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之春：“民主突然光临阿拉伯世界”

      “阿拉伯之春”最初是以经济诉求的形式在西亚、北非各伊斯兰国家蔓延，并随着突尼斯小贩巴济济之死，而迅速转化为政治斗争。最初的形势发展快得让人眼花缭乱：1月14日，统治突尼斯23年的本.阿里流亡海外；2月21日，执政埃及30年的穆巴拉克下台；到2月底，“阿拉伯之春”已在西起摩洛哥、东到阿曼的广大中东地区遍地开花。
       突如其来的“春风”令许多外界观察家欢呼“民主终于光临伊斯兰世界”。在他们看来，这次运动是群众性、自发性，甚至民主性的：示威者用互联网和手机短讯串联，示威的主体是青年学生、资深自由派人物、海外流亡分子和城市贫民，喊出的口号则是“打倒独裁”和“人民做主”。

各国的革命中基本看不到伊斯兰势力的身影

      突尼斯的革命几乎成功于瞬息之间，资深原教旨组织——突尼斯复兴党未即发力，赶回国时“革命”业已结束，在其他国家，原教旨组织行事也显得低调：埃及势力庞大的穆斯林兄弟会在整个“尼罗河革命”中表现沉稳，既积极参加解放广场和全国的示威、“逼宫”，也一次不落地参加了穆巴拉克所召集的对话，在最后阶段，他们则不断向埃及内外的“观众”表明，他们不想搞原教旨主义，不会破坏世俗和民主政治；在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一次又一次地重申，他们是代表利比亚各阶层、各部落人民的组织，是追求民主、法治、自由的力量；在叙利亚，反对派的网站竭力淡化所谓“逊尼铁三角”的概念，力图向世人证明，这是一场“全民倒阿萨德”的斗争，而不是如以往一样的穆斯林教派争斗。

他们在背后推动着街头运动的政治化

      原本由“四月六日运动”等组织挑头发起的街头运动，声势始终不大，但兄弟会支持者借周五晚祷大规模卷入后，便迅速成为声势浩大的“逼宫”；叙利亚海外反对派在土耳其连着开了几十天的大会徒劳无功，真正起作用的，却是哈马、霍姆斯等“铁三角”地区的铁杆逊尼派反对派，而其背后，则是和埃及兄弟会同源的叙利亚穆斯林兄弟会；在利比亚，班加西方面的武装得到西方大量支持、援助，但最终显示出战斗力，并一举“解决问题”的，却是由原教旨派别掌握的西部反卡扎菲武装；甚至在革命过程中最少宗教色彩的突尼斯，革命后迅速到位的突尼斯复兴党也通过几次倒阁，显示了自己的力量。
       不论埃及、叙利亚的兄弟会或突尼斯复兴党，都可追溯到兄弟会源流，并带有逊尼派瓦哈比教派的色彩，尽管涂抹上现代色彩，但其背后的属性却很难掩饰。

“低调”形象实际上是媒体传播所致

      在“阿拉伯之春”开始之初，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沙特阿拉伯新闻电视台和阿联酋《海湾新闻》，成了最重要的“革命吹鼓手”，一浪高过一浪的“革命热潮”，往往通过这几家媒体的渲染鼓动，变成更大的浪潮。如今回头审视，不难看出这些媒体对“阿拉伯之春”最初态势的报道错讹很多，但这些海湾媒体的错误，几乎清一色对抗争者有利，并在事实上给国际干预推波助澜。
       阿联酋、卡塔尔等“海合会”六国都是君主国，这些国家有的没有议会，有的没有宪法，有的没有反对党，即便有也是表面文章，它们当然未必真的热爱民主和“普世价值”。但这六国的当权者，正是掌握着逊尼派宗教话语权和麦加圣地的瓦哈比教派代表人物。海湾媒体发声，各国兄弟会掌舵，“隐形”的背后，宗教势力其实早已无孔不入。

推动革命进程的不是网络而是清真寺

      人们往往津津乐道于Facebook和推特等网络工具对阿拉伯民主化推动。但在大多数保守的阿拉伯国家，其传播范围局限在城市青年、知识分子和自由派中，信息轰动性和国际影响力有余，而对社会主体结构的穿透力却不足。与之相比，传统的清真寺体系却严密、周到、国际化，它们无所不在，即便边远地区目不识丁的人，也会在阿訇的引导下参与变革运动，甚至许多被普遍认为是知识青年的学生，他们的基础教育也同样来源于清真寺体系，就更不用说后者对中东大专院校的渗透了。
       即便网络普及率极高、世俗色彩最淡的突尼斯，经过大半年“拉力赛”，人们也无奈地看到，和七嘴八舌的自由派及传统反对派政党相比，原本在“革命”中并没多少功劳的原教旨派也可以后来居上，在大选中稳稳获胜组阁，教派的动员力和群众基础，由此可见一斑。

革命越深入，伊斯兰势力的影响力越大

      如果说对西方人士而言，“阿拉伯之春”的发展有失控之嫌，那么在宗教势力看来恰相反：随着“阿拉伯之春”的步步深入，其对变革方向的掌控也逐步加强。在利比亚和叙利亚，宗教势力已经开始主动揽权，争夺变革的舵杆。
       在利比亚问题上，没有“海合会”六国对班加西当局不遗余力的“输血”，即便有北约的空中保护伞，最初尚显稚嫩的过渡委，能否顶住烂船还有三斤铁的卡扎菲“三板斧”尚不好说；在叙利亚问题上，没有“海合会”的积极活动，阿盟11月13日的暂停叙利亚会员国资格决议即便出台，也绝不可能是18:4的压倒性优势。依靠这种舵手的有利地位，宗教力量便能在“阿拉伯之春”中连消带打，让运动沿着自己希望的方向发展。

教派利益在政治变革中往往非常明显

      不仅如此，“变革之舵”在涉及教派利益时，这种“上下之手”的作用便更加明显：同样是要求民选、变革和自由的群众运动，巴林和阿曼就明显受到“海合会”和海湾传媒冷遇，前者甚至直接遭到海合会武装的镇压。个中奥秘，便在于在这些国家，起来“革命”的是什叶派，巴林甚至是后者人数居多，倘“一人一票”，逊尼派瓦哈比教派执政的巴林王室便会被架空，这显然是同为逊尼派瓦哈比教派的“海合会”诸国君主所绝不乐见的。同是对本国示威者大开杀戒，也门的萨利赫能从利雅得去而复返，直至其交权都未受到实质性的孤立和制裁，他虽号称“交权”，但仍保留荣誉总统称号至大选，且其本部人马实际上仍服从自己号令，自己和家属也豁免于镇压责任之外。

政权更迭重组之时，他们都会“得道多助”

      每每中东发生政治地震，都会包裹上时尚的外衣，如上世纪60-70年代的“反帝反封建”，和此次的“民主自由”。“宗教之舵”在起事之时，会有意无意地借“普世价值”的风帆，达到“得道多助”的目的，但一旦占据主动，便会适当“收舵”，以免把舵柄拱手让人。利比亚政权易手后，新政权并未如西方所预料的那样“一边倒”，而是出现“教法治国”、“一夫多妻”等杂音，和拒绝向海牙国际法庭引渡赛义夫等“杂音”；埃及兄弟会所组成的政党——自由与正义党尽管依旧态度稳重谨慎，但“科普特人没资格当总统”、“女人不能参选”之类原教旨色彩浓厚的论调，却不时从某些兄弟会系政客口中飘出。在“舵手们”看来，政策和呼号的唯一目的就是维系自己在当地的利益，这也是其对自身实力十分自信的标志。

      正如一些分析家所言，在地缘政治复杂、社会结构极其特殊的中东，宗教势力在变革中发挥巨大影响力本身，在现阶段是不可避免的，也未必一定就是坏事。

传统伊斯兰势力是动乱时期的安定剂

      尽管并非突尼斯革命的“起义元勋”，但复兴党在后本.阿里时代的积极参政，以及他们对世俗政治的一再承诺，在很大程度上起到稳定乱后人心的作用。不论是广场派或自由派，他们中很多人更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却尚未学会建设一个新世界，在这种特殊时刻，传统的清真寺系统和宗教体系，还是可以起到安抚人心、安定社会的作用。在突尼斯、埃及乃至利比亚，新生的自由派，或根基浅薄的工团主义者，一时都无法与宗教势力较量，埃及“广场派”之所以屡屡发出“我们上街，别人上台”的不平之鸣，奥妙也正在于此。

但能否最终掌权，还在于重建秩序的能力

      然而在一些部族势力盘根错节、地区矛盾错综复杂的国家，宗教势力往往也束手无策，如在也门，非但南与北、都市与农村、当权派与革新派、此部落与彼部落间冲突不已，萨利赫所在的阿赫马尔部落内部、甚至他的兄弟子侄之间也仇杀不已，这又岂是宗教的力量所能调和的？
       历史看似在轮回，一轮变革后，社会不会回到几十年前的社会，所谓的“宗教势力之春”也不会是回到昔日的一套。“阿拉伯之春”让一系列威权体系崩溃，在释放宗教原教旨活力的同时，也给阿拉伯社会带来了又一个难得的思想活跃期，其对当地社会所带来的深远影响，恐怕要假以时日，方能看得更清楚。

       （特约撰稿：陶短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