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瞭望：菲律宾人质事件中的“越位”与“缺位”

　　菲律宾人质事件发生后，菲律宾人哀叹，全球都知道我们演砸了。因为整起事件，全球媒体都进行了实况转播。美国《时代》周刊称：“警方的营救行动就像电影的慢镜头一样”，英国《卫报》则认为地球人都现场观看了“大屠杀”。

　　事后，各界在声讨菲律宾警方的“缺位”时，也在热烈地讨论媒体是否“越位”。媒体在整起事件中到底该不该承担责任？该承担怎样的责任？理性而言，这确实是个令人深思的问题。

　　有舆论认为，人质劫持事件之所以走到最后悲惨的结局，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媒体的电视直播刺激了劫匪，致其丧失了最后的理性。

　　现代通讯技术的飞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媒体偏好采用电视直播的方式报道新闻事件，特别是重大突发事件。因为这样的方式可以让大众明晰地了解事件真相，并赚得高收视率。但菲律宾媒体对人质劫持事件的直播却无意间击中了警方的软肋。分析人士指出，如果不是全世界都“眼见为实”，阿基诺三世恐怕不会承认菲律宾政府在处理此次危机过程中存在“诸多败笔”。

　　尽管平时大众对告诉他们事件真实信息的媒体会更加偏好，但这并不意味着在任何时候直播都是最佳的选择。按照美国学者斯特奇的“危机传播阶段”理论，媒体在报道突发事件时，应该按照危机的进展采取不同的信息处理和报道议程。就菲律宾人质事件而言，媒体在危机形成阶段的报道方式是没有问题的。在最初的“黄金4小时”内，在场媒体的直播很好地发挥了“我在现场”的作用。人们注意到，在事件的大部分时间内，劫持歹徒的表现都是平静的，要求警察提供食品和燃料补给，并有数名人质被释放。按照这一态势发展，这场悲剧很有可能变成虚惊一场。

　　但是在危机的蔓延和爆发阶段，部分媒体当时的处理则过于注重过程的原貌和进程，使得歹徒通过车载电视能够随时掌握警方的布置，尤其是其弟被警方带走的消息更是使其情绪失控。

　　更为糟糕的是，据菲律宾国家警察署发言人克鲁兹介绍，在人质解救的关键时刻，曾有一些媒体人通过各种渠道联系上了劫匪门多萨，但与其通话的目的却是怂恿劫匪“不要接受”警方的条件。如果事实真的如此，那么这些媒体不仅是丧失了新闻人的职业操守，更是丧失了人性，变成只知追求残暴“热点”的帮凶。

　　不过，对媒体的指责从菲律宾政府或警察嘴里说出来显然是不妥的。因为媒体直播让菲政府和警方在全世界颜面尽失，当然，如果媒体责任真如菲警方所描述的那样，也反映出了警方现场控制的能力低下。对于此类劫匪事件，警方应当给媒体设定现场活动的底线，不能让媒体记者干扰警方的解救工作。在事件最后阶段，媒体记者突破警方防线一哄而上的情形，更是证明他们在现场管理上存在着严重的“缺位”。

　　菲律宾人质劫持事件已经过去了十余天，但这件事情仍然有反思与讨论的价值。居安思危，警钟长鸣，今天菲律宾暴露出的问题安知没有在其他国家潜藏？政府与媒体、“越位”与“缺位”这样的问题在全世界都具有普遍的意义，人民生命财产到底应该如何去保护，实在需要好好研究研究。

责编：王琰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