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的“死磕”之路

      冒名顶替事件曝光之后,王峥嵘曾多次提出私了,并开出优厚条件,均遭拒绝。后数名涉案人员分别受到刑事和行政处罚,就在所有人都认为事件到此为止的时候,2009年5月,罗彩霞以侵害姓名权、受教育权为由向天津市西青区人民法院起诉王佳俊、贵州师大等7个单位和个人。同年6月,罗彩霞将贵州师大历史与政治学院院长唐昆雄追加为第8名被告。从此开始了长达15个月的维权历程。
      舆论在这这个时候开始转向,有人质疑罗彩霞“得理不饶人”,指责她“必将人置之死地而后快”,一回到家乡,就被所有人追问和谴责:“你得理不饶人,你不该把事情闹得人尽皆知,你应该息事宁人。”其母亲和奶奶也饱受牵连而“眉头紧蹙”,“常睁眼到天明”。

通过“死磕” 他们最终讨了个说法

      雷闯,一个不该被遗忘的名字,他长达两年的维权之路充满堂吉诃德式的“喜感”,挺他的人和骂他的人一样多,到后来甚至连家人和病友都不再支持他,他想过放弃,但是没有选择放弃,最终,他成为全国第一位领到健康证的乙肝病毒携带者。
      2009年两会期间,他的建议通过政协委员胡旭晟等大学教授转化为真正的提案,2月11日,三部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规范入学和就业体检项目维护乙肝表面抗原携带者入学和就业权利的通知》,要求在入学、就业体检中不得进行任何涉及乙肝病毒感染标志物的检查。

法制社会的建立,依赖法律制度的完善性和公民个体的自觉性。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公民的不断维权实质上是对法制的监督和推动,这样的努力固然会付出很大的代价,但是如果因此望而却步,无疑是在放任,也是在减缓社会进步的速度。为了保护我们自己,多一点执着,多一些“死磕”又何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