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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信令,是手机和基站之间的一种控制机制,信令负责协调流量、语音的传输。在传统的移动通信方式中,信令基本上只是一个辅助作用。但是,在目前越来越多的智能手机,尤其是智能手机上,越来越多的即时通信软件的冲击下,过多的信令已经成为一个问题。
QQ和微信等即时通信应用(一般称为OTT应用)有个特点,每隔一小段时间就要向网络推送状态信息,可供你的好友查看你是否在线等等。这些信息都是以信令的形式传输的,如同周期性的“心跳”。手机从待机状态调整为与基站通信状态,有着非常繁琐的过程,单说联络上后基站发出调整手机功率的信号,就要上百次之多。如果一地有大量的OTT应用被使用,产生的大量信令会给手机网络带来很大的负担。这被称为“信令风暴”。信令风暴可能导致通信网络无法正常运行。2012年1月,东京地区的网络发生故障,在持续四个多小时的故障期间,有252万用户受到了影响。运营商NTT DOCOMO事后调查发现,激增的数据流量是导致网络故障的主因,而产生大量数据流量的来源是一款可以提供免费语音通信的Android应用,会每隔3至5分钟发送控制信令。
更麻烦的是,虽然OTT软件产生了比传统方式多得多的信令数量,但信令的流量消耗却相当小。依现在以流量为单位的移动通信计价形式,它们造成的对通信设施的额外压力的成本无法转移给软件的使用者。从运营商的角度来说,将多出来的成本部分转移给用户或下游企业的冲动是可以理解的。
虽然提出收费要求有其正当性,但市场并不是运营商一方说了算的。能不能真的收费,首先要经过与交易伙伴的商业谈判。在智能手机早已能大范围普及的国外,却基本看不到这种OTT软件收费的现象。即使是在OTT软件造成了通信瘫痪的日本,各电信运营商也不曾向软件商或用户收取过费用。
这其中的商业逻辑是,电信运营商在与软件商的谈判中不占优势。在OTT软件蓬勃发展的时代,电信运营商的网络服务已经管道化。对于用户来说,用哪家的移动网络都差别不大,但用什么通讯软件却差别很大——显然,通讯软件商才真正握着流量的“命门”。倘若有哪家运营商单方面试图收费,就会使其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而价格同盟这种事物,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中也是不可能维持的。
三家运营商中,推动对微信收费最积极的就是中移动。中国移动总裁李跃去年12月就开始表示, OTT企业对传统运营商的挤压非常明显,使得运营商原来的短信、话音、甚至包括国际电话业务都受到了很大挑战,最明显的就是腾讯。今年2月,董事长奚国华又称,与互联网企业之间的竞争将比传统通信领域的竞争更严峻。中移动甚至还发布报告,指责微信占用了中移动60%的信令资源,但仅仅带来了10%的移动数据流量。
中国联通的态度就颇为微妙,一方面,总经理陆益民称“微信确实给运营商业务带来严峻挑战”。但是每一次发言,他们都强调双方的相互依存与合作。而中国电信则最为淡定,董事长王晓初表示,未来可能微信对短信等增值业务收入构成冲击,但至今对中国电信业务影响不大。
造成这种态度差异的原因主要是运营制式不同。相比起联通和电信的3G网络,中移动还是2G和2.5G。据《人民邮电》文章的解释,之所以OTT类业务对2G、2.5G网络信令通道的冲击很大,是因为2G、2.5G网络通道相对较窄,速率较慢,而由于历史原因又承载了大多数用户。
显然,就像前面所说,假如移动单方面试图额外收费,势必使其在与联通、移动的竞争中落于下风。但是,这一状况却并非移动本身造成的。
3G通信制式共有三种:CDMA2000、WCDMA和TD-SCDMA。其中,国外通行的是前两种制式,TD-SCDMA则属于中国原创,也基本属于中国独有。在2008年的电信行业大重组中,3G制式被重新洗牌,基于搞平衡的思路,工信部把将最有价值和潜力的CDMA2000和WCDMA分给了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TD-SCDMA扔给了当时用户占有量最大的中国移动。这一行政指令就是目前中国移动在商业劣势的主要原因。
TD-SCDMA是一个比较边缘化的制式,大部分主流手机和平板电脑制造商的产品都不支持这个网络。目前市面上绝大部分TD-SCDMA手机都属于移动定制机。TD-SCDMA至今发展的也并不理想,新TD业务的网速,有时候还没有2G或者2.5G数据业务的网速快,因此造近7亿的移动用户,绝大部分依旧在使用2G和2.5G数据业务。
既然行政指令是竞争不平衡的首要原因,中国移动大概会向工信部反映,工信部大概也不会袖手旁观。移动单方面的收费绝无成功的可能,私下联合联通和电信搞价格联盟也不现实,但由工信部通过行政手段组成一个价格联盟却有一定的可能性。
早在今年2月27日,工信部就曾召集三大运营商就OTT业务的影响进行讨论,但最终由于中国移动与中国联通针对运营商补贴的方案争论不一,最终未达成一致意见。就像前面所说,一旦微信收费最大的获益者是移动,作为竞争对手的联通和电信并不乐意与移动处于同一条战线。
但是,国企之所以是国企,就因为它们在普通的商业逻辑之上还有一层政治逻辑,表面上三家国企相互竞争,但仅限于工信部划定的范围内,还时常受政令的干预。同时,国企高管本身的一层“体制内”身份,使得他们对工信部的控制不得不言听计从,甚至在另一些时候,他们自己就曾或将是政令干预的来源。
基于这层政治原因,一个难以抗拒的价格同盟已然形成。经过3月中旬的又一次工信部内部会议,工信部部长苗圩在月底明确表态,运营商收费的要求有一定的合理性,已经要求运营商制定相应的解决方案提交工信部。
“对,就是要确保这是一个正常的商业谈判。” 日前,在参加国内某媒体的访谈节目时,工信部部长苗圩如是说,“作为政府主管部门,绝不允许几家联合起来欺负腾讯。”
然而现实是,联合几家运营商一起“欺负”腾讯的,正是工信部自己。要保护谈判双方的平等地位,首先要保证双方都有不谈的权利,也有谈成免费的权利。但现在,腾讯已经没有拒绝谈判的可能,甚至没有了拒绝收费的可能,而且必须是三家运营商都收费。收费数额可能有少量差异,但这不能改变在微信收费一事上,三家运营商已经形成垄断的事实。
原本,将电信行业改革的方向就是要实现政企分开、管办分离,在企业化的基础上分拆业务造成市场化竞争。但现在看来,政令干预企业经营现象仍然存在,工信部依然对三家运营商的经营范围有裁判权,甚至可以插手具体的商业谈判。这样的背景下,所谓竞争也不过是伪市场真垄断的把戏。
从根本上说,中国电信业目前大部分的问题,都来自于市场开放竞争的不足。一方面电信业准入被事实关闭,没有工信部发放的牌照无法开展任何电信服务,三大运营商并未面临真正充分的竞争;另一方面三大运营商的国企身份使他们频频受到指令干预,承担一些政治性的工程、领取财政补贴。这些非市场因素使得电信服务的低效率得以保持,而较少考虑提升服务质量。业务受冲击时首先想的不是提高自身服务而是借垄断提高“地租”,竞争不利时不考虑自己扭转而是找工信部“哭诉”。
现在微信可能造成的网络危机这么早就摆上台面(而不是在3G普及之后),主要原因正是工信部的制式分配。假如允许运营商自行选择制式,那么很可能7亿移动用户早已大量3G化,网络根本不会像目前这么紧张。假如市场竞争充分,在运营商管道化的形势下,三大运营商即便有收费冲动,也很可能像国外那样难以实现。
市场最基本的逻辑,就是通过利润鼓励与用户需求相符的创新。OTT软件发达的今天,运营商的创新空间不大,所以利润集中在了下游的软件商,这鼓励了软件商做出更多的商品以繁荣市场。但现在工信部企图以政令的手段让运营商在其中分到更大的、与其作出的创新不符的一杯羹,这无疑是对创新的打击。虽然各方一再强调,不会对用户收费,但收费对创新的压制,会实实在在地损害所有用户的长期利益。
本专题制作参考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刘远举《“微信收费”的技术、商业、政治、法律逻辑》。
改革开放以来,大部分经济领域的问题都来自市场化不足,解决之道自然是放松管制,鼓励竞争。用管制解决管制带来的问题,除了能满足国企自身的利润要求,对市场上的其他群体都没有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