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破不立。东莞要“破”什么？打破在转型未果之际对某些特殊“吸引力”的依赖。东莞要“立”什么？找到长久健康发展的新路。央视曝光“黄潮”，挑开了今日东莞的尴尬一角，也用这种舆论监督的推动力，在倒逼东莞的深刻转型。

　　东莞转型存在三大难题

　　东莞，站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东莞模式”，曾经被关注改革的人们津津乐道。这个地级市，没有下辖的区县，市下面直接就是32个街镇。所以你会看到这次央视曝光的几大酒店，都不在“市里”，而在“镇上”。这种分散度较高、集中度不足的城镇化布局，曾经是东莞的竞争优势，如今却成了东莞的软肋。

　　改革开放之初，涌入珠三角的投资者和打工者，进深圳不易，因为有特区的“关口限制”；进广州不易，那里成本偏高。所以他们不约而同地落脚在广深之间的东莞。这里村镇分散、土地便宜、生活成本较低。这是东莞能聚沙成塔、成为“世界工厂”的最初缘起。而今，这里因为缺少中等规模的中心城市，而失去了资源聚拢和多层次产业并起的机会，在广州、深圳两个特大都市的夹缝中，迟滞于镇一级传统型小城市的面貌中——高端产业不多，低层次服务业遍布，社会管理难度加大。

　　而东莞的看家法宝——制造业能力，也始终徘徊于低端化。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加剧了这一隐忧。目前东莞外贸增幅大致维持在10%左右。对于一个世界级的外向型制造基地，这个数字并不让人轻松。全世界的传统电子产品、家电产品制造商，几年来都面对巨大的转型压力。当SONY这样的企业都要在本土动辄裁员上千人之时，站在它下游的东莞相关企业，境况可想而知。当诺基亚由极盛转向衰落之际，曾经某一个厂就有5000名工人在流水线上加工诺基亚产品的东莞，冷暖自知。

　　所有的尴尬，最后归结到人的身上。在东莞900多万人口中，有近700万外来常住人口。“一高、一低”正在凸显：外来劳动力的成本在不断提高，使东莞企业普遍进入薄利时代；而外来常住人口享受到的公共服务又偏低，跟本地户籍人口之间仍有不小差距，这降低了外来人口举家落脚的几率，使其“流动心态”仍强，不能成为优质服务业的稳定参与者，反而成为畸形服务业的落寞买单者。

　　“黄”成了转型不力时的救命稻草

　　不能否认，东莞人为转型做了很多努力。但显然还远远不够。从城镇到产业到人，东莞在三个维度、三个层面上陷于转型期的沉重与尴尬。这是“黄毒”入侵、泛滥甚至扎根的深刻背景。它的背后，不仅附着着“黄、赌、毒、伞”这四个总是同流合污、共生共长的字，也附着着东莞人、乃至珠三角人的一种无奈：在产业吸引力和城镇化吸引力都不足的时候，某种特色服务的吸引力，就成了救命稻草，成了让某些管理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理由。

　　黄色服务业给东莞带来了表面的人气、虚假的繁荣。对于转型中的东莞来说，它是春药，也是毒药。对春药的依赖感，侵蚀着东莞转型的内在决心，也使得很多有长远眼光的理性投资者望而却步。

　　东莞须摆脱转型路上的畸形依赖

　　东莞的转型，有正路可走：它在产业发展中，既不能轻易丢掉“世界工厂”仍存的制造能力，也要主动构建有本地生长力的产业技术和品牌；它在城镇化进程中，需要统筹布局、适度整合，减少镇与镇之间的恶性竞争，增加与周边大城市的功能互动；它在解决人的问题时，则不妨做缩小城乡居民之间、户籍人口与外来人口之间公共服务差距的改革排头兵。

　　中国之大，多少地方，大家都在奋力转型。没有谁的转型可以轻松愉快。但靠“黄赌毒”聚人气的投机，决不能再有。由媒体监督所引发的这一轮扫黄动作，不仅要扫掉“黄”及“黄”背后的“伞”，还要扫掉东莞转型路上的某种畸形依赖。

　　此依赖不除，东莞转型无望。

　　文/央视特约评论员 杨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