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上，对贪污贿赂罪犯等非暴力犯罪一般都没有死刑

       废止、限制死刑，是国际立法潮流所向，对贪污贿赂罪犯等非暴力犯罪一般都没有死刑。据统计，世界上有128个国家法律已经没有规定死刑，或者在实践中已经不实行死刑，另有10个国家已经不对包括杀人在内的普通犯罪适用死刑；但在剩下的69个保留死刑的国家中，大都把贪污与杀人、强奸等暴力犯罪并列，适用死刑。可见贪污贿赂罪，有其特殊性。此外，欧洲大部分国家已经全部废止死刑，加入欧盟的国家有义务签署“附加议定书六”、“附加议定书十三”，其中规定：国家无论在平时、还是战时都不得执行死刑。美国虽然未全面废止死刑，有38个州以及联邦、军队司法体制都保留了死刑，但都几乎集中在杀人罪上，并没有针对腐败罪行的死刑。

法律上，我国对非暴力犯罪的死刑也在逐步废止

      此外，顺应国际上废除死刑的的趋势，我国也开始奉行“少杀慎杀”的原则，对非暴力犯罪死刑也在逐步限制甚至废止。在2011年2月25日表决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中，近年来较少适用或基本未适用的13个经济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被取消，其后，5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发布的2010年度工作报告指出，将统一死刑适用标准，不是必须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均依法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尽量依法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确保死刑只适用于极少数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近年来，最高法院对死刑控制得很严格，尤其是2007年收回死刑复核权后，基本控制在杀人、抢劫、强奸等严重暴力犯罪上。其实在《刑法》第八次修正案讨论期间，人大常委曾就“贪污受贿犯罪取消死刑”的问题提出几点意见，关于贪污贿赂罪死刑的法定标准的讨论十分热烈，但最终亦未在修正案中涉及。

实践中，我国已审结的贪腐案件中也少“斩立决”

      依照现行刑法，贪污受贿10万元以上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但近几年贪污、贿赂罪实际被判死刑的很少，大多都是死缓。2000年至今，十多年期间不乏一些贪腐大案要案：上海市委原书记陈良宇受贿、滥用职权案，北京市原副市长刘志华受贿案，广东省政协原主席陈绍基受贿案，浙江省委原常委、省纪委原书记王华元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中国核工业集团原总经理康日新受贿案，这些大案要案均判死缓或无期徒刑，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即便算上许迈永、姜人杰，被判“斩立决”的也只有10例：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2003年3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克杰（2000年7月）、湖北驻港办事处主任金鉴培（2001年11月）、河北省国家税务局原局长李真（2003年11月）、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2004年2月）、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局长郑筱萸（2007年7月）、重庆市公安局长文强（2010年7月）、郴州市前市委副书记曾锦春（2010年12月）。

死刑威慑不了贪官

      我国刑法规定，个人贪污10万元以上、情节特别严重的，可处死刑。但从司法实践来看，死刑对贪官的威慑力没有人们想象的大。来自最高法的数据显示，2010年，全国法院共审结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案件27751件，生效判决人数28708人，与2008年相比，2010年职务犯罪案件数量上升了7.2%，与日益加深的反腐力度相比，反腐形势并不乐观。腐败是一种社会病，是一定社会中政治、经济、文化教育、道德观念、家庭关系等社会因素与犯罪者个体相互作用的产物。死刑不可能根除产生犯罪的复杂社会根源，自然也不可能从根本上遏制犯罪的发生。中国对贪污受贿官员判处和执行死刑的数量遥遥领先全球，滚滚人头落地的同时，各级干部们似乎前“腐”后继，越反越贪，可谓官不畏死。

死刑也阻碍着对贪腐官员的追逃

      中国刑法要贪官死，贪官就先往能免死的国家逃。减少甚至废除腐败官员死刑，有利于追捕外逃贪官。商务部早在2004年公布的数据就触目惊心：近30年来,外逃官员数量约为4000人，携走资金约500多亿美元，人均卷走约1亿元人民币。近年来，外逃贪官的群体也在不断扩大。这些外逃贪官都是有一定权势者，他们既有贪污国家财产的便利，也有外逃出国的种种条件。而在国际司法实践中，“死刑犯不引渡”原则已成为中国追捕外逃贪官的制度性障碍。与其让外逃贪官利用“死刑犯不引渡”的护身符逃避法律的制裁，不如采取更加务实的措施将其逮捕回国并追究其法律责任，免除他们的死刑无疑是一个好办法。

法律执行层面宽松，使得贪官死刑难废

      对于废止贪官死刑，公众自然条件反射地想到这是不是对贪官的网开一面？与其说在死刑问题上国人昧于人道精神、世界潮流，毋宁说是对司法公正的、对公权的深深焦虑。。贪官根本不怕坐牢，不断改善的监狱条件，某些贪官在牢内一天的伙食费就达数百元之多，甚至超过了一些普通老百姓一个月的伙食费。其次，贪官不死而入大牢，但其社会关系依然存在，这样还会经常性活动，让坐在牢里的贪官，无期变有期，20年变15年，15年变10年……如此一来，更是加剧了司法不公和司法腐败！再则，一旦贪腐金额巨大的官员免于死刑立即执行，其在服刑期间的假释、保外就医等情形一般不对公众公开，极易滋生外界对其“免死—减刑—假释”路线图的猜测。“过几年就可以到国外安度晚年了”，即是许多人对于贪官被判死缓后的反应。据官方报道，目前中国在押犯每年至少有20%至30%获得减刑，而官员获减刑的比例则达到70%，远远高出平均值。此种背景下，贪官不死，公众难免反映强烈。

废贪官死刑，要有一个有效刑罚方法来代替

      废除贪官死刑，并非是替贪官说话，也并不代表对贪官免于处罚。我国现行关于关于反腐的法律不在少数，仅2010年，就有23部反腐倡廉的法规出台，但结果仍是“反腐任务任重道远”。遏制腐败问题不能依赖死刑，而是在于法律是否能有效合理的执行。不能让有一些贪官“判三年，缓三年，风风光光又三年”，坐牢如同“疗养”这样让人失望的结果出现。要废除贪官污吏的死刑，一定要有一个与死刑刑罚效果相适应的另一种刑罚方法来代替，比如说以让社会可以接受的，不被减刑和假释的无期徒刑和30年有期徒刑来替代。总之要有一种比死刑更有恐惧感和受惩罚感的替代方式，让废除贪官“斩立决”更有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