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日中午放学后，未央区第一实验小学门外，一些孩子胸前的绿领巾在人群中显得格外扎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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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sue 111
October 19, 2011
绿领巾，改变的不只是颜色
西安市某小学一年级学生一半孩子戴着鲜艳的红领巾，另一部分则戴着绿领巾。一名学生说，调皮、学习不好的学生就得戴绿领巾，老师要求上学、放学都不能解开，不然就在班上点名批评。用“红”、“绿”两种颜色，区分好学生与坏学生，尽管校方以“激励教育”为由进行开脱，但人们对于这种“区别对待”的教育方式的愤怒有增无减。实际上，红领巾变成绿领巾，改变的不只是颜色那么简单。
李汉森 冯超
绿领巾曾被树为标杆，也曾被清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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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领巾制度滥觞于北京、上海
早在2004年，小学生佩戴绿领巾一事就曾引发争议。据新闻资料显示，全国各省市的绿领巾风潮始于北京、上海两地。共青团北京市委曾表示，北京市存在一些学校为学生戴绿领巾、粉领巾的情况，学校解释这是对已经入学却还没到7岁入队年龄的一年级小学生进行少先队教育的举措。
但在推广过程中，某些学校的做法偏离了“绿领巾制度”的初衷，有家长说，有的学生到了二年级，因为成绩不好或综合素质不高，还不能加入少先队，他们看到身边的同学戴上了红领巾，自己的“绿领巾”反而成了不好的标志。
绿领巾曾作为“先进”的教育理念被效仿
绿领巾最初是共产儿童团员的标志。自1979年开始，共青团上海市委少年部在团中央领导同志的支持下，率先进行了组织改革的实验：把小学低年级儿童从少先队里头分出来，建立一个适合低龄学生特点的，附属于少先队的专门组织——儿童团。此后，全国各地也纷纷进行试点。
据介绍，佩带绿领巾的初衷是为了使低年级儿童尽快适应从幼儿园到小学的环境转变，还可提前接受少先队的教育，了解队里的规章制度和行为标准。他们还认为“绿领巾”的绿色象征希望和生机，还可以培养孩子的环保意识等。2006年，在陕西宝鸡，绿领巾就曾作为对表现优异学生的奖励出现。
但其也曾引发争议，并被团中央清查
也是在2004年，共青团中央少工部获悉一些学校要求已经入学却还没到入队年龄的小学生戴绿领巾、粉领巾后表示，这种情况是不被允许的。并要求地方少先队组织彻查此事，同时将在全国清查“变色红领巾”问题。共青团中央少工部相关人士指出，队章上写得很清楚，“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怎么能变颜色？部分学校的做法严重违背了《中国少年先锋队队章》相关章程。同时，团中央也肯定到，这种给成绩不好的学生戴绿领巾的行为也是对学生的歧视，势必对学生成长造成负面影响。
7年之后，清查绿领巾行动并未取得应有的效果，绿领巾的再次出现更引发了关于教育公平问题的再次热议，实际上，绿领巾反应的是我国小学教育中“区别对待”的思想顽疾，这种等级观念让许多孩子受了伤。
一个孩子坐上家人的自行车，便将绿领巾摘下来。
这种不公平的对待在我们的教育中比比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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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决定座位，“坏学生”常被遗忘在角落
在我国各级学校中，学生座位的编排几乎是由班主任教师一人决定。教师在编排座位时为部分学生“优先定位”，使学生享受座位特权。我国目前的班级普遍人数较多，前排与后排的学生的听课效果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教师总是习惯于安排那些学习成绩好、家庭社会地位高或与自己有着特殊社会关系的学生坐在靠近讲台的座位，而把那些成绩较差和教师心目中所谓“不听话”的孩子放在后排，教师对他们管理较少，与之交往较少，基本排除在教学之外，成为“被遗忘的角落”。
这种程序不公的座位编排方式，是人为地在教育中制造不公，教师不重视被遗忘在角落中的“差生”， 无论是其思想亦或学习都放任自流，学生受到的教育也不是完整的人生教育，最终受害的只能是学生自身。
“N道杠”制度将学生划分成三六九等
根据《中国少年先锋队章程》，在学校、社区建立大队或中队，中队下设小队。少先队干部可设置小队长、中队长、大队长三种职务，其中依次可佩带一道杠、二道杠、三道杠。已经把未成年的少年儿童分为了三六九等，学生在工作中，养成的不是平等的意识，而是等级观念。把身份表示别在衣服上，其实是在时刻提醒学生，要争取让自己的“杠数”变多，这样这能证明自己的“成功”。
在“五道杠”事件中，引起争议最多的就是黄艺博同学的官气十足，而正是这种“区别对待”才让他看上去高人一等。有评论称：“当校园也成了小官场，那学生也就是小官僚，有的只是行政规则，投领导所好。这样的整体氛围下，学生难以形成独立的人格，而成人社会的规则长驱直入。这对他们的健康成长极其有害。”而那位在视频中对黄艺博投去“轻蔑目光”的同学，怕是也很反感这种“区别对待”吧。
教师“因财施教”，其他学生的需要无法满足
部分教师“因财施教”的案例在现实中屡见不鲜。为追求个人私利，教师对曾“有所表示”的学生在课堂上给更多的参与机会，课堂提问中表现出更多的耐心，课堂评价上也带有更多的激励。而对那些经济背景、家庭状况较差的学生，相对关爱要少得多。除此之外，也有新闻曾爆出某地教师在日常教学中故意不教授部分内容，而在课后开设补习班敛财，教授课堂知识。
义务教育的根本目的就是使每一名学生受到平等的教育，教师使用金钱设置传授知识过程的壁垒，既无法达到“传道、授业、解惑”的目标，也是对学生的伤害，更是对教师这一职业的侮辱。
在我国各级学校中，学生座位的编排几乎是由班主任教师一人决定。教师在编排座位时为部分学生“优先定位”，使学生享受座位特权。
一张“五道杠”黄艺博在课堂上认真学习的图片上，他侧后一名同学，却做出撇嘴不屑的表情看着他。
红领巾变色是教育的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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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领巾扭曲了纯真天性
无论是“五道杠”还是“绿领巾”，此类教育手段直接戕害的是孩子的心灵，成人世界某些荒谬价值取向毒染到孩子身上。孩子没有错，无论是带的绿领巾还是红领巾亦或几道杠，都不是孩子们造成的，而是成人将等级观念灌输到孩子的世界。戴着红领巾的就是“正确”的、“先进”的，而绿领巾就是“错误”的、“低级”的，当被贴上是与非的标签，他们自然而然明白到，社会是不平等，总有人是高高在上的，有人是“低贱”的。我们现在都在想着怎么把孩子培养成精英与赢家，而拒绝平庸与失败。而在小学校园里，“红领巾”是权贵阶层，他们受到老师的宠爱，可以“放肆”地鄙视“绿领巾”。为使自己成为得益者，可想而知，他们会愿意把黄艺博作为佼佼者和学习的榜样，这样教育使人“官僚化”、“功利化”，接受教育仅仅是为了升官发财，完全忽视了孩子们纯真的天性。
绿领巾抹去了孩子尊严
“红”和“绿”等标签客观上将孩子们划分为多个等级，一目了然的颜色，极容易让孩子幼小的心灵产生自卑感，不利于心理健康。我们实际上忘记了孩子的尊严。维护孩子的尊严在我们的教育中是缺失的。近年来，时有发生中小学生自杀事件，2008年10月7日国庆放假的最后一天，六年级小学生张某赶写作业至深夜12点，仍然没做完。因害怕第二天上课会受到老师的体罚和侮辱，趁家人睡着时写下遗书，服毒自杀身亡。遗书中写道：“我很高兴我死后老师再也不会整天说我头发长，把我的脸打得通红。”当你给孩子贴上标签后，抹去的是他的尊严，尊严一旦被拿走，很难再拾起来。
绿领巾拴住了公民意识
教育是人类文明的以延续的保障，教育除了传授知识，也要培养一个人的思想，使人成为合格的公民。从学校里走出来的人应当具备现代公民的观念，现代公民应该知道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应该明白人类是在不断地追求自由、民主、平等、正义等这些宝贵东西。而现在我们却喜欢培养没有生气的“顺民”，我们制定红领巾与绿领巾的制度，告诉孩子必须要遵守，让孩子学会怎样从遵守现有的制度获益，不准发出质疑。孩子们不敢想去除“红”与“绿”的差别，而是因变“红”沾沾自喜。这和成世界诸多荒唐不谋而合，一方面在唾弃官场的腐败，另一方面，公考热度不曾消减。从娃娃抓起，我们抓了什么？我们其实只需要告诉孩子，要努力把这个世界改变得更好，而不是教会他们顺从一切。
2009年，东莞市11岁小学生用红领巾上吊自杀，曾留下遗书称十天前被老师打。
当你给孩子贴上标签后，抹去的是他的尊严，尊严一旦被拿走，很难再拾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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