎，中方又报穿鼻获胜，道光帝以历来的天朝上国的心态感到英国人不足为虑。在当时的情况下，清政府普遍认为通商就是给“蛮夷”的恩惠，如果他们不恭顺，就不应该再有这样的恩惠，而且还有前例相鉴即1834年（道光十四年）律劳卑来华。于是道光帝认为断绝通商足以惩戒“英夷”并警告其他国家。1839年林则徐遵照道光的谕令宣布自本年的十一月一日（12月6日）停止中英贸易，道光还不放心又再次谕令林则徐照前旨遵令即“令将该国船只尽行驱逐，绝其贸易，并谕以区区税银何足计论。……是名为禁止英国贸易，而流弊益多，殊非核实，办理之道，著林则徐即将种种弊窦筹画堵塞。”[6]而且道光帝认为这是一种“一劳永逸之策”。

这一时期的人员调动早在1839年4月22日（三月九日）林则徐就被调任两江总督（未任），到1840年的1月林则徐又改任两广总督而没有了钦差大臣之权，与此同时两广总督邓廷桢也于1840年1月改为两江总督，本月21日道光帝又调云贵总督伊里布（满人）为两江总督，邓廷桢为云贵总督，没过五天1月26日邓廷桢又成了闽浙总督，桂良成为云贵总督直到鸦片战争结束后的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我们知道清朝的总督巡抚多由皇帝所倚重的朝中大臣所担任，而在这些总督当中直隶总督因地处京畿重地所以地位最显赫和重要，而其次便是两江总督。由上面人员调动我们可以看出邓廷桢在一个月间三易其职，而在两江总督这个显赫的位子上则由林则徐→邓廷桢→伊里布，从1840年1月的人事调动来看，禁烟已经取得了重大成果，钦差大臣暂时不需要了，让林则徐继续在广东治理，而在重要的两江总督任上换上了伊里布，对于邓廷桢皮球似的职位调动，看出道光帝找不到一个合适的位置来安排这一位禁烟大将，反映了道光帝此时还没有形成明确的对外政策，最后让邓廷桢担任闽浙总督可能有让其辅助林则徐之意。

据此分析当时道光帝对禁烟虽有重视但绝没有把它看成是一项关系国家命运的事情而各地大员（除广东）对待禁烟也只是在执行着历来已久的命令。广东地区发生了中英摩擦，道光帝认为林则徐可以妥善处理，中间难免纷杂因为英国此时醉翁之意不在酒，但道光决定一劳永逸断绝中英贸易。我认为道光虽然考虑到长期断绝贸易往来可能会产生一些流弊如税银的减少，但他绝没有预见到会引发一场战争，有人说林则徐不是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吗，他也没有预见到中英双方的战争吗？这里我同意茅海建先生的说法，林则徐也没有预见到会有一场战争，相反他认为这只是英国人的“恫吓”，不足为惧。1839年11月21日（十月十六日）林则徐奏称，义律“私邀夷埠兵船前来，以张声势”；1840年3月7日（二月四日）奏称，“有谓英夷会集各埠兵船同来滋扰者……本系恫吓，固不足信”；1840年3月29日（二月二十六日）奏称，“传闻该国有大号兵船将此到粤……谅亦无所施其伎俩”[7]，正是林则徐的这些论断深深地影响了道光帝。

二、惊愕阶段：1840年6月以后道光帝的对外策略

这一时期中英之间鸦片战争爆发，出于本能反应道光再次调兵遣将准备对英国人予以反击。

1840年（道光二十年）6月21日（五月二十二日）英国侵略军的舰船开到中国海面，封锁珠江口，鸦片战争爆发了。英军见广州（主将林则徐，关天培）防守严密，北上厦门（主将邓廷桢）于7月3日（六月初五日）炮击厦门后北上到7月5日定海失陷，这是中英鸦片战争中中方第一次失地的战斗。当时管理定海的大员是浙江巡抚乌尔恭额，浙江提督祝廷彪。按当时的驿递速度，7月24日道光帝收到定海失陷的消息后，先是惊愕而后肯定是震怒。我们看出当时信息的阻塞对于清政府的最高决策者道光帝无疑是一个极大地限制，当他收到来自浙江，广州的战报时当地的战局又有了新的情况，如果道光帝不能高瞻远瞩早做筹划布防，那么在整个战争中清朝的决策机构几乎是陷于失灵，又因道光帝并不亲临战场他的指示决策又难免空洞和存在偏差。道光帝并不是一个具有雄才大略的君主也不是一个昏庸之辈但作为一个封闭大国的君主，收到定海失陷的消息震怒之后便是出于本能的还击，继而就是想知道为什么这个“英夷”会向“天朝”开火，它何以敢向“天朝”开火？

于是道光帝斥责乌尔恭额，祝廷彪“毫无准备，形同木偶”[8]将二人革职，命福建提督余步云驰赴浙江剿办，又命闽浙总督邓廷桢，两江总督伊里布各派兵援浙，后随着战局的变化8月4日（七月七日）道光帝调邓廷桢赴浙主持军务，又任刘韵珂为浙江巡抚，8月6日（七月九日）又令两江总督伊里布为钦差大臣，前往浙江主持军务。这又是一番人事大调动，前面我们已提到过两江总督伊里布，看来值此危急时刻作为主帅必是道光的干将。

伊里布，字莘农，镶黄旗红带子。嘉庆六年进士，1812年（嘉庆十七年）外放云南，作为通判之类的地方官逐级晋升，曾任云南巡抚“时阮元为总督，伊里布和而有廉，有政声”[9]，后擢云贵总督，“以久任边疆，镇抚得宜”。由此伊里布善于处理边疆事物，并深得道光信任。

另外此时调入浙江的还有余步云，刘韵珂和邓廷桢。

余步云，四川广安人，曾在平定川楚白莲教和张格尔叛乱中屡立战功号称“宿将”。

刘韵珂，字玉坡，山东汶上人。由拔贡授刑部七品小京官，后一路升迁历任云南盐法道，浙江广西按察使，四川布政使。

邓廷桢和林则徐一样也是“廉而有政声”，曾因失察夺职，但“宣宗知其无私，特免遣戍，予七品衔，发直隶委用。”“治皖十载，政尚安静，境内大和。”[10]同时在禁烟运动中，邓廷桢也表现突出，而前面的厦门之战的情况此时道光帝已知晓。

此时浙江的防务阵容是比较强大的，道光的意思也很明确，即行进剿收复定海。前面我们也提到道光也非昏庸之君，在惊愕之后也想知道英国人为什么会如此“大胆”。于是1840年8月9日（七月十二日）发出谕令，如果英船没有桀骜情形，可以接受他们的禀帖并进呈。这一谕令的发布，有许多论者往往将其看做道光帝在对外政策上早有安抚之意，或说道光帝是投降派的一个表现，我都不同意这些观点。而后直隶总督琦善进呈了《巴麦尊子爵致中国皇帝钦命宰相书》，这份文件对道光的对外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

三、决意安抚阶段：1840年9月道光帝的人事调动

这一阶段道光帝主要的对外政策就是决意实行安抚之策，辅之以军事防备，通过1840年9月的人事调动其根本上还是为此时的战局寻求一个稳妥有效地解决方式。

英国的《巴麦尊子爵致中国皇帝钦命宰相书》呈到了道光帝的面前，道光皇帝的疑问也有了答案。据蒋廷黼先生研究认为中英对这篇文件存在翻译问题，道光帝看到的文件中“那封书的前半都是批判林则徐的话，说他如何残暴武断，后半提出英国的要求”[11]。“按照不熟悉西方外交词令的道光帝和琦善的理解，前面对林则徐的指控属于'伸冤'，后面的各项要求属于'乞恩'。”[12]作为一个“天朝”的皇帝道光帝有一种对待外夷的定势思维，他绝不可能用平等的心态来看这份文件，而“伸冤”和“乞恩”又甚合其心态于是道光帝知道了英方对林则徐甚为不满，而且请求再施恩惠。林则徐是道光帝选出的钦差大臣，而且临行前八次召见面授机宜，怎么会引出这些事端，参照前面上谕中道光帝认为停止中英贸易会生出许多流弊，让林则徐“筹画防堵”所以当时道光帝可能先考虑到林则徐没有解决好流弊，继而认为这是中英贸易断绝所引起的，考虑到1834年律劳卑因贸易不成而炮击虎门，将军舰开进黄埔，这次也应是因为断绝了中英贸易，而使英国人变成了“亡命之徒”。这也是后来道光惩办了林则徐恢复中英贸易后对英方的其他要求不能接受的原因。当然道光帝不会看到英国发动这场战争的根本目的，虽然《巴麦尊子爵致中国皇帝钦命宰相书》中提到了许多要求（这里采用蒋先生的说法）在道光看来还是比较恭顺的，而对于定海的收复伊里布也迟迟没有送来捷报。如果中英之间真的打起来那将是糜饷劳兵的，道光要考虑的事情很多，他所关注的不只是广东、福建、浙江等沿海地区，对于“英夷”他是不放在眼里的称其为“区区小丑”这也成为道光决策的致命伤，在这方面他也不想花太多的时间与精力，通过权衡后他做出了实行抚策的决定。也许有人会认为道光帝根本就是妥协甚至是投降，这都是不足信的。在中国古代帝王的统治策略中就有剿抚两策而道光也确是权衡过的虽然他的政策在以后的结果来看并没有产生实际的效果。他在给伊里布的奏折批复到“朕立意如此羁縻，想卿亦以为然也。再本因办理不善致彼狡焉思逞有以召之也，若再误之于后，衅端何时可弭？且英夷如海中鲸鳄，去来无定，在我者七省戒严，加以隔洋郡县，俱当有备，而终不能我武惟扬，扫穴犁庭。试问内地之兵民，国家之财赋，有此消耗之理乎？好在彼志图通商，又称诉冤，是我办理得手之机，岂非片言片纸，远胜十万之师耶？想卿亦必以腾这识见以为是也。”[13]

所以从当时情况看行抚策也并非无道理，于是琦善（满人）当上了钦差大臣，林则徐和邓廷桢成了当时责任的承担者。

琦善，字静庵，博尔济吉特氏，满洲正黄旗人。由恩荫做官，“道光五年，京察，诏嘉其明斡有为，能任劳任怨，加总督衔”[14]。后治理漕运，历任两江总督，山东巡抚，四川总督，直隶总督。“琦善久膺疆寄，为宣宗所倚任”[15]。琦善也是道光所倚重臣，他当时的身份是一等侯爵、文渊阁大学士、直隶总督。所以在林则徐办事不利的情况下，道光又派出了办事果敢的琦善，期望他可以解决这件事，不再生出事端，给他的办事方针是“上不可失国体，下不可开边衅”[16]，于是就有了1840年9月的人事调动：任命琦善为钦差大臣赴广东查办事件；林则徐和邓廷桢二人交部严加议处，命两人来京，10月3日（九月八日）两人便被革职；云南巡抚颜柏焘为闽浙总督。这次人事调动反映了道光决意实行安抚政策，当然他也让琦善作防守准备，而对林、邓两人的惩处则主要是为了堵住英国人的口，两人可以随时起用，而各官员在任上因失职被革职也是常事，他们因为没有办好因断绝贸易产生的“流弊”生出事端所以两人在更大程度上是因为失职而受惩。

至此从鸦片战争到现在，道光帝已对整个事件有了大体的了解而且拟定了初步的策略，虽然道光没有预测到将来的战争，但他相信这件事很快就会解决了，于是为节省军费，他开始令沿海各省裁撤兵力了。

四、奋起与再奋起阶段：中英宣战后道光帝对外一意进剿

在此阶段道光通过中英宣战后的人事调动和1841年10月宁波失守后的人事调动组织了强大的人力物力奋起反击一意进剿，但都以失败告终。

琦善南下了。浙江的伊里布善于处理边疆事务，这时面对船坚炮利的英国人不免心生疑惧，果真作战，能收复定海吗？所以伊里布始终没有渡海作战，但道光的任务也不能不完成，而在此道光帝意行抚策了，其原则是“上不可失国体，下不可开边衅”，于是伊里布开辟了浙江的和谈。

琦善到广州后，道光也谕令“看此光景，该夷反复鸱张，恐难以理谕，比当一面谈说，一面准备多方羁绊，待其稍形疲备，乘机进戮，方可制伏也。”[17]指示琦善做好两手准备。而琦善的谈判并无显著效果，“英夷”却更加蛮横桀骜，要求也更为道光帝所不能容忍并以战争相威胁，道光于是让琦善准备“剿办”。到了12月底道光便发出“乘机进剿，毋得示弱”并增兵广东。到了1841年（道光二十一年）1月6日（十二月十四日）道光即谕令：“逆夷要求过甚，情形桀骜，即非情理可谕，即当大申挞伐……逆夷再或投递字帖，亦不准收受，并不准遣人再向该夷理谕……”[18]。看来此时道光已决意进剿了，他不曾想到英夷如此难缠，惩办林、邓二人，任命钦差大臣赴粤谈判，它却嚣张起来，态度不恭顺恐怕是道光帝最不能容忍的了。即使开边衅会劳民伤财，此时也不得不对他们“大申挞伐”采用剿策了。但这时道光仍没有看清英国人的真实面目，他认为对“英夷”示以兵威，定能让其恭顺。于是道光不得不重新调兵遣将，启用了林、邓二人协助琦善进剿“英夷”，对于伊里布也命令他，克服定海。英国方面也不甘示弱，1841年1月7日（十二月十五日）攻占大角、沙角炮台，1月26日（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四日）又侵占了香港。这些无疑让道光皇帝大怒。1841年1月27日（正月五日）清政府对英宣战，道光开始一意进剿了。

三天后，道光派出了“剿夷团”令御前侍卫内大臣奕山为靖逆将军，户部尚书隆文、湖南提督杨芳为参赞大臣协助奕山赴粤剿办收回香港，并从湖北、四川、湖南、贵州、云南、陕西等省调兵一万五千人赴粤。

奕山，宗室隶镶蓝旗，虽无赫赫战功，也没有廉洁的政声，官僚贵族习气浓厚，但颇得道光宠信。道光派出杨芳辅佐，另外广州还有林、邓二人可备咨询。杨芳，“贵州松桃人，15岁从军至此已戎马55载身经百战。以参加平定川楚白莲教而官列总兵、署固原提督，因平定河南天理教而获云骑尉世职……他一生最显赫的业绩，在道光初年平定张格尔之役，是时他以参赞大臣的身份，率兵穷追，擒获张格尔，槛送北京。”[19]由此看来道光任用杨芳也是想让他发挥神威，意图奋起，挽回败局，收复失地。

到2月10日（正月十九日）伊里布也被撤职由裕谦接替为钦差大臣，赴浙江处理军务，在浙江也要进行一场恶战了。裕谦，“字鲁珊，博罗忒氏，蒙古镶黄旗人。功臣后裔，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进士。先后任主事、知府、按察使、布政使、巡抚、总督，颇有威望。……是满洲大员中少有的主战人物之一。”[20]

受广州巡抚怡良的揭发，琦善也于2月26日（二月六日）被革职，押解回京。此时奕山一行还没有到达广州。英军却连陷虎门、乌涌炮台，所以杨芳到粤后便着手议和，不敢言战，奕山到达后组织的广州之战也遭惨败。双方于5月27日（四月七日）签订了《广州和约》而奕山的奏折上却捷报不断，蒙骗道光帝。这时坐镇东南沿海其他省份的是闽浙总督顔伯焘（驻厦门），两江总督裕谦（钦差大臣，驻镇海）正在加强防务。

从《广州和约》的签订到1841年8月中英双方处于休战期，道光帝在这段时间终于也有时间可以对整个战争进行一番梳理，他思考了前段时间的整个战局，林、邓、伊、琦四位重臣要么开启事端要么无力解决流弊挽回败局而任用新人有一定进展（奕山的谎报），道光不免更加恼怒，对这四位大臣纷纷加以重罚。

这一切又随着英方新的侵华全权代表璞鼎查的到来，东南局势又日趋紧张。顔伯焘和裕谦都加强了厦门，定海、镇海等地的防务力量与工事。而英方决意扩大侵华战争，1841年8月26日（七月初十）英军攻陷厦门，10月1日（八月十七）再陷定海此后镇海宁波相继失陷。道光惊慌了，他所看好的大臣，看重的防御设施却不堪一击。

宁波失守后的人事调动。随着战事的吃紧，清军方面多有死伤为了稳住阵脚，宁波失守后，清政府派出杨威将军由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奕经担任，对顔伯焘的失守给予降职，裕谦已死，对余步云在战争中的不战而逃后对其逮捕审讯，授怡良为钦差大臣赴闽，命牛鉴为两江总督，文蔚为参赞大臣赴浙剿办，又先后调湖北、江西、安徽、河南、湖北、四川等省共计两万名清兵赴浙江，又调武官精英贵州义安镇总兵段永福四川游击张富及守备千总几十人赴浙。道光此时组织如此强大阵容希望“大兵云集，克期进剿”[21]，实现再奋起。而奕经不止担负挽回败局，收复失地的重担还有道光帝对他深深地期望。奕经，贝勒绵懿子隶镶红旗，虽也担任要职却并无多少实战经历也没有制敌良方，因常在道光身边而被信任。奕经的浙东之行犹如一场闹剧，在中英烽火交接时显得格格不入。这不仅让我们反问这是道光帝失察还是朝中无人？牛鉴文蔚也非制敌有方而多有主和之意，他们组织的浙东反攻也必然失败。奕经代表的不只是他自己还有当时清政府中一大批官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也是道光帝的一个影子。1842年5月1日（道光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一日）道光得知可以审讯英俘，便发下一道谕旨：

“著奕经等详细询以英吉利据内地水程，据称有七万里，其至内地，所经过着几国？”

“克食米尔距该国若干路程？是否有水路可通？该国向与英吉利有无往来？此次何以相从至浙？”

“该国制造鸦片烟买与中国，其意但欲图财，抑或另有诡谋？”[22]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道光帝仍是盲目的，浙东的失败道光虽有不甘，却也无能为力。

五、崩溃阶段：浙东失利后道光帝的对外政策

在这一阶段道光帝不得不接受屡战屡败而英国人步步紧逼的现实，于是他又调整政策任用耆英、伊里布开始求和。

随着战争的失利，许多清朝大员认为，这样的战斗无非是以卵击石，而且英军逐渐北上，近逼长江要塞。1842年3月21日（二月十日）浙江巡抚刘韵珂上了“十可虑”奏折，在这份奏折中虽不会全部被道光帝认同，但其中的清军失利，调兵不济，英军的船坚炮利，国内匪徒滋事，英军并非不善陆战，糜饷劳师等这些肯定会触动掌管大局的道光帝的神经，刘韵珂虽没有提“羁縻”二字，但会让道光帝往这方面考虑；道光又一次权衡过后，1842年3月28日（二月十七日）发下两道谕旨，让耆英著驰驿前往浙江，署理杭州将军，而伊里布著改发浙江军营效力。不久又颁给耆英钦差大臣关防，这表明道光将要做出重大的战略调整。而在战事上，5月18日（四月初九）英军占领乍浦，6月16日（五月初八）英军攻陷吴淞，7月21日（六月十四）占领镇江，8月9日（七月初四）英舰驶抵江宁江面。这一次次的失败无一不打击着道光帝，他已知道战胜英国人并非易事，而这些失败最后有冲破了道光帝的心理防线，伊里布、耆英、牛鉴等人此时又上奏加紧乞和。

道光帝在英军向长江进犯时就已决意主和了，这里已不是前面提到的抚策，道光帝没有任何筹码，他只想保住江山，守其祖制，到了英军兵临江宁城下，他已无路可走了。8月6日（七月初一）道光帝就耆英的《遵办对英羁縻情形折》发出谕令“计此次谕旨到时，伊里布业已前来。自当会同妥商筹办，一切朕不为遥制。”[23]于是中英之间签订了《江宁条约》。

至此，我们已分析了鸦片战争时道光的对外政策，鸦片战争时期的官员任免可涉及到的大大小小的官员不下百位，着重分析的是鸦片战争时期在广东，福建，江苏，浙江这几省大员的任免情况，分析他们是在何种情况下出场的，道光帝为什么会选择他们，而他们的出任对当时战局和道光皇帝产生了什么影响，以此来窥探道光皇帝当时的对外战略。这里涉及的清朝大员主要有林则徐，邓廷桢，裕谦，伊里布，琦善，奕山，余步云，刘韵珂，顔伯焘，杨芳，牛鉴，耆英等。当然这里面有的已研究的很透彻比如林则徐，而其他人虽有所研究但都不深入。限于篇幅也不可能把每个人的生前身后做细致的描述，也不想在他们所参加的战争中对战争过程作深入细致的研究，本论文只从宏观上来把握他们，当然这有可能会造成该论文有粗疏之感，研究不够深入，但在当时特殊历史背景下的这些人物应该可以折射出一缕时代的光芒。从官员的任用上道光帝非常注重满汉官员的平衡，并且在重要职位上优先任用满人，例如担任钦差大臣出林则徐外伊里布、琦善、裕谦、耆英都不是汉人。地方主帅也多有文官担任，在任用时多注重他们的廉洁勤政方面。

纵观整个鸦片战争道光帝的对外政策就是抚→战→和三策。对于抚策中国自古有之，使用的君主中也不乏贤明之人，道光用此策也不无道理。而剿策更令我们深思，当抚策行不通时必然转向剿策没有人希望当俘虏当亡国奴，求和的大臣们也不是一开始就向英国人奴颜卑膝，他们本来也和道光帝一样保持着心理上的优越感只不过当他们在前线亲眼见到如此强大的敌人时纷纷惊愕了胆怯了，当然在战争中的溃逃涉及到将领的气节品质问题，但他们也无力与英国人抗衡。在往往人们认为中方最有优势的兵力上当时也不是这样的，当时的清军分散驻防，每一次调动都在时间上和物质上耗费巨大，而且要维护各地治安所以每次抽调兵力有限，所以实际上并不占有多大优势。整个鸦片战争并不能归结为一个皇帝的问题，归为一群将领的问题。不能说清朝战败是将领不认真备战，裕谦、顔伯焘都认真防备了可他们还是败了。有人很推崇林则徐，但林则徐果真与英国人交战他必胜吗？问题的根本正如茅海建先生所说是近代化的问题。对于议和之策，道光也是不愿的，他不是一个大智大勇的皇帝，也不是昏庸之辈，他更倾向于“守成”，这突然的战争也让其不知所措，他盲目自大更不能清醒的认识英国人，对于中方的战况他往往知道的迟缓和虚假，如此不知己也不知彼何以胜？又有人指出，道光为首的清政府为什么没有联合广大人民持久抗战，在封建王朝统治阶级是不可能联合民众的他们更担心的是人民起义。因此鸦片战争的战败是一个王朝的命运是一种时代的结局，虽然道光帝是当时中方的最高决策者，他并不是没有责任但我认为他已竭尽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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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中道光皇帝用人的根本依据是什么？

央视网历史频道专稿，作者：王喜云

道光皇帝力图有所作为，一生勤政图治，克勤克俭，但是有两“好”：一好钱，二好面子，且好面子甚于好钱。对他而言，花钱如同割肉。于是他厉行节约，想尽一切办法赚钱。当得知鸦片输入使得中国白银大量外流，影响清政府财政收入时，他就萌发禁烟的打算，重用林则徐，实际就是为了捞钱儿。他压根儿没想到会因禁烟而引起战争，他以为只要不启边衅，就可相安无事。结果减少白银外流不成，反而要打仗更浪费银子，道光皇帝自然就不愿意了。于是改禁烟为谈判，并重治林则徐等人。

道光皇帝命琦善前往广东与英夷谈判，希望琦善能够解决林则徐“惹”出的麻烦。但谈判刚开始，道光皇帝的态度又发生变化了。因为琦善奏报认为不宜开战，对道光皇帝来说这大大的损害了天朝的“颜面”，于是琦善被革职查办，和平谈判也变成了要打仗。在琦善的罪名中我们可以看出道光皇帝态度变化的原因已不再是财政问题了，而是有关天朝的体统“颜面”了。故对琦善的处罚也比林则徐重得多。可见在道光皇帝眼中天朝的“颜面”比花点银子要重要得多。当然道光皇帝也不忘赚钱，顺手就把琦善家给抄了。

从钱到面子，在鸦片战争中，中国的国策由“剿一抚一剿-抚”一而再，再而三的变化，说明清帝国最高领导人道光皇帝是个极其善变的人。而这种性格对于领导人来说是一个致命的弱点，比无知还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