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一平一家四口在美国女儿女婿家为杨一平（右二）庆祝62岁生日

　　深圳新闻网讯（记者 张玲） 用了三个上午的时间，退休在家的杨一平在上海一一回复深圳新闻网记者发给他的《深圳人物志》采访提纲，做律师工作多年练就的逻辑性、惊人的记忆力和文笔功底丝毫不减，认真的态度也让记者大加赞叹。

　　在深圳新闻网论坛和博客里，杨一平被归类为“深圳名人”，博客访问量多年来高居榜首，1702998人次访问过他的博客。2000年杨一平成为了港澳界别委员之外，深圳首位非深户籍的政协委员。如果要做深圳的人物志，他是一个不可不做的人物。

　　杨一平的博客里这样介绍他：

　　杨一平律师，上海市人，无党派爱国人士，中国侨联法律顾问委员会委员，深圳市侨联法律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深圳市第三、四届政协委员，于80年代初期担任律师，曾办理过国内多起有影响的大、要案，对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深层次问题有独到的见解。曾担任深圳电视台都市频道《第一现场》栏目特约评论员、深圳广播电台先锋89.8频率《早新闻时事论坛》节目评论员，并受中共深圳市纪委、市监察局聘请担任《民心桥》节目义务参评员及特邀监察员。

　　在杨一平答记者问的邮件里，还附有三张照片，可以算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刻：年轻时痛恨潜规则而自学法律的上海小伙子（这张照片私人珍藏，属首次在深圳媒体上曝光）；女儿长大后参加女儿婚礼亲手将她交到女婿手里的慈爱父亲；和妻子、女儿女婿在家里享用一顿温馨的家庭生日餐，庆祝62岁生日的长辈。

　　曾经在法庭上慷慨陈词，在政协会议上为民代言，如今享受惬意退休生活的杨一平已经步入人生新的阶段，他的心境大概可以用这样两句话概括：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

　　深圳新闻网记者：杨一平委员、杨一平律师是人们最经常叫您的两个称呼，退休回到上海养老，政协委员卸任了，律师工作也挥别了。请问，您最不舍的是哪个称呼？

　　杨一平：谢谢大家仍在关心我。虽然我早已退休，政协委员卸任也有两年多了，但有意思的是，在深圳，杨委员、杨律师这两个称呼却始终陪伴着我，在上海，凡认识我的人也大都称我为杨律师。

　　说心里话，这两个称呼我都喜欢，一个是我社会职务，一个是我工作职务，大家还记得我的这两个称呼，至少说明我还是为这个社会做了点工作的。

　　享受惬意的退休生活“感觉好极了”

　　深圳新闻网博客页面首页上，杨一平位居“深圳名人”首位。

　　深圳新闻网记者：能否说说您目前退休的一天是怎么安排的吗？

　　杨一平：那就是所有普通人最简单、最朴实、也是最丰富的一种生活：与家人在一起，开开心心地过好每一天，有大量时间在家阅读书籍、浏览网络、会会朋友、看看电影、观察时政、了解天下事，当然也注视着深圳的发展和改革；

　　偶尔陪夫人做点家务、逛街购物；

　　在自家的小院里种种花草、修身养性，喝喝下午茶、品尝亲手制作的正宗意大利咖啡；

　　晚饭后与夫人在小区花园里散散步，仰望星空、看看月亮。

　　偶尔也会开车出去转转，看看上海和周边地区的变化。没有刻意的时间安排，更没有事先预设的日程，基本上随心所欲、随意而为。

　　总之一句话：这种感觉好极了。

　　杨一平挽着女儿的手在婚礼上将女儿交给她的爱人

　　女儿受“深圳教育” 如今成美国注册工程师

　　深圳新闻网记者：您最近开通了微信，是否是为了和远在异国的女儿保持实时联系？深圳的老朋友也在您的微信圈里吗？他们最经常和您聊的话题是什么？

　　杨一平：微信是个好东西，它让我找回了很多老朋友，也认识了许多新朋友，与女儿方便联系是一个方面，但她如今已是一个美国政府注册的高级工程师（PE Senior Mechanical Engineer ）,工作非常繁忙，不可能与我们保持所谓的实时联系，即便她当了妈妈后也是如此。

　　但微信的好处是，我们可以非常方便地看到远在美国的外孙女从她出生的那一刻起的最新照片和视频，并可以及时迅速地将这些照片与亲人和朋友们分享我这个外祖父的快乐，包括你们这些远在深圳及全国各地的老朋友。

　　比较有趣的是，在微信圈里，我的朋友们与我聊的最热门话题几乎都围绕着家庭、教育和养身，尤其是如何教育孩子的话题。我对这个话题饶有兴趣，这是因为如何养育并教导好下一代，对一个国家和民族乃至全人类而言，恐怕是件最大的事。

　　我女儿是个80后，随我们夫妇来到深圳后，是在深圳读的小学和初中，受的是“深圳教育”，初中毕业后即留学美国，是我国改革开放后最早期的一批小留学生。

　　她在美国读完高中进入常青藤名牌大学，毕业后有了好的工作，边工作边读完工程硕士，并通过了政府注册工程师的严格考试，最终成为了一名在美国主流社会备受尊敬的注册工程师。

　　她的受教育经历，使我清晰地看到了中美两国之间存在教育差异，所以，在这个话题上，我似乎具有一定的发言权，以后有机会，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这方面的心得。

　　痛恨潜规则自学法律走上律师从业道路

　　年轻时的杨一平自学法律，也是改革开放后上海首批兼职律师

　　深圳新闻网记者：我们很想知道您年轻时的故事：律师是您一开始就从事的职业吗？为什么做了律师，这个工作给您的人生带来怎样的变化？当初为什么到深圳来？工作生活了这么多年，您对深圳这座城市的定义是什么？

　　杨一平：我是个50后，初中刚毕业便赶上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去了崇明农场务农，五年后回城当上了建筑工人，操作过大型工程机械、建设过宝钢。

　　后因文笔还行，在企业当过经理室文书和保卫干事，还曾被借调到公安机关办案两年。但因我这个人天生清高和自负，只认规则不认人，在一次企业的安全事故中严格依规处罚了一名违规的市级劳模，使我所在的这家屡获先进的企业在当年评不了先进，这下就严重触犯了潜规则，令领导大光其火，不但罚我去当搬运工，并且还在党委会上点名宣布对我“永远不得使用”，令我感到十分委屈。

　　所以，在那个年代，我就曾经进行过“维权”，当然，七十年代根本无法律，维权也只是一句空话。但从这件事开始，“不讲明规则，只认潜规则”便成了我毕生最为痛恨的一种行为，也是我当年立志想当一名律师的最原始动因。

　　可能是我机缘好吧，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正好赶上国家刚开始立法，并提出要恢复律师制度。酷爱规则、好打不平的我，便开始自购书籍自学法律。

　　1980年左右，上海市、区相继成立了司法局，开始物色律师人才，由于我在公安局一段时间的工作受到过好评，很多司法界老前辈便向司法局推荐我，认为我是个可以培养的律师人才，再加上我的刻苦自学，经考核，我便成为了改革开放后第一批担任兼职律师工作的人。

　　我律师生涯中的第一宗刑事辩护案是在1980年8月，当时检察机关也才恢复不久，法院法庭的设置亦无统一规定，我们还曾发生过在开庭前争论公诉人和辩护人的法庭位置应在哪一边的种种趣事。

　　由于当年的律师资格需要大专以上的学历，国家正好开始实行自学考试制度，我便参加了华东政法学院法律专业的自学考试。

　　杨一平2009年提交提案建议居住证直接转户籍，一石激起千层浪

　　图为杨一平2009年深圳两会前夕在深圳新闻网接受记者专访

　　杨一平：因当时还在企业工作，工作地点在数小时路程以上的宝钢工地，八小时工作时间再加上四小时的路程，学习看书的条件可想而知。我是把法律书籍揣在怀里，趁着工作间隙的时间和在公交车上乘车的时间，去学习和背诵那些复杂繁琐的法律条文和原理的。

　　通过三年的努力，我以平均80分以上的成绩取得了华东政法学院法律专业的毕业证书，成为了当年上海市第一批（仅有两名）通过自考获得实习律师资格的律师，上海的《解放日报》为此还专门刊发了消息。

　　那时我还在企业，司法局便要调我去当专职律师，有意思的是，当闻悉我获得实习律师资格并上了党报新闻后，我所在的企业领导人对我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再不敢提“永不使用”，相反由党委书记亲自找我谈话（我在维权时可找不到他），说会重用我，要求我继续为这家企业服务，但被我婉言拒绝。

　　我对他说，对不起，我们国家律师还很稀缺，我应当为整个社会服务。就这样，从1985年起，我便成为了一名名副其实的专职律师。

　　现在回想起来，我们这代律师当年确实是怀着一种以法报国的心态来对待这个职业的。由于此前刚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国家法律一片空白，我们这代律师是在边立法、边学法、边摸索、边实践的情况下开展工作的，所以有一种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就是想要通过我们这代人的努力，使国家的法制建设有一个飞跃式的进步。所以，兢兢业业地对待每一个案件，将其当成创作艺术品般的认真和严谨，是我办案的最大信条。

　　杨一平：在我当上专职律师后，很快就办理了一些当年上海影响较大的大案和要案，并尝试了很多立法后的第一案，例如全国第一例名誉侵权案、成功调解全国第一例肖像权案、全国第一例公民起诉公安机关行政诉讼作为受害第三人参与诉讼案等，这些案件都受到了当年新华社、海外《瞭望》杂志和上海各大媒体的广泛报道，随着这些报道，我的知名度和社会地位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也引起了中国侨联的注意。

　　鉴于我本人是美国侨眷，1984年起便担任上海市侨联的法律顾问，熟悉侨务法律和政策，并在上海成功办理了数起震动侨界的有重大影响的案件。而中国侨联当年也正需要这样的专业律师来维护海内外侨胞的合法权益，尤其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很多华侨华人响应我国政府的号召回国投资创业，遇到诸多法律问题纷纷找到侨联。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侨联和国家司法部直属的侨务专业律师事务所负责人专门找我谈话，希望我为侨联服务，并要派我去我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深圳，在担任深圳市侨联法律顾问的同时，就近接待从香港过来投资的侨胞，为他们提供法律帮助。

　　作为一名侨眷，当时又十分向往改革开放的发源地深圳，故我欣然同意，遂与深圳结下了不解之缘，并且将我整个中年的人生献给了这座神奇的城市。

　　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留在深圳

　　杨一平：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深圳给我留下了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尽管我现在已离开深圳有三年多了，但仍经常会做深圳梦。回居上海后，曾细细品味过上海与深圳这两座城市的不同，终于发现从本质上来说，竟然是人的精神面貌的不同。

　　深圳人总体来说，是一种“动”的感觉：敢想、敢说、敢闯、敢为天下先，尽管有点稚嫩，不太成熟，但做的都是明天的梦。而上海人成熟精明，是一种“静”的感觉，但普遍不太敢想、不太敢说、更不太敢闯，做的却是昨天的梦。所以，我回到上海后，竟然一下子很难适应。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深圳是一座充满希望的城市，每个人，尽管起点不同，但只要你有自信和梦想，都可以经过自我奋斗，在这座城市里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收获希望的明天。

　　所以，深圳在以前是引领改革开放的发源地，如今仍然是继续改革开放的排头兵，今后仍将会是进一步改革开放的根据地。这是人的因素决定的，不会以任何其他意志为转移或动摇。我之所以喜爱深圳，或许这就是最大的理由。

　　深圳新闻网记者：让更多深圳人知道您的名字，是因为您在做政协委员期间的一言一行屡屡成为新闻焦点，大家敬佩您的敢言，也感激您的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情怀。参政议政这些年，成就感和挫折感是否都有，感触最深的事件和遗憾的事件是什么？

　　杨一平：我实在不敢说自己有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情怀，没有那么高尚。之所以敢言，我在前面讲过，我是一个只认规则，也即一个认死理的人。

　　既然当上了政协委员，那么政协的章程要求我们政协委员履行的三项职责，即民主监督、参政议政、政治协商，就是要求我们敢讲话、讲真话，这是天经地义的，如果连话都不讲，或者只讲空话和假话，那还怎么当得好一名合格的政协委员？所以，社会上敬佩敢言的政协委员，在我看来，实际上是一种不正常现象。

　　我在做委员时的一言一行之所以能成为新闻焦点，是由于我珍视明规则、痛恨潜规则的缘故，如果大家都能遵守明规则，使敢言的政协委员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恐怕就不会出现这一问题了。

　　在深圳参政议政这些年，我的成就感是主要的，因为只有在深圳这样比较开放的政治环境，我们政协委员才能畅所欲言而不致会遭到打击和报复。

　　虽然我的敢言和敢于监督，曾深深地得罪了一些人，有些人甚至身居高位，但他们都不敢对我公开指责或禁言，这就是深圳这座城市的魅力所在：一名与广大人民群众心连心的政协委员，一旦占领了法律和道德的高地，个别权贵和小人就很难撼动他了，背后搞点小动作可以，公开就不敢了。

　　最有成就感的有三件事，一是通过我们的提案，解决了外来劳务工在深圳的医保问题；二是通过我们的提案，降低了深圳的公交车票价；三是通过我们连续两年的提案，使数千名代课老师解决了编制的问题。

　　杨一平：至于说有点遗憾的事，莫过于处理当年（07年底）金光华发生的那场暴力驱赶香港客商的打砸事件：因一起普通的租赁纠纷，金光华竟然不顾法律，对几名香港租户精心装修的餐厅使用暴力手段实施了公开的打砸，造成数百万元的损失，海外影响极其恶劣。

　　为防止事态恶化并试图挽回影响，我曾与作为省政协委员的金光华老板李某短信交流，要求他勿使用暴力，要依法办事，但他仍一意孤行。后罗湖区法院曾下发具法律效力的《裁定书》试图阻止其暴力，竟遭到近百名黑衣人的挑衅和阻扰。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正当法院依法处置的同时，当地区委某领导的一个电话便令法院撤离并不准介入此案，受害的香港租户到处报警竟无人理会，处于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的悲惨境地。

　　后来，正如我所料，这个金光华的老板终因涉嫌其他严重犯罪被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同时还被撤销了省政协委员的资格，他的金光华商场最终也被政府没收，真应了“多行不义必自毙”的那句老话。

　　从这一事例可以看出，司法正义、社会的公平和正义离人民群众的要求和期望还差得很远，深圳虽然称之为依法治市的城市，可在某种情况下，它可能不那么尽如人意。我们为依法治国奋斗了三十多年，希望这样令人遗憾的事情越来越少。

　　网络是一个虚拟世界 也是真实世界

　　深圳新闻网记者：现在网络上多的是愤青，您有什么建议:对社会现象的观察如何做到细微到位又能高屋建瓴提出建设性建议?

　　杨一平：据我的观察，目前网络上确有极少数愤青，但绝大多数网民是理性的。我始终认为，网络的声音反映的恰好是真实的民意，那些造谣者、中伤者、诽谤者、无事生非者在现实生活也同样存在，有足够的证据，依法处理就是了，不值得大惊小怪。

　　目前有一个奇怪的现象：网民们说当今官员中贪官占大多数，而官员们却认为当今网民中刁民占大多数，你能说这两种说法都客观吗？诚然，目前的某些网络语言似乎不够文明，这是教育和文化的问题，怪不了网民。

　　但值得注意的是，为何网上会有那么多的不满？为何谣言会如此迅速地传播？为何一些针对地方政府的负面消息网民们宁可信其有，不愿信其无？这就涉及到一个政府公信力的维护问题。

　　例如刘铁男被实名举报一事，作为国家的官方机构立即出来“辟谣”，并还信誓旦旦地要“追究举报者法律责任”，国内所有官方媒体都报道了，结果事实证明这个“辟谣”本身就是地道的造谣，因为刘铁男的贪腐问题最终被举报证实了。那么，你能说刊登那些“辟谣”声明的媒体都是传谣吗？这个公信力又是被谁破坏的呢？

　　杨一平：事实证明，网络既是一个虚拟世界，但也是一个真实的世界，因为所有的网络文章都是真实的人所撰写的。作为一群人，那就有左中右，既有高屋建瓴的建设性观点，也会有极为激烈的批评性意见，当然还会有极少数所谓推手、水军、造谣者等网络流氓。

　　我们不能指望所有的网络文章都符合一部分人的口味，不能指望所有的网民都来写部分人喜欢的高屋建瓴之建设性文章，更不能阻止网民发表批评性意见，这是不现实的。

　　要净化网络环境，首先要净化真实社会的环境。我举一个我自己的实例：我在网上的政协委员博客是受到广大网民欢迎的，这么多年来，我被违心地删除文章仅有过一次，那是我转载另一网民针对市政府某些施政措施的“十问”，尽管某些观点我并不赞同，但该文显示了一个普通市民对公共事务的关心，体现了社会主义主人翁意识，很有可读性，没有任何不文明的文字，是公民有序参政议政的好文章，故我加了编者按后转载发表了。

　　结果某些部门的领导纷纷找我，好话说尽恳求我删除，被我顶回去了。然而后来在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下，我历史上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删掉了这篇文章。

　　作为一个正直的网民，让我遇到这等奇事，你是让我笑好呢，还是让我哭好呢？

　　深圳新闻网记者：退休后，您回深圳的频率是怎样的？一般是什么原因促使您回来看看，会会朋友？

　　杨一平：退休后，我来过多次深圳，因为我至今还担任着深圳市侨联法律顾问委员会的主任，偶尔开开会。但更多的是来看看老朋友，包括你们这些记者朋友。我永远不会忘记长期以来关心我的老朋友，更不会忘记那些支持我的广大网民。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