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在此期间经历了大调整、大变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三期叠加”波及各个层面；新一届中央领导开启了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发展的制度环境发生了极大改变……所有这一切，相互交织，相互作用，让“十二五”的发展呈现出许多前所未有的变化，一言以蔽之，那就是“大转型”。历史将证明，这一大转型，举足轻重，意义非凡；改变当今，开启未来。
2009年底，钢铁行业沉浸于兴奋之中：国内主流大型钢厂上调了2010年1月份部分主导产品的出厂价格，进口铁矿石现货价上冲每吨120美元的高位。谁也没想到的是，仅仅一年之后，钢铁业就进入了3%左右的微利时代；再过一年，钢铁全行业又从微利状态进入了亏损状态。“十二五”期间，钢铁业持续低迷，曾有业内人士愤愤地说：“一斤钢铁不如一斤白菜。”
1999年，我国城镇化率仅为30.89%，而到去年，这一数字已达到54.77%。这无疑是一个伟大的成就。然而，其中裹挟的问题和风险也不容忽视。比如前些年饱受诟病的“土地城镇化”。在这种城镇化路径下，城市大兴土木，不断扩张，地方政府过分依赖土地财政，不少农民饱受失地之苦，常住城市的农民工多数难以享受市民待遇。
这一重大变化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工资水平尤其是农民工工资水平的快速上涨。“十二五”前两年，农民工工资收入每年增长20%左右，其后受经济形势影响，增速有所放缓，2013年为13.9%，2014年为9.8%。工资上涨削弱了传统中国制造的竞争优势，这使得“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的转型迫在眉睫。
5年前，大多数人都难以想象互联网对经济社会的介入会如此之深。“十二五”时期，互联网对经济的影响，对一些产业的颠覆和更新，让人感叹不像是过了5年，而像是过了50年。 这是互联网改变世界的一个写照。尤其是随着近几年智能手机的普及，移动互联网对产业变革释放出空前巨大的能量。
基于农业的特殊性和农业人口众多的现实，我国农业现代化之路一直走得小心谨慎。我国不鼓励工商资本以雇工形式直接进行农业生产，也不鼓励超大规模的农场形态，而是支持家庭农场、合作社、大户等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新型农业主体发展，并希望以此对接农业社会化服务，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路。
“十二五”期间，为了适应国内发展的新要求、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我国开始打造对外开放升级版。在新的布局中，尤其是随着“一带一路”构想的实施，新疆、云南、广西、东北三省、内蒙古等地的重要性凸显，内陆一些重要城市也通过口岸建设、通道建设等，跃升为开放前沿，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逐步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