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引领重建的灵魂之源

　　熙来攘往挂着外省车牌的车辆，操着五湖四海口音的援建大军……这些汶川地震重建时随处可见的场景，在芦山灾区看不到。

　　震后，中央明确提出：创新体制机制，重建工作以地方为主体。根据要求，四川省成立了芦山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委员会，负责整个重建工作组织领导，由省委书记王东明、省长魏宏分任正、副主任，下设办公室和7个工作小组。

　　“这次重建体制的创新，正是科学发展观的一次生动实践。”四川大学－香港理工大学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执行院长顾林生说，“中央将芦山重建指挥权交给四川，不仅是科学评估灾情后作出的决定，更是为了增强地方应对重大自然灾害的能力，探索重大自然灾害重建向‘地方负责制’转型。”

　　在“地方负责制”下，中央给予地方充分的重建基金“调配权”，确保了资金使用更加因地制宜。比如，考虑到重灾区各县原本就地处经济欠发达地区，底子薄、财力弱，配套资金跟不上。四川省及时调整了重灾县公共服务重建项目投资中的财政补贴占比，从汶川地震时的44％一下子提升到80％。

　　更重要的是，“地方负责制”通过“放权”，给予充分的时间和空间，确保了地方能够更加冷静地判断重建工作的“轻重缓急”，统筹协调稳步推进灾后重建。

　　科学重建，规划先行。震后，四川省主动“放缓”了重建速度。省长魏宏说：“不过分强调速度，而注重统筹规划，要把基础工作做扎实。”在灾区，大到全面指导重建的11个专项规划，小到灾区一个村的重建蓝图，都经过了专家无数次的论证和修改。

　　雨城区中里镇地势平坦，红色旅游资源丰富。对口援建的绵阳市请来台湾规划大师夏铸九，为其量身打造旅游小镇。

　　许多村民第一次看到规划图时非常激动，纷纷表示同意。但静下心来，发现了问题：全木质结构造价是不是太高了？户与户之间怎么没有防火墙？木柱子放在地上会不会腐坏……

　　于是，规划设计团队不断与村民召开“坝坝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征求意见，修改和调整方案。

　　中里镇的故事，既是科学规划的真实写照，更是尊重民意的人文注解。在芦山重建中，从规划设计、重建选址到工程施工等各个环节，都坚持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尊重群众意愿。群众是否满意，成为灾区重建的最高标准。

　　防范地质灾害被誉为灾后重建的“生命工程”。震后，为避免“二次受灾”，对于灾区居住点、公共设施以及重要基础设施的建设，灾区坚持科学选址，避开断裂带，避开地质灾害隐患点，避开泄洪通道。去年，芦山地震灾区虽然发生了1600多起地质灾害，却没有出现1起重大因灾伤亡事件。

　　科学重建，各地还将恢复重建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一批批重建项目投入使用，为灾区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依托雅安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的灾区“飞地”产业园区，目前已有10个企业项目入园建设，9个项目正在进行洽谈；灾区正在打造大熊猫文化、茶文化和山地生态旅游产品和品牌，加快建设国家级生态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试验区……

　　规划先行、统筹推进，这是科学发展观的集中体现。它赋予灾区攻坚克难的力量，更彰显芦山灾后重建的理性与成熟。

　　群众路线：夺取胜利的伟大法宝

　　灾后重建任务繁重，“地方负责制”给四川省各级党员干部和广大灾区群众压上了沉甸甸的责任。

　　震后，四川省委书记王东明、省长魏宏组织召开了数十次专题研究会，多次到灾区一线指导工作。

　　重建的关键时期，四川省委还及时调整了雅安市委班子，把一批灾后重建和社会管理经验丰富的同志调任到灾区工作。

　　去年7月20日，芦山灾后重建全面启动。当时，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正在全党拉开帷幕。

　　灾区广大党员干部自觉践行着群众路线，走基层、建台账、办实事、惠民生，保持着“5＋2”“白加黑”的工作干劲，充当着灾后重建的“脊梁”、百姓的“主心骨”。

　　早在震后第8天，中里镇原党委书记王加林就被查出急性胰腺炎，但他仍坚持带病救灾，忙完后再一个人悄悄到医院输液。直到两个月后，他被最终确诊为急性白血病，于去年11月7日因抢救无效去世。

　　去世前，王加林给家人留下两个遗愿：一是丧事一切从简，不收一分钱礼金；二是希望把他的骨灰埋在他工作过的灾区。

　　妻子彭志莲哭着说：“他就是放不下心。住院后，每天还要打电话，有时一打就是几个小时。”

　　在灾区，“王加林”式的干部还有很多。芦山县清仁乡大同村村党支部书记袁超，身患食道癌仍终日奔波在一线，为群众解决困难和问题；芦山县纪委干部武静去年底本该退休，如今仍在担任县重建办项目推进与质量监督组组长；年届五旬的德阳市援建干部匡能俊，被当地村民戏称为“不想回家”的城管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