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则上，政府部门有权支出超收收入

由于财政收入超收部门全部用于追加支出，因此，政府部门花钱往往是前松后紧，年底突击花钱仿佛成了中国的一种流行病。按照我国现行的《预算法》以及《预算法实施条例》，超收收入的安排使用由政府自行决定，只需将执行结果报告全国人大，而不需要事先报批；对超收收入的使用，全国人大可提出要求，但不具有强制性。[>>详细]

“突击花钱”是一种正常的会计行为

大多数的单位都是以年为账期的，年底把应付款缴清或者支付来年的应付款，都是一种合理的行为，这就是为什么到了年底各单位的现金流都会明显增大的原因。从这个角度看，年底“突击花钱”是一种正常的会计行为。[>>详细]

以家庭居家过日子作比喻：每到年底前，很多家庭也会形成一个资金流出的高峰。这方面，既有家庭必要物资购置，也有平时的资金往来，到年底需要及时归还清账。而就财政资金的使用来看，很多项目资金平时只付了一半甚至只是定金，到年底则需要全额拨付。平时花得少，年底必然就花得多。这体现在年底资金量上，必然呈现激增现象。[>>详细]

也有不合理处：预算不精准

“钱多得花不完”至少暴露了以下两个问题:一是编制中央财政预算的支出部分时，一些地方和部门“狮子大张口”，尽量为自己争取更多中央财政资金。本来，国家编制中央财政预算的目的在于加强国家宏观调控、保障经济和社会的健康发展，但是一些地方、一些部门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热衷于搞“跑部钱进”，将中央财政预算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利益博弈场，多报、虚报预算开支在一些地方和部门几乎成为公开的秘密。[>>详细]

忧虑之一，国富民不强

多项数据表明，近年来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远高于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的确有一部分民众还挣扎在贫困线上。政府的财政资金每一分钱都来自公民的口袋，税收的增加就意味着人民手中的可支配货币的减少。这些年国民收入占G D P的比重一路走低，社会财富分配明显偏向政府财政收入，离十七大提出的“民富国强”理念还有差距。[>>详细]

忧虑之二，该花的钱没花到位

政府有“余粮”同时也说明国家税收的大幅增长，高税负意味着高福利。在我国，社会保障支出仅占到国家财政支出的12%左右。问题是，这笔钱未必就花到了位———2009年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题调研组提交的一份报告显示，截至当年8月底，全国保障性住房建设投资完成率仅为23.6%。之前也有报道2007年我国教育支出为7065亿元，占当年GDP的2.86%，仍然没有达到4%的目标。政府有“余粮”是不是因为该花的钱没有花出去呢？

忧虑之三，财政预算透明度不足

财政预算从审批到执行、审计缺乏透明度和有效监督，于普通民众而言基本是一笔糊涂账。“地方不会傻到给他的钱他不花出去，否则第二年的财政补贴就会减少……”这样说时，显然一些人对政府财政拨款的系统流程和要钱、花钱“诀窍”已了然于心。即或是每年春天，各地人大代表审议财政预算支出情况时，所能拿到的，也是一堆大而化之的抽象数据、晦涩难懂的专业分类，不是业内高手，短期之内，只能云里雾里，难做判断。[>>详细]

别让民意成政府花钱的“看客”

公民对公共事务的参与严重不足，显然是受制于现行体制，人们没有足够的机会、渠道和兴趣参与其中。由此带来的结果是，财政预算成了政府自己的事，公民们则成了“看客”，民意表达无从谈起。财政信息原本就是归全体公民共享的东西，应清晰明了地反映政府财政活动的真相，应该让纳税人、媒体、分析人士便捷地获得相关信息，并易于理解这些信息。透明的财政预算可带来许多好处，各种不同意见博弈的结果，是每个人都在这个平行四边形的“合力”中发挥或大或小、或正或负的作用。在亿万双眼睛紧盯官员们怎么花钱的情况下，违规和腐败现象必然会减少。[>>详细]

让《预算法》更贴合实际

实际上，《预算法》已实施了十多年，它的部分条款已不能适应现实情况的需要。比如说，在我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缺乏对预算过程，尤其是预算超收收入的控制与监督；还有，预算过程的制度设计相当粗糙，预算权高度集中在政府部门等。所以，《预算法》的修订，有必要建立起人大对预算超收收入的“审批制”，合理地分配政府、财政部门、人大常委会及每年的人民代表大会之间的预算权，从而使预算编制程序做到合理、有序和科学，更好地让财政收入最有效地服务于民生和改善民生。[>>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