凸显我们人事制度之弊

当我们喋喋不休地讨论该不该“削权”和怎样“削权”、如何全程监督公权力，怎么也拿不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尽快构筑廉政体系之时，贪官们竟毫无危机感与压迫感，正旁若无人地干起了“反调查演习”的闹剧。具有研究生学历的邵海把丰富的经济学知识与灵活的头脑用在这些地方，而且还能一路获得提拔，官至“副县级”，这凸显了我们人事制度之弊，反映出当前反腐形势有多么严峻。贪官都能洒脱地搞起“反调查演习”了，我们还有理由视若无物，还能坐得住吗？[>>详细]

公开贪腐呈现的可怕趋势

这闹剧，理当让我们至少意识到当前反腐存在的两种渐显趋向。一是贪官已经开始有恃无恐了，不愿再从精神与肉体上背上任何包袱，几乎可以“轻装上阵、张狂敛财”了。在某些地方，一些官员之间相互勾结、利益均沾，大家都上一条贼船方能抵御风浪；其二，基于前者，势必造成腐败土壤越来越肥沃。这使更多潜在贪官互通信息，共结攻守同盟，这势必增加反腐成本和揪出所有贪官的难度。[>>详细]

撩拨当前反腐已显麻木的神经

之所以出现贪官有公开贪腐的可怕趋势，根源还在于我们的监督体系建设远远落后于贪腐行为。人家都在演习了，我们似乎还在“韬光养晦”。权力制衡与约束机制还颇似一个虚置的“稻草人”，无法吓走那群来啄食稻谷的麻雀。制度缺陷、监督乏力、地方行政垄断的保护主义干预，是当前公权寻租的根由。我们亟待完善民主监督、独立监督制度，并要敢于借鉴和吸取外国权力制衡领域里的先进成果和经验。这样才有助于消除贪官间毫无耻感地公开“军演”来撩拨当前反腐的脆弱神经这类荒唐现象。[>>详细]

腐败潜伏期增强，有恃无恐

尽管中央和地方在不断加大治理腐败的力度,但贪官腐败潜伏期却在逐渐延长。从上世纪90年代末至本世纪初期,腐败潜伏期大幅度攀升,达到了5至6年；而近年被调查的省部级干部犯罪案件中,平均潜伏期为6.31年,最长的达14年。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腐败行为越来越隐蔽,从一手交钱一手办事的直接腐败,向冲账套现、投桃报李、期权腐败的间接腐败发展外,腐败分子呈现集团化趋势,成员之间的相互包庇,结成攻守同盟,也是重要原因。[>>详细]

暴露出当地监管部门的麻木

贪官大搞“反调查演习”，暴露出当地监管部门的麻木。其人从担任乡镇相关职务期间就开始腐败了，并且能边腐边升、越贪越大，还竟然将问题瞒得严严实实，恐怕不仅仅是学历高、脑袋灵的原因，恐怕与监督机制疲软有关。如此善变的官员怎样长期在官员群体里混下来，又如何轻轻松松地将自己“培养”成累计资产达300万元的“百万富翁”的呢？在我看来，贪官搞“反调查演习”恰恰暴露出当地职能部门财务管理、资金使用方面的“巨大漏洞”。如此情况，更应当引起警惕。[>>详细]

反腐不能停留在既有的制度层面而放松警觉

贪官们都在搞“反调查演习”了，还懂得与时俱进，那么，权力监管部门就不能不思进取，还停留在既有的制度层面而放松警觉。有数据显示，近年来检察机关立案侦查的案件，80％以上线索来自群众举报；如果统计得再精准一些，这些年的大案要案，可能很大程度上离不开“网友曝”或“媒体曝”。当然，群众耳目多，眼睛雪亮很正常；但专业监察部门的迟滞与钝感已令民意多有反弹之声。如果“硕鼠”总要养到逛不动街才被绳之以法，那反腐代价显然过于高昂。贪官“反调查演习”警醒反腐机制需要有更精准的辨识能力。[>>详细]

反腐败力度仍显不足

当前层出不穷的腐败案件有一个共同的事实，那就是反腐败力度仍显不够，而来自于法治层面上的制度缺乏刚性是造成反腐败乏力的重要原因，权责不清、权责不对等、权力冲突等等制度方面的不具体、不明晰，都可能成为全能型腐败官员“反调查”的突破口。钻法律的空子、寻求执法的盲点，把腐败事实“转化”成为合理情节。

反腐制度创新的步伐不能停滞

想破解贪官攻守同盟,也要从内部入手,斩断利益链条,实行各个击破。事实上,贪官的结盟,不过是建立在利益共享基础上的松散组织,往往是“有福同享”易,“有难同当”难。共同腐败时称兄道弟,一旦东窗事发,便会作鸟兽散以求自保。前不久,原河南省西平县委书记王廷军在狱中哀叹“行贿人‘啥时候也不会说出去’的承诺靠不住”,就是生动的注脚。[>>详细]

在腐败越来越隐蔽和集团化的今天，建立“污点证人”制度，有望成为破解贪官同盟的法宝。不仅能提高反贪效率，降低办案成本，也能够顺藤摸瓜，拔出萝卜带出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