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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江模式是怎么来的?

    段先念,现任西安市副市长,可谓是“曲江模式之父”。

“空手道”融资30亿,段先念造就曲江成功

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起,曲江即被定位为西安市旅游度假区。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因为没有投入,发展非常缓慢。土地更不值钱,乏人问津。2002年,曾在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政绩斐然的段先念入主曲江,任西安曲江新区管委会主任。同年,曲江新区投资5亿元,在西安有名的大雁塔前,启动新区成立以来的第一个大项目大雁塔北广场建设。
    2003年12月31日,曲江开发的第一个项目——大雁塔北广场正式开放,短短的十天,来此游览的西安市民、外地游客超过百万人次,万人空巷的场景令文史学者惊叹曲江新区城市运营的“魅力”。站在大雁塔楼上,已不仅仅是登塔游览,很多游客为的是晚间准点看大雁塔前的巨型音乐喷泉表演。这个东西宽218米,南北长346米的大雁塔音乐喷泉是亚洲雕塑规模最大的广场之一,广场内有2个百米长的群雕,8组大型人物雕塑,40块地景浮雕。
    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曲江新区在一期15.88平方公里的开发建设中,与8家运营商捆绑发展,融资30亿元,围绕着基础设施和大雁塔广场、大唐芙蓉园、大唐不夜城等一批大项目做文章,不仅带动了区域土地的大幅度升值,还为曲江新区的全面开发建设积累了成功的经验。
    西安市则把这种方式总结为“西安曲江模式”,他们认为,通过“西安曲江模式”,西安实现了文物保护、文化产业和城市发展共赢。

模式化效仿和推广,曲江模式开始被复制

大雁塔的成功经验随后就在西安以及陕西省内各地被试图复制,有法门寺、汉长安城遗址等。
    2006年10月1日,在陕西省西安市曲江新区最终获得“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区”金字招牌之前不到一年之际,陕西省政府第86次会议决定启动法门寺文化景区建设,并决定将其打造为“世界佛都”、继兵马俑之后的“陕西第二个文化符号”。主要操盘者即为近年来成功打造出文化产业“曲江模式”的曲江新区管委会及其旗下公司。
    公开资料显示,法门寺景区建设规划为三期,严格按“品”字形建成佛、法、僧三区。投资32亿元的法门寺景区一期主要包括:由佛光门、般若门、菩提门及圆融门4部分组成的15万平方米山门广场区域,全长1230米、宽108米的佛光大道,总高148米的合十舍利塔。建成后的法门寺文化景区,则成为继兵马俑之后的“陕西第二个文化符号”、“千载佛家圣地,万世人文经典”的世界文化景区。

曲江模式本质是什么?

根本模式以政府为主导,以房地产收益为核心

曲江模式的具体操作是:先讲一个很大很美的故事;然后建主题公园,引来游客和现金流;最终,周边土地快速升值。在“大雁塔北广场”项目中,政府与运营商捆绑发展,运营商建设周边大配套、大商贸建筑,政府则负责基础设施建设(如道路、交通、广场改造),随着项目人气、人流的汇聚,地价上升自然带旺了广场周边的商业物业销售。
    数字显示,在曲江景区,游客量由2003年的360万人次,增长至2009年的2400万人次,几乎是西安市区人口的8倍,增幅超过600%。2003年,曲江新区的土地为每亩30万元到50万元,到2009年,出让价格为每亩300万元到600万元。而在全国抑制房价的大背景下,曲江的房价甚至高达4万—6万元/平方米,炒房者蜂拥而至。结果大雁塔广场两侧2万多平方米的仿唐商业铺面很快被抢购一空。2003年12月31日大雁塔北广场开放,第二天,曲江的所有土地在原有基础上每亩加50万元,而一年后,该地段周围的地价增长了3倍多。实际上,“曲江模式”核心是一种政府经商模式,公益名义圈地-编故事填文化-制造核心亮点-吸引投资跟风-哄抬周边地价-高价卖地得利的发展模式。

本质高投入、高回报的旅游开发

曲江模式与传统的旅游开发最大的不同是,传统的旅游开发是以景点为核心,辅以各种服务性行业的收入,拉动整个地区的经济发展;而在曲江模式中,虽然也是景点旅游带动服务行业,但景区的新建规模和比例远高于传统的旅游开发模式。而在收入上,曲江模式不但可以通过第三产业发展增加税收收入,还可以通过大规模拆迁和新建,获得一大笔土地出让、房地产开发的收入。当然,与此相对应,曲江模式也需要更多的初期建设投入,举债在所难免,可以说,这是一种更激进的开发方式,高收益与高风险并存。

模式创新借壳上市,还试图在股市上开拓道路

除了房地产,上市也是曲江模式追求的创新之一。2012年,曲江文旅通过借壳ST长信(600706.SH)上市。作为西安当地最大的旅游集团,曲江文旅是在西安曲江新区管委会领导下,由西安曲江文化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于2004年7月投资设立的大型文化旅游企业集团,运营有大唐芙蓉园、曲江海洋公园、大雁塔景区、唐大慈恩寺遗址公园、曲江池遗址公园、唐城墙遗址公园、寒窑遗址公园、秦二世陵遗址公园等景区,另外其还涉及旅行社、酒店等产业。
    某知情人士在接受报道时说:“这些就是‘曲江模式’的体现,中国景区大多单一依靠门票收入,但这不符合上市财务要求,为获取更多非门票收益,曲江文旅以古迹景区为核心,在外围开发酒店、商业、文化等相关产业,让景区带动其他收益。除了大雁塔附近的喷泉、酒店和博物馆建设,大唐芙蓉园的周边商业地产也被拉动,甚至还开发了诗史歌舞剧《梦回大唐》、水幕电影《齐天大圣》,将产业链延伸,增加非门票收益。”

毁誉参半,曲江模式未来究竟如何?

争议是否有利文保褒贬不一

“重商业开发,轻文脉保护”,是对曲江开发项目最主要的批评声音。确实,作为古代文物的历史遗迹,过度的商业开发,大量的仿古,会看上去不伦不类。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文化遗产法研究所所长王红霞指出:根据《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及其实施指南的规定,一个候选遗产地能否成功入选世界遗产名录,除了该遗产地本身应当具备公约所要求的突出普遍价值之外,保证其真实性、完整性才是入选的关键,至于其周围是否有绿化,环境是否优美则是无关紧要的。而对“遗产”以外但又与文物“血脉相连”的建筑进行拆迁和过度商业化,无疑是对这种真实性和完整性的破坏。
    不过,所有的质疑大多无法触及一个核心问题:曲江模式对文物遗迹本身是否构成了损害,是否不利于文物保护?事实上,没有任何报道能够说明这一点。
    西安市作为西北地区的区域中心,又是著名古都,其经济发展水平却一直不理想。而其境内的大量尚未充分开发的文物古迹理所当然地成为了重要资源。保护文物本身需要投入,而筹集资金最好的方式就是进行一定的商业开发,既充分利用了文物古迹本身的价值,又不为财政增加负担。商业开发本没有错,只要适度的确可以做到文保和经济的双赢。也许开发有过度之嫌,但文物本身的保护毕竟得到了保障。

前途能否持续成功有待观察

曲江模式虽然在曲江一期取得了成功,但后续发展并不一帆风顺。如扶风的法门寺景区就未能达到预期的辉煌。由于开发一方和当地政府、寺院在利益分配上有所分歧,双方的合作出现了很多障碍。最终的收入也不甚理想,根据一份“2012年建设资金平衡计划”显示,法门寺集团年度收支规模为9.56亿元,其中支出方面,预计归还银行贷款本金及利息3.83亿元,收入方面,预计金融贷款5.2亿元,而以门票为核心的景区经营收入仅有1.4亿元。法门寺与景区的协议已经在2012年5月中旬到期,虽经对方多次催促,法门寺依然未进行续签。
    目前,曲江文投正在进行的是汉长安城遗址的商业开发。由于“空手道”操作的性质,融资是必不可少的。据《时代周报》去年的报道,由于偿还即将到期的债务和新项目开工需要大量资金,曲江文投有着强烈的融资需求,其正计划发行私募债券进行融资。一位债市交易人士称,这似乎是资金紧张的典型体现。
    最重要的是,十年前大雁塔的成功正值近10年中国房地产“大跃进”的开始,在十年后再启一轮新的大开发,到底是赌博还是胸有成竹呢?

在大同、开封等地,更为激进的新建“古城”的工程也在如火如荼地展开,是否能在经济上取得成功也还是未知数。在商业喧嚣和文化指责的背后,我们从曲江模式看到的是如政府主导、房地产等浓重的“中国特色”。这与中国这些年走过的发展道路颇有些相似——先赚到钱,再考虑别的。对曲江模式的评价,也许也只能和这个时代一样,留到几十年后交给后人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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