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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黑人,大城市的另类弱势群体

    6月18日中午,一名外国男子与司机就搭车费发生争执和打斗后被带回派出所。当天下午,这名外国人突然昏迷死亡,经法医检验尸表未见损伤。次日,一些外籍人员因此在派出所门口聚集并堵塞道路交通。据悉,这些外国人主要都是黑人。其实在广州,有中国最大的黑人群体,不过他们的实际状况,却与许多人的想象不同。[详细]

第296期

  • 2012年6月21日 星期四
  • 中国网络电视台评论频道出品
  • 责编:邱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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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黑人总数已有数万,曾以30%至40%速度递增

     据中国官方统计,2003年以后,在中非贸易热潮的带动下,赴广州的非洲人每年以30%至40%的速度递增。《广州日报》在去年年底报道称,广州常住的外国人数已达5万,其中可统计的非洲人就有2万多,但这个数据不包括数量不详的“隐居”非洲人。其中以尼日利亚人最多。
      因为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和2010年的广州亚运会,政府对非洲人的签证管制收紧,加之金融风暴冲击,赴广州的非洲人数量在去年年底达到过一个低谷,可能降为2006、2007年的一半,加纳来广州人数一度降至只有几十人。据中山大学副教授李志刚等人于2008年成稿的论文估计,广州的黑人总量大约为15000~20000人,构成极为多元,操法语、英语、阿拉伯语和葡萄牙语等不同语言, 其中大部分来自于西非, 另有相当数量来自中非和东非。 2006年前后,除了常住的2万人,还有6万左右的流动人口,加起来8万左右。

早年黑人来广州多为经商,后来也有打工群体

    第一代非洲商人是20世纪90年代末期到广州的,主要是西非人,马里人最多,还有几内亚人和塞内加尔人。这些人往往在非洲就开始做生意,属于自学成才,掌握英法中等多门语言,在闯荡多个国家之后,最后来到广州。他们当中有些人天生会做生意,头脑灵活,经验丰富。广州的第二代非洲商人主要来自中部非洲,包括刚果(金)、喀麦隆和刚果(布),他们缺乏从商经验,多半是新手。虽然生意没有做得那么火,但有些人也做得很成功。在广州生活的非洲人不全是商人。还有一大批人最初抱着其他目的来到中国,后来也学着做起生意。他们多半是为了转道去欧洲才来中国的,以中部非洲人居多。由于很难拿到欧洲的签证,再说在中国谋生也比较容易,所以他们改变计划留在了中国。
      广州的黑人主要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贸易商人,他们到广州来的时间大多已经比较长,有的已经获得了中国居留权,对当地情况十分熟悉。第二类可称为白领阶层,以黑人老板及中东老板为服务对象,在写字楼上班或为他们提供中介、保镖、电话卡销售等其他服务。而第三类则是出卖体力换取报酬的纯劳工阶层。虽然三类黑人群体都是以贸易为纽带聚集到广州来的,但其中属于纯劳动力阶层的黑人却是近几年才渐渐出现的,且人数很少。

广州黑人较多信仰伊斯兰教,有固定的聚居区

      在广州居留的黑人来自刚果、加纳、尼日利亚等不同的非洲国家;由于殖民系统的不一样,他们又以语言划分为英语系、法语系和葡语系地区黑人。然而,在马强看来,如果以黑人自身的群体内部认同度对他们作区分,首先应该是以宗教划分,其次是语言,最后才是地域和国籍。
      非洲国家的宗教信仰虽不如阿拉伯国家统一,但伊斯兰教依然是拥有最多信众的宗教,其次才是天主教和新教。据估计,长期居住在广州的黑人里,起码有一半是穆斯林。当他们来到广州,发现秀山楼竟然有一家标准的清真餐厅,为了方便解决吃饭问题,自然都集中居住在这附近。由于黑人穆斯林在客居广州的黑人里占了多数,围绕他们又渐渐形成了一个以小北为中心的中非贸易圈。专以黑人为目标的中非商贸城和更多的清真餐馆陆续冒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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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lson,尼日利亚人,初到广州过着典型的“提包客”日子——携着几万元来采办货物,完了后将货物全塞在数个个大行李包内,直接坐客机拎回非洲。“运气好的话,不需要超重托运也能上机。”Nelson称自己来广州的机票和货款是靠举家之力凑来的,必须要挣到钱,不然回非洲后会被人看不起。图为Nelson正在一家摩托配件店挑选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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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关于黑人犯罪率飙升说法多是谣言

     “谣言满天飞。”在广州市公安局任职5年的李先生这样评价最近关于广州黑人的流言。虽然公安部门以涉外关系为由不愿意公开广州黑人的犯罪率及偷渡率,但李先生私下表示,“但这几年遣返过不少黑人,却甚少见到偷渡个案。” 甚至根据一些网民的讨论,广州黑人的犯罪率还低于在广州的国内外地人。
      更耐人寻味的是,网络到处言之凿凿地流传着广州黑人犯罪率飙升之说,但却从不曾点出具体的比率。除了09年7月因一名黑人意外死亡而聚集派出所事件外,并没有多少关于黑人犯罪的个案。 “出于猎奇和吸引眼球的需要,一些媒体总是喜欢抓住黑人群体中发生的少数不良事件大肆报道,而对正面的事件毫不关心。”

黑人实际比较低调,本地人的误解是由于接触少

     近一两年因商贸环境变化引致延期滞留广州的黑人增多,的确引起了政府重视,但它和犯罪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与普通民众的印象恰恰相反,非法居留者因为怕身份暴露被公安部门罚款或遣返,他们的日常生活往往更为低调,如非特殊情况,甚少惹事。
      中山大学副教授李志刚和他的研究生团队曾向不同年龄、性别、职业和受教育程度的中国居民派发了大量问卷,调查他们对黑人的接受度。结果发现,白领、自由职业者和学生对黑人聚居的排斥度最高,分别为86%、80%和65%;而因工作经营与黑人有日常接触的服务业人员,对黑人的接纳程度则较高,达到65%;商人的接纳度是最高的,达到88%。 也就是说,本地居民与黑人的接触程度,与他们对黑人的印象是成正比的。那些与黑人毫无接触的人,对黑人最为厌恶,但随着接触机会增加,这种不良印象会逐渐被修正。

“三非”增加客观上与与商贸环境变化有关

      在2003~2005年这一波高峰期过去后,中非商贸环境发生了重大转变。受到黑人贸易商的启发,一些资金实力雄厚的贸易公司开始觊觎广大的非洲市场,同时也有中国企业在非洲设点、办厂,甚至在非洲划定一些开发区,进行投资。零散型的贸易市场渐渐萎缩。
      2009年的金融危机给非洲贸易带来的影响远远超过了人们的想像,天秀大厦曾有数十家摊铺一夜搬空,就连一楼角落24小时营业的兑币黑市都短暂停业。受金融海啸冲击致消费市场萎缩,加上人民币升值,非洲商人所得收入大缩水了一半以上。不少人因入不敷出都提早返乡了,也有部分留守苦候时机,就成为了“三非”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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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有一些非洲老板,凭他们的才干和一定的经济基础,在广州娶妻生子,在中国扎下了根。图为一名非洲商人和他的中国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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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人签证难与签证申请程序不完善有关

      在中国,只有中国雇主、大学和海外公司才能为外国人做担保,帮助他们续签居留许可。大部分来自非洲的个体商户基本上找不到担保,只能非法居留。因为合法拿到居留许可越来越难,为了逃避警察的压力,很多人被迫从事地下交易。挪威奥斯陆大学研究广州黑人的学者海蒂透露说:“有人告诉我,说他通过朋友介绍,那个朋友有个亲戚是移民警察,给3000美元可以续签六个月。”没有人知道这个地下市场是怎么形成的,但很多非洲人开始知道,只要你愿意花上一笔钱,你可以到中国的其他城市去买签证。海蒂说:“一套透明而专业的签证申请程序是对移民进行善良管理的第一步。大部分欧洲国家都有这一环节。”中山大学李志刚教授也认为,中国移民政策历来严控,鉴于中国人口和资源的现实状况,这个无法改变。针对这些非洲人,中国应该尽快建立《移民法》来使之制度化、正规化。

黑人在广州的经商和生活环境也并不算理想,比中国人更不方便

     非洲商人对中国的商业环境也有抱怨,比如检查太多和不公平竞争。一位商人说:“中国人总想抢你的市场。不可能跟他们建立长期合作关系。我们不得不经常变换供应商,不能信任他们。”一些尼日利亚商人还反映,一批明明看好的货,等发到尼日利亚的时候,就变成了另外一种质量差很多的货。这让他很失望,“我报过警,但是警察来了往往先查我的护照签证,然后去向对方询问事情的经过。我不会中文,不知道他们说什么,但是事情的结果往往就那样没有结果了。”
      非洲人在生活上也有很多不便,例如常常很难打到出租车,即使是起步价的距离,也经常需要做一个飞机滑翔的手势(意指机场)才能让车停下来。在租房方面,如果黑人自己去看房而不是由他的中国人朋友/亲属去,租到的可能性也很低。更重要的是,不少在中国的黑人,他们的孩子也将快到了上学的年龄,孩子的户口、学校都是问题。有些父母本身也没有合法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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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因此将广州称为“第三世界的首都”,或者纽约的“布鲁克林区”。关于这个称号,国内某杂志曾经这样描述:“在理想的第三世界首都,不同肤色的临时居民应该和本地人的生活融为一体。”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许章润则说,“一个城市成为第三世界首都的难度远远大于成为富人的天堂,这并非一个简单的物质生活条件问题,而是一种对城市生活理念的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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