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面]改革开放30周年特别节目--决策 周南(2008.12.27)

发布时间:2010年05月10日 15:03 | 进入复兴论坛 | 来源:CCTV.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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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介绍』周南 81岁 祖籍山东曲阜,历任外交部部长助理、副部长,中英“香港回归”谈判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中英联合声明草签人,原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

邓小平同期:15年过渡期间的安排问题,就是接受主权的条件,我跟她说的,我说要不排除,这个时候发生意外的事件,香港发生动乱,一个是我们根本谈不拢,中国将考虑接收香港的时间和方式。

主持人:邓小平的这段话掷地有声。说这段话的背景,是在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首次访华的时候。1982年9月23日,撒切尔夫人首次访华。当时,号称“铁娘子”的撒切尔夫人刚刚打赢马岛战争。她想以主权换治权,名义上可以把主权还给中国,但实际上还由英国继续管治。但撒切尔夫人首次访华的第二天,也就是1982年9月24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撒切尔夫人,全面阐述了中国政府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他强调: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的余地。可以想象到,当时他与撒切尔夫人的这次会谈是多么针锋相对。周南回忆说:“那是一次非常精彩的谈话,后来中方解决香港问题的基调就是那次谈话定下来的。”

周南:当中比较有趣的一个事情就是,就是在这个撒切尔跟这个小平第一次交锋之后,这个事情谈过多次了,但是之后虽然没达成协议,但是有一条双方同意了,就是建议双方继续通过外交途径,就这个香港问题的解决进行讨论,进行谈判。就是确定为副外长级。但是,这是你看,小平见撒切尔,那是1982年的9月。而且小平规定,说是要两年之内解决问题。
董倩:当时小平同志为什么就硬性规定,就谈两年?
周南:他说,我们不能长期等待,你们如果达不成协议,谈不拢,那我们就单方面宣布对香港的这个回归,收回香港的方针和政策。那就我们单方面行动了,有一个约束,有一个期限。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大量准备工作要做。
周南:但是他讲的是两年,两年,那怎么算法呢?1982年9月到1983年9月,到1984年9月。可是,就议程问题进行讨论,就花了很长很长的时间。
董倩:什么是议程问题?
周南:议程就是讨论几个议、题目,谈判中得有议程吧,不然谈什么呢。不能上来说是我们先临时再去琢磨,今天谈什么,明天谈什么,得有个议程。那我们方面,一开始就是坚决地主张,必须英国方面首先承认我们对香港的主权,才能谈其他的问题。

主持人:1981年11月,周南担任外交部部长助理,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他开始接触香港问题。在这之前,周南曾在联合国工作了十年。当时他最主要的工作就是香港问题的谈判。但那时候他并不是在台前,而是在幕后。

董倩:您的角色?
周南:我是幕后的角色。
董倩:怎么理解这个幕后的角色?
周南:幕后,因为我也管这个事情。但是我没有到前方去,第一线作为代表团成员。但是每次谈判之前,研究对策,我参加,谈判之后,小结一下,这个会我参加。所以开始是由当时的主管副部长章文晋代表中国,跟英国驻华大使柯立达谈。左谈也谈不下来,右谈也谈不下来,英国方面坚决不同意讨论主权回归。不同意把它列入议程。
董倩:英国政府他们坚持的是什么观点?
周南:他们说,这个什么主权移交不移交,要看谈判的结果。不能一开始就把这个问题列入议程,那这等于说我们,他的理由是,不能说一开始,我们就承认主权,按道理应该是1982年,至少1983年初就应该解决议程问题了。拖到1983年夏天。
董倩:那一年已经过去了?
周南:还是谈不下来。谈不下来,已经一年,快一年过去了,谈不下来就不能开始这个双方正式谈判,两年为期,所以英国方面也着急了。所以这种情况下,柯立达着急了,他实际知道我在幕后也是参与这个工作。所以他有一天就找我请吃中饭,还有我西欧司的一个同志,我说突然请我吃中饭,我说大概有点事情要谈吧。果然吃完饭之后,喝咖啡、餐后酒。
董倩:在哪里吃的这顿饭?
周南:在大使馆里,后来他就开口了。他说我现在也有点着急,现在时间过了这么久,这个谈判议程问题还解决不了。应该早一点解决,想个办法。他说我们的困难你们应该理解,解决我们不可能接受你们提出的三项议程的这个措词。三项议程,一个就是主权的移交;一个是1997年后的安排,一个是1997年前的安排。
董倩:为什么说措词上他们接受不了呢?
周南:你听,他说,主权的移交在英文里是the,有一个冠词the transfer of sovereignty,他说这样子就肯定了,还没谈判,就肯定了我们要把香港的主权移交给中国。他说究竟移交不移交,当时的英国立场是,要看谈判的结果。不能够事先就定下来,定下来我还谈什么呢,我就把主权决定已经要移交给你了。所以他当时是不想移交的,不想归还给中国的,是这么一个状态。他说怎么办呢?他说我想了半天,改个词儿,我说改什么词儿啊?他说a transfer of sovereignty,zhe太肯定了,把这个冠词,你大学里也学了英文嘛,把冠词改成A,我一听我说,这个也来不及跟大家商量,或者回到部里去我说,这个不行。
董倩:为什么不行?
周南:这个A就是很不确定,那谁给谁啊?是哪一个啊?翻译成中文就变成某个主权的移交,不象话嘛,一个主权的移交也不象话,这就很不确定,我说不能同意这样子。我当时就问他,我说,根据我对英国文法的了解,这个名词前可以要冠词,也可以不要冠词,反正中文里没有,中文就是主权的移交,没有说此主权移交,或者某个主权的移交都没有,有也不象话了。所以,英文不要冠词,就是上来, transfer of sovereignty行不行啊,他琢磨一想,回过头又跟他的那个一等秘书,后来又当驻华大使了,就研究了一下说,可以吧,这个文法上也讲得通吧,我说好,那就这么定下来了。

主持人:一个冠词解决了谈了将近一年时间的议程问题,谈判桌上的步步为营可见一般。不过当年大多数中国人并不知道谈判桌上的暗涌风云,而是和那时的我一样,对香港充满了好奇和期待。上小学的时候,我的一个好朋友家里的大部分亲戚都在香港,她穿的衣服经常是我们班最漂亮的,大家羡慕不已。香港,在我们看来,那就是一个五光十色的外部世界;香港,就是时尚的象征。等到看到《霍元甲》、《上海滩》、《万水千山总是情》这些香港电视剧,对香港的文化就更加感到新鲜。哼着其中的歌儿,和同学议论里面的剧情人物,都是时髦的表现。香港,正通过这些途径,向内地人走近。而此时,1983年9月,中英香港问题的谈判也正式开始了,中方由姚广任团长,英方由柯利达大使任团长。当时,大致每月举行一轮会谈,每轮会谈时间为两天。

董倩:都在中国谈的?
周南:都在中国谈的。当然要在中国谈,因为是中国的主权问题,这个我们没有谈判的余地,不能够说跑到伦敦谈。
董倩:周部长您给我们回忆一下,就是前七轮您没有亲自介入的这前七轮,主要的谈判内容是什么?
周南:这个期间英国方面一上来,在头几轮,至少在头四轮这样的会议上,不厌其烦地我说是给中国代表团上课那样子,讲什么呢?就讲我们香港之所以繁荣稳定,是由于这样那样,我们有这样制度,那样制度,这样管理方法,那样管理方法,都是英国人搞的。你们不懂,中国人不了解香港。
董倩:这是原话?
周南:差不多是这个原话,还有更厉害的话呢。
周南:他说要保持香港的繁荣,1997年之后,必须使英国和香港之间保持联系,而不能使香港和中国保持联系,用了这样的字眼。因为他一度曾经讲过,1997年之后,英国还要对香港要保持某种参与,就是共管的意思,至少我也管,还有某种联系。还说要使香港和中国大陆,搞社会主义的中国大陆,隔离开来,甚至绝缘,绝缘,你知道什么是绝缘。
董倩:既然这样的话,那我们谈什么主权移交的问题?
周南:是啊,那这还有什么主权移交啊,当然我们就严厉的批驳他,每一次都严厉批驳他,他死气白咧的还在那儿讲这儿。
董倩:那这个谈要怎么谈?各执一词,你说你的我说我的,双方怎么去找到这个?
周南:他就想要主权换治权,还是那句话。最多,香港1997年换上你的五星红旗挂起来,但是你要同意,这是他的地盘,你要同意,继续要英国管治香港。办法是你不能单方面地废除三个不平等条约,他说这个你们说不平等,我们并不认为不平等,这是三个条约有效论,你要求要有一个新的条约来代替这个旧条约,他是想仍然是一个新的不平等条约,就是要中国同意在这个条约里边,由英国继续管治香港地区30年,50年,或者更长时间。那不等于我们是卖国了吗,我们又是一个新的李鸿章了吗?所以他是打的这样的如意算盘。
董倩:我们都知道谈判需要对等,但是通过您介绍当时的历史,这话听起来并不是一种对等的语气?
周南:那是,他当时有点狂妄。
董倩:那中国代表团当时什么态度?
周南:中国代表团那当然要批驳他,逐条的批驳。然后竟然讲出了什么话呢,说你们这个一国两制,历史上没有过。你这是乌托邦,他用了乌托邦这个,不可能实现的,所以我们不能同意。
董倩:那这个谈判,前七轮怎么进行的?
周南:那就很激烈,所以这个谈判的公报就很有意思。第一轮,谈判结束后发表的公报是双方就香港问题进行了有益的和建设性的讨论,就是这么简短的一句话。第二轮的气氛就下降了,双份进行了有益的讨论,建设性的画掉了,我们方面主张画掉了;第三轮,双方进行了会谈,有益的没有了,所以香港的传媒很敏感。
董倩:这些定语,形容词都没了,说明什么实质内容呢?
周南:说明这个争论很激烈了,没有共识了,没有任何共识了,这是很清楚的了。他要求加,我们说你这个,如果你下一轮真正的表现好,提出一些有益的建议,我们可以考虑加。大概至少是头四五轮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主持人:在我的印象里,改革开放后,上学时学的政治课,总是会有新内容,新名词,“一国两制”就是那个时候增加的,当时我还只知道死记硬背其内容和意义,并不能真正理解。但实际上香港问题的解决正是在邓小平提出的伟大构想“一国两制”原则下进行的。1984年1月25日至26日,中英举行了第二阶段的第8轮会谈。此时,关于香港问题谈判的中英双方代表团团长同时换人,周南从幕后走上前台,接替姚广出任中方代表团团长;英方由4个月前新任驻华大使伊文思接替柯利达出任代表团团长。但是虽然换了人,英方后来还是不断地在各种问题上挑战中国主权。

董倩:伊文思跟柯立达相比,他的谈判的整个的立场,包括他的这种态势有没有什么变化?
周南:立场没有什么根本的变化,没有什么根本的变化。
董倩:他这个人谈判风格呢,跟柯立达相比的话?
周南:他有时候用的词句,比较稍微更文雅一点。态度收敛一点,但是骨子里是一回事。所以,我就觉得,讨论到这些具体问题的,一条一条的时候,他还是处处地挑战中国的主权。比如说我们说要高度自治,这个高度自治是我们后来在《基本法》规定的范围内自治的,不是完全的自治,他要求不行,这个应该完全自治,完全自治是什么意思?脱离中央了,或者说,不同意,那你写最大限度地自治,最大限度自治也不行啊,什么叫最大限度?你说得清哪个限度,我说得清,我这个是有限的,高度但是它是有限度的不是完全的,不是最大的,就这个方面的争论。那这个就说明他还是想挑战你的主权。
董倩:那您怎么去面对他提出的这些问题?
周南:那他提出来,我就讲道理,你这个不行,你这样实际上是如何如何,你实际上是要延续这个英国的统治,我们根本不能接受。不能接受,他就不敢,他也没有理由再强辩了。那还有很多无理的事情了,比如说我们的十二条当中宣布了,就是作为这么一个地区,将来跟香港有领事关系的国家,或者跟中国有建交的国家,都可以包括英国在内,都可以在香港设立总领馆,或者是领事馆。这本来很正常嘛,但是他说不行。他说我们英国跟香港那关系特殊,关系特殊,我们英国不能设总领馆,我们应该设高级专员。
董倩:这个在外交上是什么意思?
周南:就是说高级专员,因为我在不同的英联邦国家,亚洲的非洲的都住过若干年,很清楚这一点就是说,只有在英联邦国家,英国的外交代表不叫大使,叫高级专员,表示他是英联邦的成员。我说你这样就荒唐了,我说你提这个怎么把香港来看待?香港还是不是中国的一部分?难道香港是你英联邦的成员国吗?是不是,而且中国的首都是在北京,不在香港。你在香港怎么能派高级专员呢?你只能派总领事。我说你能举出例子,在非英联邦成员国,你的外交代表要搞了一个高级专员,你能举出例子吗,他举不出来。他后来跟他那个助手商量一下,他说我们也有啊,有这个商务专员,我说你这就胡扯了,我知道这个商务专员是大使馆下,你们外贸部门有时候派的这么,就像我们的商务参赞似的,商务代表似的,这是两码事,你不要来糊弄我们。
董倩:您是怎么看,在外交谈判中,有一些比如说商务专员,还有高级专员,这作为外交官,哪怕是最基本的,最低层的外交官他都非常清楚的事情。但是在这么一个高级外交人员,却因为这么一个是非如此清晰的这么一个问题会扯这么久?
周南:他是有意的想糊弄我们,我后来曾经问他,谈判结束之后,我跟伊文思也混熟了,有时候喝个酒,聊聊天,有一次吃涮羊肉还是干什么,我就说,我说伊文思达斯阁下,你应该清楚,你们在谈判当中提出的许多的所谓建议,是挑战中国主权的,你们应该知道我们不会接受,你怎么还要非要提不可呢?他说了一句老实话,他说我们不提怎么就知道你们一定不会接受呢?他能够争取到多一点,就争取多一点。你如果轻易地在某一个问题上松口了,让步了,那他就获得这样的成果了。所以在外交谈判当中的一条经验,就是一定不能轻易地在原则问题上松口。而且要争取比你自己设定的底盘还要好一点的成果这才行。

主持人:人们常说谈判是妥协的艺术,但是在香港回归的原则问题上,中方丝毫不让。驻军问题就是其中的一个。中方提出,香港回归后国防外交必须由中央直接管辖、掌握。既然国防由中央管,那中央当然要在香港驻军。但英方提出各种各样的理由反对。周南牢记邓小平的指示,对英国人一点也软不得,在这个问题上寸步不让。

董倩:驻军问题的谈判,是您担任中国代表团团长的时候提出的?
周南:是。在这个12条里面有这么一条,就是外交、国防属于这样。高度自治,但是中央要保留必要的权利,其中就包括外交国防,当然还不只这个,以后我还再说。既然外交国防,那么国防,我们就有驻军之权。自己的领土,主权国家。那么他死活不同意,在这个问题上僵持。
董倩:这个您跟伊文思之间怎么谈的?
周南:他就设想出,提出各种各样的这个歪理来。比如说,我说你英国驻军,你英国撤走了,我们恢复行使主权,我们当然要驻军了。他说你们不需要啊,你们自己的香港这么近,我们离这儿远隔重洋,所以我们要驻军。你们万一有事,你们在内地,在必要的时候再过来,不要常驻,没有必要。
董倩:谈了几轮,就这个问题?
周南:那我就记不清了,反正是这个问题,我们正在谈的过程中,就是出现了那个纰漏了,就是我就简单讲,就是趁着一次人大开会还是政协开会,说允许香港的一些记者去采访,进入会场。结果一些小姑娘们,那些记者们很难缠的,抓到我们一位领导人,他不参加谈判他不了解情况,就随便那么一问,说是中国有必要在香港驻军吗,将来?是不是也可以不驻?他说那也可以吧,这下子坏了。
董倩:出了那么一个纰漏,报道出来了,报道的结果您想会是什么?
周南:报道的结果,那当然造成了一个舆论,好像中国已经让步了,中国让步了。所以当时小平同志听到了很生气,就在一次接见香港客人的场所,找那些香港记者拍照,以后都要离开的时候,把他们召回来了,说你们先不要走,出去给我发一条消息,就是说,香港,我中国不能在香港驻军,这是胡说八道。驻军是我们主权的象征,我们怎么回归了以后,中国反而无权在香港驻军,天下没有这个道理,肯定要驻军。大概是这个意思吧。所以他一生气,英国就没办法了。
董倩:那最后这个事情怎么了结的呢?驻军问题?
周南:我们照我们的这个意见写上去了,他不敢再提出异议了。

主持人:周南把邓小平的这次发火,形容为“文王一怒而安天下”。1984年5月30日、31日的第15轮正式会谈开始,英国方面不再坚持反对中国方面“九七”之后行使驻军权。据周南回忆,邓小平干预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1997年前的安排。他最关心的问题,就是要保证过渡时期的平稳过渡。为了保证这一点,在协议达成之后,要设立一个中英联合机构常驻在香港。目的就是贯彻实施这个中英协议的有关条款。

董倩:这是小平的意见?
周南:小平的意见,所以当谈判进入到这个阶段的时候,我们根据小平的思想,就草拟了一个草案,叫做中英联合委员会开始的这个职责范围内的建议书。
董倩:这是我们提出来的?
周南:我们提出来的交给他。他的反应很强烈,看了以后,后来他们几个人写的回忆录,柯立达和当时的外交大臣那个杰弗里•豪,我记得好像是柯立达,说是像晴天霹雳一样,没想到,中国还采取了这一手,死活不干,完全抗拒,这么抗拒,找出很多理由来,说这不得了,这个十几年了,你们就要求共管了,香港,这个坚持了以后就变成太上皇了,这个机构一进香港,香港总督,英国的香港总督,就变成跛脚鸭了,走不了路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机构它是第二权利中心了,那老百姓有诉讼要打官司要什么,不找港府了,要找中英联合机构去了。
董倩:从中国政府的角度来看,设立这样一个中英联合委员会的目的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
周南:目的就是保证,更好地保证平稳过渡。还有解决一些,必须解决的。因为有些准备接管的,还有很多的前期工作要做。
董倩:这是一个必须设置的?
周南:小平认为必须设置,而且必须设在香港。后来这个事已经僵持到了1984年,我记得1984年7月初,离9月份还有两个多月了,我说这个问题还达不成协议啊?当时起草小组已经设立了,中英联合声明的起草小组,双方都指定专人开始工作了,但是这个问题没有解决。
董倩:这是个大问题吗?
周南:当然是个大问题,过渡时期的最大问题就是这个障碍。
董倩:当时您怎么面对这么一个局势,我们一定要设,对方是一定不让设,那是怎么谈的?
周南:就是说服,说服不了,所以先是他着急了,柯立达着急了。
董倩:他们为什么会着急?
周南:着急,他怕这个谈判破裂。时间接近这个最后的期限了。所以他建议,他是撒切尔的顾问,所以建议杰弗里•豪7月份来中国,再跟中国好好商量商量。这个时候我们方面,也研究了一下,说是不是可以坚持原则的同时,采取某些灵活的方式,让他可以下台阶?比如说他怕这个侵占这个港督的权利,港府的权利,我们就把这个职责范围规定的更明确一些。我们不想取代,我们哪有那个,也没有需要,也没有那个人手去接待这个港府的工作,是不是,我们不干预港府的日常行政工作,我们就是跟对方的代表共同研究,这是什么什么问题,写清楚一些。
董倩:那他能接受吗?
周南:你听啊,然后就是说,这个时间我再拖延一些,他不是害怕我们进去吗?先我们已经同意了,我们是可以,头三年在外地轮流开会,设置,先设置,先不常驻在香港,香港开一次会,北京开一次会,伦敦开一次会,一年开三次会。三年在外边轮着开,1984年是协议达成,1985、1986、1987年,到1988年1月1号常驻香港。
董倩:这是咱们提出来的?
周南:对。然后再照顾给他台阶下,这是1997年,7月1号还不结束,再让他存在,1998、1999到2001年1月1号结束。
董倩:为什么说要给英方台阶下呢?
周南:他的面子好看。
董倩:为什么面子好看?
周南:就是他的,一,顾虑没有了,公布出去不是说他宣传那样子的了,是不是?另外前面也有,后面也有,也延长了两年,实际那两年已经没事儿可干了,聊聊天是游山玩水就可以了。
董倩:您指的是1997到2001年?
周南:对,这样子行不行?因为当时他这个杰弗里•豪快来了,当时总理找我们去,因为杰弗里•豪他们也要见,也要谈这些问题,知道,大家都知道要谈这个问题,怎么个谈法,我们就把这个方案提出来,他觉得这个可以,但是他说,这样问题太大,香港问题是小平直接抓的,你必须赶到北戴河向小平同志直接汇报,所以第二天就弄了一部飞机,让我到小平那里去,就跟他汇报。他听了,他说,可以,可以。但是必须要进驻,这个不能让步。要争取尽快地解决这个问题。

主持人:这就是当时周南在北戴河向邓小平汇报时拍摄的照片,第二天周南回到北京,在接下来的谈判中我方向英方摊了牌。

周南:我们就都回来了,正好第二天,这帮人马来了,柯立达、杰弗里•豪他们来了,头一天上午的谈判,双方还是顶撞,尤其是杰弗里•豪。谁也没让步,按照原来的计划,我中午就请了柯立达和他的其他几个主要的决策人当中的头,一边吃饭一边就讲了,我就把高于我原来设想的,就是北戴河商量的那个底盘,所谓的加加码,提出来了,如何明确职责范围,何时进驻,何时结束,而且我讲,这是中国的最后的方案,如果你们还不接受,现在时间已经到了7月了,那对不起,我刚才提的方案,我这边撤回。一切后果英方负责。这个柯立达回忆录里。
董倩:您在饭桌上就说了这事儿?
周南:说了,饭桌也是个很好的场所。柯立达的回忆录,跟杰弗里•豪的回忆录都写了很大一段,挺有意思,他们描写这个柯立达说,本来刚下飞机不久,时差还没倒过来,有点昏昏入睡,直到参加这个舞会要喝很多茅台,心里还不大情愿,但是一听中国人这样一讲,他一下子警觉起来了。
董倩:醒了?
周南:他说这个看来这是中国人的底线了,是必须认真对待了。然后他吃完饭就马上向杰弗里•豪汇报。
董倩:那他这一顿饭吃不踏实了?
周南:那就不知道,反正他很紧张。杰弗里•豪也很有意思,他在回忆录里说,柯立达向我一汇报,我一听开始我让他马上不要讲了,我怕这里面有窃听器。
董倩:房间里?
周南:他说,就把这个人召集到院子里,7月份,多热啊,骄阳似火,在一棵大树下向他汇报。他说,还讲什么了,他说也不晓得这个大树下有没有窃听器。
周南:他说一听,几个人,多数人认为,这是中国底线。这是已经到了决策的关头了,是谈判成败的关头,应该立即建议,撒切尔夫人接受中国的建议。这次用他原话是达成或达不成协议的关键,然后他们匆匆忙忙去发报给撒切尔,第二天回了报,撒切尔回报他们都讲了,他说看来不能不同意,但是要他们争取这个小组在1990年后再进驻香港,他还是怕小组常驻香港。
董倩:那这个时间问题怎么妥协呢?我们要求1988年?
周南:本来是这样子,基本达成协议了,但是撒切尔那个指示怎么办呢?杰弗里•豪也不能不应付一下,他见到中国总理的时候,突然他又提出来了,他说我想1988年1月1号是不是太早了,我觉得你们1997年7月1号回归,这个7月1号这个日子比较有重要的含义,是不是你们再让一半呢?所以后来我们就半年就半年吧。

主持人:从这件事上,我们可以感受到,中国方面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还体现出了一定的灵活性。就是在这样的较量中,中英双方经过二十二轮的舌枪唇战,最终达成了共识。1984年9月26日,中方代表周南与英方代表伊文思草签了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从1982年9月到这个时候,谈判持续了刚好两年时间,没有超过邓小平规定的期限。1984年12月,撒切尔夫人访华,中英两国政府正式签署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

主持人:就在那段时间,香港回归的历程一路顺利,中英双方也进入蜜月期。1985年4月10日,第六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批准了中英联合声明。1990年4月,第七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又审议通过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也就是这一年,周南出任新华社驻香港分社社长。距离香港回归还有7年的时间,可是迎接周南的这7年,却并不太平。

董倩:新华社驻香港分社到底是一个什么性质的一个机构,社长,又将承担什么样的工作?
周南:那其实他不是一个新闻机构。我记得我一次访问马来西亚还是哪里,当地的新闻部长出来接待我,头一句话就问我,你在香港新华分社每天发多少条新闻,我说对不起,我一条也不发。他是这样,因为在特殊的情况下,只能用这样的一个名称,但实际上是一个类似的一个称谓的机构,他也不是一个变相的大使馆,也不是跟香港的谈外交,是涉及各方面工作。我去,派我去的,我自己认为,主要的任务就是保证香港1997年的平稳过渡,中英联合声名的贯彻实施,这个任务达成了,我就算完成了我的任务。
董倩:但是香港那个时候,应该说是千头万绪,要做的事情很多,您怎么做,有很多很多的事情?
周南:当时老实说,就是天安门事件之后,英国政府已经开始逐渐改变了对华政策。

主持人: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中英双方是在谈判桌上斗智斗勇,虽针锋相对,却也都是在明面上,可是周南面临的过渡时期的香港,却表面上风平浪静,实际上是暗潮汹涌,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各种力量错综复杂。特别1992年10月,彭定康出任港督以后,形势变得异常严峻,他单方面抛出违反中英联合声明、违反基本法、违反中英已达成关于选举问题协议的方案,制造了对抗。

周南:我记得他夏天来的,他9月份还是10月份,要做第一个施政报告,施政报告就要涉及到1995年立法会选举的问题,这个中英之间事先有协议,就是说要按照循序渐进地,逐步地引入这个民主机制的问题。他们来了还没跟我们商量,我就请他吃一顿饭,他全家到我那儿去,席间我就跟他说,我说听说10月份你要做第一个施政报告,要涉及立法会选举的具体方案,我说这个按照中央协议,是要双方事先进行讨论的,协商的。你怎么考虑?他装作,他脑袋看看天花板,我还记得那一幕,摸了摸下巴说,哎呦,这个事还没有认真考虑呢。
董倩:你怎么看他这种表示?
周南:我当时脑子里就很自然想到,这个人在不想跟我们协商的样子。
董倩:为什么会得出这个结论?
周南:看他到了那个时候,他应该主动地找我们,他没有,他找到是哪些人。反对我们的人,而且当我提出来以后,他还装作没有考虑。你没有考虑,你怎么写啊,这个施政报告?这施政报告早就应该有稿子了吧,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不对劲。果然他就拒绝同我们协商,提出他的所谓政改报告。完全推翻了中英之间的协议。
董倩:彭定康的施政报告最核心的是什么?
周南:就是这个政改问题。所谓的政改问题,
董倩:从1992年彭定康上台,一直到1997年6月30号香港回归,这段时间,彭定康跟中国政府最大的分歧就是在于他的政改方案?
周南:就是这个,所以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英国人设计主权的问题,这是英国人想从所谓的民主入手来损害我们的主权,来达到1997年后,继续由他的力量来管治香港。所以这个问题不能让步也就是在这里。不是一个简单的,多几个什么民选议席,少几个民选议席,表面现象是这样子,实际上,这里后边是这么一个关联。看不清这个是不行的,看不清就上当了。小平同志对香港情况很了解,还讲了一句更硬的话,1982年我跟撒切尔会见的时候讲过一句话,如果出现大的动荡,那我们要重新考虑回归的时间和方式。这句话到今天还算数,而另外的方式,那就不是和平的方式了,这个话他都讲了。

主持人:周老今天说起这些事情,气定神闲,其实在当时,面对如此复杂严峻的形式,周老也是这样气定神闲的,因为他后面有正在强大起来的中国做坚强的后盾。在这个关键的时候,邓小平及时指出,这是对中国主权的挑战。在主权这一问题上,一分一毫都不能让步。如果他们一意孤行,我们就另起炉灶。

董倩:我问一个外行的问题,刚才您跟我讲,动用各种社会力量去批判他这种做法,为什么不可以像当年中英代表团进行谈判那样,面对面去执行?
周南:谈了,第二年,谈了十七轮,十七轮。
董倩:谁跟谁谈了?
周南:是当时的副外长跟他的这个政治顾问谈了。想找出一个妥善的办法。
董倩:就是中英双方?
周南:对,就是围绕这个问题。政改方案,结果对方毫无诚意。结果就是不欢而散了。不但不做让步,而且提出许多不合理的要求,无理的要求。所以到这个关头了,就没有话可说了,所谓的直通车就没有了,原来所谓的直通车就是这个立法机构,1985年最后的这个港英统治下选出来的,可以在,他任期四年,1995年的,可以过渡到1997之后两年,再选新的立法会,现在拆掉了,铁轨没有了。那怎么办呢?另起炉灶,按照小平的指示,我们就另起炉灶。怎么起法?就设了一个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的预备委员会,1993年就起动。预委会就讨论了,如何通过各种方案,一个是设立临时立法会,就是他那个,不再过渡了,按照彭定康方案搞出来的,1995年的立法会,不能过渡到1997年之后,他的立法会也好,区委会也好,什么什么到了1997年6月30号终止,我们人大常委会作出了决定,他的寿命就完了,那我们就事先搞办临时立法会,两年之后,再在香港选正式的立法会。因为没有一个立法机构不行,有些法案通不过,就是这么一个状况。
周南:结果他不合作,他说我们这个没有法律依据,我们说有法律依据,怎么没有法律依据,人大常委会,关于筹委会的这个任务就讲了,负责办理筹建特别行政区和有关事务,这就是有关事务,怎么不合理、不合法,完全合法。他说那他不干,他不干,不合作,而且禁止他的政府的港府官员,同我们的预委会进行接触。
董倩:预委会的成员,都是一些什么人?
周南:就是港人居多数,有内地的。这样子,后来就在深圳办公,香港不好办工,在深圳办工,主要在北京,到了深圳就是最后阶段,选出了临时的立法会,也选出了选举团,产生了这个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司法机构这些一切都准备好了,所以到了1997年你那头拉倒了,我这头就按照法律,严格地按照中英协议保证了顺利的过渡。
董倩:当时从1992年彭定康上任,一直到1997年香港顺利回归,就是这五年的时间,双方对立的这种情绪,这种氛围严重不严重?
周南:那是后来就无话可谈了,开始我还请他吃顿饭,等到双方对抗了,发展成那样子的状况,那这个就是每年,我开国庆招待会他还得来。然后一块上台,互相支持,庆祝中国人国国庆他不能不来,历届港督都来。
董倩:就剩下这点联系了吗?
周南:就剩下这点联系了。有的人拉皮条,说是安排一次晚宴、晚餐我们几个人聊聊,我说不必了。
董倩:一直时间到了1997年的6月30号,那就是回归之前的最后一天,那段时间,在回归倒计时的时候,您整个人是处于什么状态,那个时候最需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
周南:那个时候已经比较泰然了,因为一切准备工作都就绪了。包括驻军的训练,包括这个人事的安排,当时我觉得没有什么焦急感。

主持人:香港回归,真是一波三折,7年来一直处在风口浪尖上的周南,面对尖锐复杂的斗争,面对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却一直保持着平静的心态,以不变应万变,坚决贯彻邓小平的指示,以静制动,泰然处之。工作之余,周南照样与文化界的几个朋友饮酒论诗,谈笑自若。香港高级公务员协会特意给他送来一块银牌,上面写着“举重若轻,好整以暇”八个大字,这也算是反映了这些香港人士的观感吧。1997年7月1日,香港顺利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主持人:随着那个瞬间的实现,周南完成了国家和历史交到他手上的重任,从香港回到了北京家中,从此与诗词古书为伴,现今我们看到正是这样一种“无案牍之劳形”的诗人生活。

董倩:您平时除了读点书,还有什么爱好?
周南:还有爱好就是游泳,其他不行,一代人总有一代人要做的事嘛。
董倩:改革开放30年,其中有整整15年是一心处在香港事务上?您怎么评价自己在这段历史里面的作用?
周南:就是认真的贯彻了小平的指示,就是起了这么点作用,是一个哨兵,但是这个哨兵还是完成了这个任务,起到这么一个作用而已。

主持人:采访周南,是一种享受。尘封的往事从他平和的语调中娓娓道来,却尽是当年的惊心动魄,暴雨疾风。遥想当年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是我这次面对面采访周南的最大感受。香港回归11年了,对我来说,随着年龄、见识的增长,香港早已不像当年我梦中的那样神秘和令人向往,曾经有一段时间甚至淡出了我的视野,今年4月,我第一次来到香港,往日的梦似乎又回来了,我看到了一国两制下香港的繁荣,看到了香港的种种值得我们学习的先进的地方,这也算是结束了我从前的那段精神之旅,给我自己的梦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吧。当年的风云已成历史,完成了国家和历史使命的周南在家中与他钟爱的诗词相伴,我想在他的梦中,一定也会经常出现,香港。

责编:刘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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