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约精神源自西方宗教中的立约

      契约精神是西方文明社会的主流精神，其产生难以摆脱宗教的烙印。西方文明传统中具有一种契约精神。这种精神首先表述在“神人立约”的意义上。在希伯来《圣经》中，对于犹太初民与上帝的契约关系，至少有三次“立约”的记载。基督宗教形成之后，继承并发扬了这一“立约”之说。基督徒认为救主耶稣降生即上帝与人重新立了“新约”，因而将以往上帝通过立法而与犹太人所立之约称为“旧约”。这种契约精神经犹太教、基督宗教的传承和弘扬而在西方文化传统中根深蒂固。这可以说是西方“契约”概念的萌芽。西方社会至今对“契约”、“合约”等有强烈的重视，也是受此影响。

西方商业文明的发展以契约精神为基础

      宗教对西方资本主义的产生起着重要和决定性的作用，马克斯韦伯的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从宗教的角度，为资本主义在西方兴起找到了一个合理的解释，并强调基督教新教伦理在构建资本主义价值体系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在传统的商业文明下，契约代表着商业关系双方的承诺，信用与契约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甚至信用要靠契约来维系，可以说传统的商业文明时间里的契约的基础之上的。正因为如此，不断发展的商业文明有反过来催生了西方文明社会的主流精神——契约精神。契约精神本质上就是一种诚信精神，只有交易的双方遵守契约，切实履行合同，才能确保交易安全，市场经济才能发展起来。

西方的哲学也蕴含着丰富的契约思想

      西方的契约精神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亚里士多德在伦理学中关于正义的论述，蕴含着丰富的契约思想，亚氏提出交换正义的概念。交换正义是人们进行交易的行为准则。不得损人利己是交换正义的基本原则，现代契约精神是从自愿交易理论推演而来的。等价交换原则与慷慨理论，在适当的时间以适当的数量，对适当对象施行财物上的给予，恪守允诺。古罗马法学家盖尤斯把债划分为契约与私权两大类。在此基础上托马斯、阿奎那在此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有偿契约与无偿契约的划分。

马云未获授权“先斩后奏”违背股东之间的契约

      当今世界大行其道的自由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也是契约经济，这一点对中国的市场经济来说也是如此。根据马云媒体沟通会上说辞，管理层对支付宝股权调整并未获得董事会的正式授权，仅有无实际效力的会议纪要和所谓的口头协议。即便确有有授权，该授权的范围是否包括将支付宝股权转出阿里集团，以及终止雅虎软银等外资股东的协议控制？对于这些疑问，马云在媒体沟通会未作详细解释。根据网易科技的报道，支付宝股权转让(终止与阿里巴巴集团的协议控制)违背了之前授权的前提(协议控制)，并未获得雅虎软银的同意，马云也确认这一点，管理层是先终止了协议控制申报牌照再与雅虎软银谈利益补偿问题。即便事后补偿协议最终达成并得到阿里巴巴集团董事会的同意，仍不能改变一个基本事实：管理层的单方面行动没有遵守股东之间、股东与经理人之间的契约，违反了商业社会的基本原则。

在利益与契约精神之间，马云选择了利益

      此前，艾瑞咨询曾做过统计，2010年中国第三方网上支付行业整体交易规模达到10105亿元。其中，支付宝以50.02%的市场份额，占据网上支付市场的半壁江山。而支付宝对外公布的数据显示，截止到2010年12月，支付宝日交易额超过25亿元人民币。业界对支付宝的估值不一，少则—二百亿多则可能四五百亿，若500亿计算，按马云需支付雅虎和软银的对价或超300亿元，对马云以及雅虎、软银而言支付宝的价值不言而喻。
      马云悄悄将支付转移到自己控制的私人企业名下，面对既成事实，雅虎、软银顿失谈判筹码，这对支付宝的利益补偿问题十分有利。对于马云媒体沟通会上“协议控制不通说”一些评论人士有些不以为然。汉能投资集团执行董事宋良静认为马云的决断有些“夹带私货”的嫌疑，醉翁之意乃是借获牌的政策问题与雅虎在阿里巴巴股权方面较劲。

很多案例显示中国人缺乏契约精神

      企业股东之间不履约。2010年8月的国美控制权之争在业界“闹”得沸沸扬扬，黄陈双方通过各种手段和途径进行“明争暗斗”，这次讨论中最常见的一个词汇就是“背叛”，指的就是违约。在整个事件发展的链条上，国美不是黄光裕的、不是陈晓团队的，不是大股东的，而是全体股东的，这是一系列商业契约所约定的。无论陈晓还与黄光裕谁背叛了谁，都是对商业契约的背叛。
      政府不履约。2003年，由于徐工集团负债率很高，当地政府以负债率高，要将徐工资产出售给美国的凯雷基金，但随后，便以危及国家战略产业安全为由，阻止徐工收购。事件中，凯雷基金按照中国的合法程序办事，并已与徐工签订合同的情况下，政府强行介入推翻契约。
      个人不履约。2008年10月，国际艺术品拍卖巨头佳士得宣布，将拍卖圆明园鼠首和兔首铜像。随后，佳士得对外宣布，中国籍男子蔡铭超以总计3149万欧元的价格成功竞得两尊兽首。然而，蔡铭超在成功竞得两尊兽首之后，竟然多次对外高调表示，将拒绝付款。

中国为何缺乏契约精神？

      商业契约精神实际很简单，就是说话算数，一旦作出了承诺必须要执行，而且是不打任何折扣的执行。而我们中国向来缺乏这种契约精神。一直以来，中国的市场经济中很多行为并不是体制上的改革，而仅仅是去调整、理顺一种参与市场各个主体间的关系。商业与市场是多元因素在其中起作用进行交易与交换的一个过程，这个交换的过程要达到大家可以计算、判断和衡量，就需要存在一种最基本的约定，这个约定就是契约。契约精神是维持任何一个社会中人们进行理性判断、预测以及比较的基础，实际上，契约精神恰恰是一个商业社会最基本的文化，是基因，而我们中国向来缺乏这种文化，缺少这种基因。
      契约精神产生于商品交易发达的社会。在与不认识的人打交道，与其交换才需要契约，有契约才会守约。而中国一直是农业社会，农业社会自给自足，商品交易贫乏。
      和我们的整个文化有很大的关系。比如说田忌赛马的故事，我们会觉得中国人聪明，其实田忌赛马是违约的，赛马是有规则的，上马对上马、中马对中马、下马对下马，但是田忌却使用了下马对上马、上马对中马、中马对下马。假使将这种赛马方式放到讲规则的市场经济中就是不讲规则。
      在中国，对契约的尊重和保护力度不够，在中国缺乏完善的违约制约机制。人都是趋利避害的，商人都是追求收益的。当违约的收益远大于守约的利益，或者说违约的收益远大于违约带来的风险和损失时，违约会是一个很好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