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师路】专访中国作协副主席何建明
————以文学的名义，做一个冲锋的战士
他是一位作家，却像记者一样深入基层采访；从《共和国告急》，到《落泪是金》，从《中国高考报告》，再到《生命第一》，在中国报告文学的道路上他是一个冲锋的战士，履行着人民作家的使命和责任。
主持人：你曾经说过一句话，说文学是把利剑，它为正义而战，这是您《共和国告急》里面的一句话。有人看了挺感动的，感觉把现实揭露的很深刻，是什么样的力量让您去完成了这样的作品。
文学不仅仅是把利剑，它还是种温暖的阳光，我这是在批判性的参与，它还是温暖的阳光，它还是一种柔情，使得我们这种苦难、苦闷的人通过看了一本书，他产生阳光，他心里一下子顿悟，文学是给我们心灵的一种灯火，它是引导社会的一种活力，它应该是这样，同时对社会问题，它又是一把利剑，它能革除我们社会进步当中、肌体当中的一种毒瘤，在这个时候它是一把利剑，所以说文学它是我们社会进步的一种不可缺少的精神产品。
何建明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家庭，但是生逢于上个世纪天灾不断、政治运动频发的年代，经历了很多的磨难与考验。
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没有念书了，没有书了，只有一本毛主席的语录，看第一本书，没头没脑，在我们的亲戚家里，看好长时间我还不知道书名，但是我记住了一个名字，叫保尔•柯察金，他的主人公特别崇拜牛虻，我第二本书偏偏看到了《牛虻》，从此我走了保尔的道路，当兵、谈恋爱、当作家，等等，我几乎一直是走了他的道路。文学道路也是这个程度，所以你看，保尔•柯察金中的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那些话都是在我的成长当中（发生作用），一个人当他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后悔，回过头来不因自己的碌碌无为而后悔，等等，这样的语言一直在影响着我。所以，当文学家是因为文学影响了我，才走上了文学的道路。
或许正是那样的成长经历，对何建明日后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促使他更多地关注弱势群体和人性的善良与积极。何建明先后创作了《共和国告急》、《落泪是金》、《国家行动》、《部长与国家》等著名作品，其作品不仅关注弱势群体，塑造了一个个时代英雄，更是站在一种冷静的审视层面来把握时代的脉搏，将一个个新闻事件和背后蕴藏的人性展露出来，让时代的闪光点照耀至每一位读者面前。
主持人：当你面对自己想写又不能写的时候，不能直面现实的时候，您是怎么应对这些问题。
何建明：有的时候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进行处理，由时间来处理。有的时候我们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处理，例如我曾经在写完《高考报告》、《落泪是金》教育三部曲的时候，我准备写农民调查，写中国农民问题，当时我已经调查好了，我曾经到湖北的一个地方，当时的农民负担非常重，一个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老家，我记得去一个生产大队去了解情况，去一个村了解，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有三十几个农民因为生活不起自杀了，家破人亡，我看到一户户家庭都是门关了，破落了，有的就剩下一个孩子，孩子也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我当时非常揪心，我要把它写出来，但是后来我碰到另外一本中国农民调查的那本书，我的一个朋友写的，那我的这次中国农民问题就不能写了，但是后来我在山西调查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后来是2003年感动中国的人物，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叫梁雨润，后来我这个书也改变成电影电视剧了，发现这个干部身上体现那种既为农民做事，又能实现我们党的执政理念，这么一个正面人物，但是他在处理农民问题的时候就发现，我也想像前面那样表现农民的苦难，在《根本利益》当中我写了梁雨润这个人，我也展示出来了，就是说我用一个正面的事去展示一个我想表达的社会问题，后来这本书叫《根本利益》，你知道那本书开头是一个什么故事？
主持人：什么故事？
何建明：两口棺材在家里放了13年，一个老百姓，棺材里面有死人，非常残酷，就到现场的时候，我看都不敢看，我要把这个问题写出来，最后我书里的主人公是把这个事情处理好了，就是真正为老百姓做事，你想想一个家庭，一个老太太已经白发苍苍了，其实还不到60岁，白发苍苍，家里放着两口棺材，一口是她的丈夫，一口是她的儿子，她的丈夫放了8年，她的儿子放了13年，她要打这个官司，一直打不明白。我把这个事情写出来，一个多么血淋淋的现实的社会，为什么一直解决不了，后来这个主人公梁雨润把它解决了。所以你看看，如果现实问题专门去写农民那种凄惨的内容，可能有的时候还出不来，引发了很多问题，但是我用这么好的一个正面人物把它表达出来，你知道这本书，党和国家领导人好几个人做了批示。
对于报告文学来说，真实性是它区别于其他文学形式的最主要特征，让事件的来龙去脉得以最完整的还原，这不仅是报告文学作家的责任，更是广大群众的需要。但是，对于何建明而言，获知真相、追求真实，却往往是一种严峻的考验。
何建明：有时候我们揭露问题会触犯别人的一些利益，某些单位的一些利益，包括触犯一个地区的利益，就像《新闻调查》、《焦点访谈》经产会碰到这样的事，而我们的报告文学它的那个面、那个深刻度更厉害，这也是报告文学的可贵之处，也是它的难度所在。
主持人：那报告文学更多的要忠于现实，要直面真相，那您有没有遇到过困难，就是这种还原真相、忠于现实，有没有遇到过困难。
何建明：太多太多了，都会碰到这样的事情，我的第一部鲁迅文学奖的作品叫《共和国告急》，写了矿难，乱采乱挖，那面对那种现实会非常严峻，现在大家都痛恨矿难，我当时写的时候是1992年，改革开放刚刚进入第一阶段蓬勃发展的时期，当时地质矿产部解散，很多矿产资源不知道那个部门管理，出现了一片混乱，谁都可以占有国有矿产，因此当初我写这部作品时，碰到很多很多难题，第一你写了以后，会受到强烈的（威胁），甚至有的到北京来要追杀我，我要采访，人家拿着那个土枪顶着我去那个矿里看，非常艰难，但是你要揭露这件事，我们中国虽然是地大物博，但是我们的矿产资源是相当少的，面对这样的（现状），所以我写了一部二三十万字的作品，那就叫直面现实，有强烈的批判性。而我们报告文学最初的文体，基希发明这个文体的时候就说，这是一种危险的文学样式。报告文学最早提出来的一个核心点就是，用新闻的文学形式来批判现实社会。
主持人：您可以给我们具体讲一讲报告文学它的概念，它的历史渊源，怎么形成的。
何建明：它们的差异你看，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们写北京地区的，比如写一个2003年一个特别大的事件，非典事件，我们可以用一个小说（的样式）去写，张三李四，把很多人的特点集中到一个人的身上，写成一个电影，写成一个小说，那么它叫虚构，那我写报告文学，那张三李四都是能找得到的人，找得到这种事。
主持人：是用真名吗？
何建明：必须用真名，它的差异就在这里，同样写一件事，有的是真人真事，它可以非常震撼人，比如我写过一个北京保卫战，当时那个时期我们经受了灾难，那么也有人写小说，搬到舞台上，然后就成了另外一种文学，我们就说纯文学，实质上就是虚构，它们之间的差异在那里。
主持人：你给我们具体讲一讲2003年的时候，你选择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何建明：我选择了这样一个场景，书名叫《北京保卫战》，因为非典是突如其来的一场灾难，我感觉当时世界快进入末日了，大街上都看不到人，人和人之间不敢见面，让我的司机给我弄两个口罩，我们的车停的远远的，他走了我再去拿，就是那种场景，非常像小说，就是说虚构不出来，当时就发生这样的事情，我要把真实的东西写出来，真实的东西本身就已经超越了我们作家的这种想象能力，因此它是非常精彩的，只要把它写出来，它就是能阅读的非常精彩的作品，这就是我们报告文学的魅力所在。
主持人：那报告文学和一般的文体相比，它更纪实，要求你的真实性，会不会很难写。
何建明：是这样的，所以一个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我一直认为要具备很多素质，作家，写完东西成为作家就行了，他对生活的一种敏感，他对生活的一种情感和理解，悟性和文字的表达，这就可以了，但是报告文学作家还不行，首先必须具有新闻的那种职业特点，善于捕捉材料，和具有采访的能力，这个还不够，那就成了新闻记者了，他还必须有那种超越记者的那种政治高度、思想深度，社会的知识，这是第二个层面。第三个层面，他还具备作家的这种能力，所以他应该综合这方面的能力才可以成为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你看现在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不是特别多，是因为从事我们这种职业的人相对来说很少，难度大，作家完全可以不用采访，比如说抗震救灾看了，他在电视上看到那种感觉，他可以编出来，写一首催人泪下的诗篇，可是报告文学不行，不能说新闻材料来了，再去写，那也就是新闻了，它成不了文学，那我到那个地方去采访，感觉就不一样，然后用我文学家的这种判断，和这种悟性，和对这个灾难的理解，然后把这个灾难的采访原材料拿到手，我出来的东西就是报告文学。
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04秒，四川汶川、北川，8级强震猝然袭来，大地颤抖，山河移位，满目疮痍，生离死别。西南处，国有殇，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破坏性最强、波及范围最大的一次地震。此次地震重创了约5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大地，更是重创了全国人民的心。作为中国报告文学的代表作家，何建明当仁不让，仅在地震发生的一周后就赶赴了地震现场，用自己的眼睛去发现，用自己的内心去感受，去自己手中的笔去记录。
主持人：当时在汶川大地震的现场，带给您最大的震撼是什么。
何建明：我这个人啊，后来别人给我的评价是国家叙述，大视角的叙述，大视野大视角，写那种宏观的题材。在2008之间，我写过很多，例如《三峡移民》，《部长与国家》，包括《北京保卫战》这一类。那2008年也是这样，汶川大地震时，中央电视台带去了很多机器，还有直升机，拍那些镜头，那我一个作家去那里干什么？我感受的东西远远超过镜头上能够感受到的，比如说我一到那个都江堰，我面对的是塌下来的，几百个学生埋在那里面的（景象），大概有一个四十来岁的妇女，拿着一张彩色照片，那照片上是她的两个女儿，双胞胎，都砸死在里面了，然后她把尸体运到自己的家里，自己在家里设了灵堂。然后她听说北京来了作家，一定让我到她的家里看，诉说对在地震中死亡的那两个女儿的感情，你想到那种地方，那种感情，活生生的，可能在我们的电视镜头没有显示出来，电视可以看到画面，但是你闻不到那种气味，我到那个中学那里都是死人的气味，那种气味你只有到现场，你才能感受到。只有你相当有文笔的时候，你才能把它表达出来，这就是作家看到的东西，用文字表达出来。后来我开头写了生命第一，开始我用了三个镜头，后来他们说我的这个作品，在整个记录5•12大地震中写的最好的（作品），我想肯定写的不错，我有这个自信。比如说开头我写了三个不同的时间，第一就是我去的19号，12号发生的地震，因为刚开始不让我们去，中央电视台捐献的那个晚上，第二天我们就去了，19号正好是第七天，我们中国有一个传统，叫头七，死者和生者有个头七，那个时候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救人，还可能有生命，所以我能感受到这个救人现场的感觉，这是一个情景。后来我写了49天，七七49天，断七了，我们的老传统，49天不可能再有活人了，生者和死者的这种分离，彻底的分离了，这个时候我要看他们的情感，后来一百天以后，就是百日祭，都是烧纸的人了，眼泪都没有了，地震中那些凄凉的人们，我选了三个时间段的那种灾难的老百姓情景，这是作家的独特，这种东西靠新闻、靠镜头是写不出来的，靠想象也是出不来的，也是虚构不出来的，只有纪实作家到了现场感受到了这些，只有到第一线的作家才能完成这样的使命，生命第一就在这里。我讲的生命还不仅仅是人的生命，还包括动物的生命，还有地球的生命，为什么地震，我发现了很多问题，那一片的山好多都被挖空了，我们的矿，地震一来，很多都摇摇晃晃，全部埋在那里面，所以说地球也是有生命的，当人类珍惜自己生命的时候，要注重动物还有我们地球的生命，你别看它岩石，实际上它也在动。什么叫地震，是因为岩火在运动，然后这个地壳不太好，然后就产生了地震，所以我们珍惜人类的生命的时候，还应该珍惜其他生命。所以我当时写了生命第一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
继《落泪是金》之后，何建明又将目光聚焦于年轻的学子们身上，连续创作了“中国教育三部曲”，其中就包括引起巨大社会反响的《中国高考报告》，从这部作品中，人们不仅能够体会出何建明对于贫困学子们艰难处境的深深理解，更是充分展现出“报告文学”这一文学形式的强大生命力，将时代性的新闻与悲悯众生的思想性，与时俱进地结合起来，直接推动了中国的改革事业。
主持人：《中国高考报告》是您曾经创作的一部非常著名的作品，当时您指向了一个全社会都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一个题材，比较敏感，大家都比较关注，应该是采访了很多的例子。
何建明：这部作品，因为我们中国的希望工程刚完成，邓小平曾说过到2000年的时候，要解决贫困孩子上学的问题，后来发现希望小学建立了，但是发现考上大学以后，很多孩子念不起书了，交不起学费，不知道你经历过没有，我是从部队出来的，我没有经历过，但是在九十年代的时候，我们实行教学双轨制，原来上大学都是国家包的，后来就要自己出钱了，发现有大量的学生，包括农村的、城市里下岗家庭的孩子念不起书，一年交五六千，学费交不起，出现了大量的贫困生，这是非常大的问题，我把这个事件写出来，题目就叫《落泪是金》，引发了一个大的教育（变革），那个时候我天天在大学里讲这件事，美国纽约时报把我的这部作品说成是中国九十年代以来的最优秀最有影响的校园文学，当时在国内引发了一个非常大的事件，说何建明让全国人民都掉了一把眼泪，没有看了这本书不掉眼泪的。那时我在中国作家工作，在报纸上出来以后，我们单位的电话（很多）。这本书老百姓看了以后，给团中央等有关部门捐助了几千万，后来引发了整个社会对贫困大学生的关注，国家出台了很多政策，都是因为我的这本书引发的。《落泪是金》完成以后，我就写了第二本书《中国高考报告》，是2000年出版的，当时也是引发了特别大的热潮，写这部书的时候，我觉得中国已经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发展），现在快三十年了，但是今天的高考也是这样，即使我的书拿到现在，依然还是那些问题，就是应试教育带来了我们素质教育方面种种的问题，而高考存在的问题，怎么解决呢，我在那本书中说，什么叫中国的大学，当我们没有校门的时候，我到哈佛大学去，想找一个校门拍照片，但是找不着，发现西方的大学都是开放的，然后你到中国的大学都是围起来的，一道又一道门，看似是一个建筑上的问题，其实可以看成是中西方高等教育上的差异性，因此我说什么才是真正的大学，就是课堂上没有了教师，学生可以自由的发挥，找不着大学校门的时候，那才是真正的大学，当然我是一种畅想，或者高考也不要考了，来年不考试，就是对中国的高考提出了我的思考，因此这样事情都必须直面现实，当初教育部等单位都来找我，探讨这些事情，著名的导演谢晋来找我，要拍电影，我的《中国高考报告》后来也改成电视连续剧了，这些就是报告文学所具有的那种特性，直面现实，具有强烈的批判性，同时给社会带来进步意义的。
主持人：在这本书中，其中有一个故事，上面写了家里面有三个孩子，最大的哥哥为了能上大学，把弟弟和妹妹都活埋了，非常深刻，因为家里的条件只能够一个孩子上大学，这个故事是真的吗？
何建明：当然是真的，我的报告文学必须是真的，在陕西一个叫白鹿原的地方，我到的那个地方叫蓝田，我到他的家里去，只有一个孩子上了高中了，县里的重点中学，母亲说完了，肯定要考上大学，如果要考上大学，家里没有钱供他了，于是父母都自杀了，我到的时候他们已经去世半年了，都是活生生的。在九十年代的时候，中国很多地方还没有富起来，学校里又要收学费，所以很多孩子都上不起大学，这十几年中国发展得很快，现在学校里全免费，如果交不起学费的话，学校和政府都会帮助解决，但在那个时候，农民的负担，还有城里下岗工人的负担非常重，因此他们承担不起子女上大学的费用，很多家长采取了很极端的行动。包括你刚才讲的那兄妹三个人，为了自己上大学，就把另外两个小孩杀死了，非常非常残酷，血淋淋的，这就是我们中国高考应试教育，或者教育资源不够公平造成的社会现象，所以在写这部书的时候，也是血淋淋的。看到社会在发展过程当中还有种种问题，这是报告文学最应该表现的内容，就像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调查》和《焦点访谈》一样，但是报告文学更有力在于它的那种深刻度，那种信息量，那种文学性，能勾人心，能摧打人的眼泪出来，这就是文学的力量。
作为中国作协副主席，以及中国作家出版集团的领导，何建明每天首先要做的是处理日常的管理工作，关于写作，也只能是忙里偷闲、见缝插针般的完成，繁忙不忘本身的爱好，而爱好的路途上又能创作出很多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或许这就是他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的原因。
主持人：您面对纸和笔，如何做到了几十年如一日的笔耕不辍？没有遇到过什么困难让你放弃吗？
何建明：困难太多了，尽管我当了作家协会的副主席，但是我这一生当中，我没有当过专业作家，所谓的专业作家，我没有十天假期连续写作的，基本上都是利用星期六星期天、节假日再完成，特别是晚上才写作的，我写了四十几本书，8个电影电视，我不是专业作家，我都有职务，就现在我还管了一栋楼，作家协会报刊社，还有其他单位，不像那种坐在家里的专业作家，时间对我来说特别重要，因为我是报告文学作家，我还必须去现场采访，这些我碰到的难题。
几十年的作家生涯之后，何建明官至中国作协副主席，但是对他来说，报告文学仍是他最执着的追求，因为他知道一部好的作品能够影响很多人，激励很多人，那也是他孜孜不倦地流连于白纸方格之间的价值所在。
主持人：我们这个时代还能不能出好的作品，好的大师？
何建明：我认为好的文学的标准是，人们都喜欢看它，看完之后能有精神上的启迪，具有影响社会进步意义的作品就是好作品，在中国这样的一个时代，我们需要有那样的责任心，有文化素养的，具有全球眼光的作家，他就是大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