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商南县的“广场问政”火了。那个现场被免职的县卫生局副局长、疾控中心主任华中央，也“一哭成名”。这一哭，映射出了“广场问政”的锐度。这种问政方式值得探索，但也需审慎把握，以避免滑向某些值得商榷的极端。

　　之前一些地方搞过“电视问政”。在广场上还是在电视上，并无本质区别。关键是这样的问政，确实给基层干部带来了巨大的压力——直通百姓、省去了“二传手”的承诺，众目睽睽下的述职，毫无退路的问答，不留情面的免职…从已6次“广场问政”的商南看，据群众反映，干部们的工作效率、服务意识确实因此而提高，老百姓的满意度正实实在在地增加。这样的探索，有价值。

　　然而，越是值得探索的新生事物，越需要我们仔细推敲、精雕细琢。这类“广场问政”、“电视问政”，又提出了三个新问题：

　　其一，广场问政，公开性足够，但严谨性如何保证？

　　无论是评价一个政府部门的工作，还是评价一个干部的表现，广场上、电视上的问政，都提供了一个新平台。然而，这个平台并不能包办代替一切。短暂的几十分钟里就把一个部门的工作说清楚，已属不易；还要做出全面、客观、公正的评价，更是难上加难。

　　问政过程中，问者和被问者所提供的信息，是否足以成为决定一件事情存废、一个干部进退的主要依据？问政中在现场展示的一些暗访录像、提前调查等内容，其严肃性、准确性、全面性是否经得起推敲，是否需要再调查？问政中在现场召开的党政决策会议，是否符合程序，是否能摒弃“表演成分”，是否能真正体现出对一件事情、一个干部的负责态度？

　　其二，广场问政，如何避免成为“巧舌如簧者的舞台”、“笨嘴拙舌者的陷阱”？

　　近年来我们强调党政干部不仅要“做得好”，还要“说得好”，要善于跟公众沟通。但为民服务的事情，归根结底，是做出来的而不是说出来的。电视直播下的公开问政，更侧重于“说”，要在很短的时间内把你“应该做什么”、“准备做什么”、“做到了什么”、“没做到什么”给说出来、说清楚。

　　这种“说”的能力，是党政干部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也是对“做”得怎么样的检验方式之一。但是，它不是唯一的检验方式，更不应成为主要的检验方式。如果本末倒置，这样的问政，就成了巧舌如簧者的秀场——有的干部专挑老百姓爱听的话说，不愿意实事求是地讲难度、讲风险；有的干部善于用巧妙的话语艺术，把好事放大，把糗事掩藏；有的干部平时干工作稀稀拉拉，一到这种上级领导端坐的问政场合，就精神头十足，全身能量迸发。

　　其三，广场问政，在政绩评价体系中应占有怎样的恰当位置？

　　实践证明，这种“广场问政”、“电视问政”有积极效果。但它在党政干部政绩考核评价体系中到底应占有一个什么样的位置，还需要审慎把握。毫无疑问，它是传统评价体系之外的一种有效补充。但如果简单地把它当成主要评价方式，从纵向看，或许缺少对一件事情、一个干部的系统考察，未免失之草率；从横向看，或许缺少对问责事项的多角度、多层次调查核实，未免失之偏颇。

　　有人说，这种公开问政，很多时候让老百姓当场提问，甚至直接评判、打分。既然党政部门是为人民群众服务的，那么群众满意不满意，就是最直接的检验标准。这样做难道不对吗？

　　这正引发了此类问政方式给我们提出的更深层思考——

　　首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现阶段的共同利益是一致的，但不同群体还有着各自特殊的利益。在问政现场，群众直接提问、对话、评价，这看上去很好。但此处发言的群众，他阐述的是个人意见还是群体意见？他的满意不满意，代表着多少群众的满意不满意？改革发展中的很多复杂问题，你让这部分群众满意了，利益相关的那部分群众就可能不满意。以谁的意见作为主要依据？

　　其次，党政干部在工作中既需要尊重群众、服务群众，也需要引导群众。因为某些群众的意愿，有时会被偏见影响、被情绪绑架。一个总是顺着群众中“一时最大声音”说话的干部，很可能在这样的问政现场得到最多掌声，但他不见得是一个有责任、有担当的好干部。一个在这样的场合略显木讷的干部，也可能做起事情来恰恰雷厉风行。

　　“广场问政”、“电视问政”可以再多一点，但也应再理性一点。党政干部应该越来越习惯在这样的场合，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和评判。但我们要共同努力，避免把这种问政演变成一种脱离了实事求是作风的“表演秀”、“脱口秀”、“迎合秀”。

　　文／央视特约评论员 杨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