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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冬天，上海的一个老人，孤独地意外死亡。
但谁都没想到，一名素不相识的上海民警，费尽周折，终于找到死者家属送老人最后一程。老人分别20多年的亲人，和他的住处原来只隔不到500米。这段传奇近日被发到网上，感动了许多人。
“谁都有最后一天，我只是不想有人孤独地离开。”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分局江浦路派出所社区民警董晓峰说。
孤独地离开
这里是与繁华大都市截然不同的“另一个上海”。
破旧低矮的小楼，仅容一人侧身通过的楼道，长青苔的篱笆挡着水泥墙洞……杨浦区的辽二一居委辖区是真实的“弄堂上海”，居住着众多外地来沪人员，不少人过着艰辛的底层生活。
老人杨年春曾经住在这里。2010年11月29日上午，他静静地躺在床上，再没有醒来。邻居撞开他的门，才发现屋里充满了呛人的煤气味。
在外出差的民警董晓峰第一时间接到了同事的电话。等他赶回现场时，看到的是一个典型的独居老人的家，家具陈旧，家中有一股老人特有的酸味。
法医已经作出了鉴定结果，“意外煤气中毒”。在非正常人口死亡的情况下，社区民警要做的是确认身份、社会关系，联系家属处理后事。但老人在身后，给董晓峰留下一个谜。
老杨的邻里都说他是个“怪老头，很神秘”，平时不和人搭腔。“我管理这片社区时间不短，也只听说过他，都没打过照面。”
在系统里找到的《来沪人口居住证》，说明老杨在这里住了五六年，但他却是上海口音。他究竟是哪里人？有没有儿女？
董晓峰第一个想到的，是老杨最近的联系人。
老杨自称过：“我有儿女，我不是一个人！”但邻居从没见过。曾有一位疑似家属的女性多次来看望，但也有大半年没出现了。这条线，就此断了。
还有第二条线索，就是他的工作。
邻居说，老杨在虹口区的和平公园摆摊修手表。董晓峰到公园门口向小贩们打听：“这里有谁修手表？”
“有个老头总在那儿修手表，但是好几天没来了！”很多人都这么回答。但再追问的话，没人了解这个孤僻的老人。线索，再次中断。
事发一个多月，死者亲属依然杳无音信。按照民政部门有关尸体处置的规定，董晓峰只需联系街道，对社会进行公示，寻找家属。公示6个月期满后，若还是无人认领，就可以“自然结案”。也就是说，身世神秘的杨年春老人将迎来孤零零被火化的人生结局。
“人民警察，为什么‘人民'两个字放前面”
但董晓峰还是希望，老人已经孤独终老，最后一程应有亲人相送。因为，这一幕对他来说似曾相识，刻骨铭心。
在他高中时，父亲重病住院，一天清晨，他像往常一样来到医院，父亲的床位突然空了。
他当时打电话给妈妈，只敢告诉她情况不好，赶紧过来。然后再给其他叔伯打电话，都麻木了。很久以后，他在太平间面对父亲的遗体，才哭出来。
悲伤太过巨大，以至于20多年后，已为人父的董晓峰不记得父亲去世的日期和时间。“我根本不愿去记，不愿记得那一刻。”
他不愿意别人再经历这一幕。
所谓“社会公示”，就是在市级报刊上为杨年春登一则讣告。
董晓峰翻遍了老杨的相册。“他特别喜欢戴墨镜，不戴墨镜则都是侧脸”。在那些四五寸大小的合影里，甚至都没找到一张能登上讣告的正面照片。
果然，登报没有引来任何回音。
依据我国《城镇燃气管理条例》相关规定，燃气公司要对受害者家属支付一定的补偿。燃气公司表示希望“尽快走程序”。但董晓峰坚持认为，只靠登报，找到亲人的概率实在太低，“不能就这样算了”。
在两次事故协调会上，他和街道办、燃气公司、燃气用气安全管理站、建设交通安全委员会等各方据理力争。“事故是可以就此了结，但死者的权利因此没有人替他主张，被自然放弃。”
“我们要对历史负责，可能过几天，家属就找上门来，到时候我们怎么向他们交代？就摊开一张报纸，说我们登过（讣告）吗？对老人来说，这公平吗？”董晓峰在会上大声问道。
有人说他傻、多管闲事，他自己这么解释：“人民警察，为什么‘人民'两个字放前面？就是要公平公正，对人民负责。老人过世了，难道就不是人民了吗？”
经过两次“磋商”，各方才同意不立即结案，让董晓峰继续寻找。
“千里走单骑”
山重水复疑无路。董晓峰决定，去老杨的户籍地“碰碰运气”。出乎意料，燃气公司改变了态度，为他和同事专门调配了一辆车，还加派两人陪同。
2010年12月21日早8时，他们上了沪蓉高速公路，横跨800多公里，终于接近了杨年春身世的真相。
安徽省芜湖市繁昌荻港镇，是一个他们此前没听说过的小镇。小镇出产铁矿，无数大矿车压得路面遍布坑洼，他们坐在车上“跳”了3个小时。
杨年春户籍所在的荻港镇建新水泥厂，是他曾经的劳改单位。“这个人以前肯定吃过官司。”当地派出所民警说。
12月22日上午9时54分许，他们到了荒废的水泥厂前，陈旧的木招牌在大铁门旁晃晃悠悠。山岭坡陡，汽车如果没拉手刹，就会自动滑下去。
门口60多岁的老门卫听了他们的询问，用浓重的方言说：“人我们有过。”
董晓峰听得蹊跷：“有过？什么意思？”
“他在1989年自动离厂，此后没联系了。”
老门卫带他们上了工厂家属区，找到了上世纪80年代的老管教。
老管教白须飘飘，一番话让董晓峰喜出望外：“我记得这个人。当时这个人一直不说话，管教们认为他安全，上来就对他不那么严格，从头至尾没安排过重活累活。”
“有没有认识他亲属的人？”董晓峰追问。
“当年的人或故去了，或搬离了，都不知去向了。”老管教回答。
泄气的他们又回到了原点。
还剩下最后一线希望——当年劳改的旧档案。
“想看档案？只有去废弃的仓库了。”老门卫说，“至少十年没人去了，钥匙也找不到了，不知道有没有他的档案。”董晓峰只有祈祷。
“嘭！”他们用扳手撬开了铁锁，震起屋子里最上面一层灰尘。进屋一看，锈蚀的农机设备间，有几个随意丢弃的纸箱子，其中一个上面写着“1979～1982年”。
“就是它了！”5个人把全是灰的箱子搬到车上，一份份找过去，终于看到了年轻时的杨年春。
“他和去世时一样瘦，但是头发黑多了。”董晓峰仿佛看到老朋友。
根据档案，杨年春1979年因“经济问题”被判刑4年8个月，到安徽服刑。当时按政策，户口迁到劳改地。有人凭一纸释放证回迁，但杨年春留在了厂部。
他的判决书上写的是浦东的地址，当时是“城市中的乡村”，现在是繁华的陆家嘴了。
回到上海的董晓峰，循着这个老地址查户籍档案，找到了他现居上海的侄女。“相差十岁，就是上海人说的‘小叔叔大侄女'。”
寻找终于接近了终点。
终老，不再孤独
经过董晓峰和同事多次联系，杨年春的亲属终于聚到上海，来送别这位孤老。
2011年1月5日13时，杨年春唯一在世的兄长委托儿子，从300多公里外的无锡赶来。但此时，又出现了意想不到的人物。
53岁的杨中卫已经寻找叔叔杨年春20多年，直到此时，他才知道，自己与杨年春家的直线距离，仅仅500米远。
杨中卫爽快健谈，但当问及叔叔时，他停顿了半晌，缓缓地说：“我原以为这辈子都见不到他了。我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其实我们竟住得那么近！”
提起父辈，杨中卫说得最顺口的就是“永久万年香”，五个字代表五位长辈的名字，“年”代表他最小的叔叔杨年春。自从杨年春去安徽劳改后，其他亲戚更加和他鲜有来往。
回到上海后的杨年春在七浦路摆摊卖衣服，和同做生意的侄子一直保持着联系。直到有一天，叔叔和父亲之间发生了争执，从那以后，杨年春就从所有人的眼前消失了。“上一辈的事情很难说谁对谁错，我曾经找过好几次，都没有结果。”
就这样，一晃20多年过去了。每逢过年，杨家总会念叨，父亲有时候还有些后悔。
杨中卫无法想象，眼前这个“小董警官”是怎么找到他的。
还是董晓峰，带着杨家亲属前去认尸。此时已离杨年春过世将近两个月。“一看就知道，这是我叔叔，大家都叫他小瘪嘴。”
“先不谈钱，先办葬礼。”当董晓峰要向他们通报燃气公司补偿款时，家属们都主动说。
这让董晓峰很感动。“因为前期联系，有的亲属不太愿意出面，也许是我做事的方式改变了他们。从警察的角度，谁都希望尽快结案，从同情的角度，我希望他们能先尽孝。”
2011年1月10日上午，董晓峰带着家属到了杨年春生前的旧居，整理遗物。杨家人留下了三块叔叔修过的手表，作为纪念。此后，董晓峰为他们联系殡仪馆，协助他们处理丧事。
2011年5月，家属方和事故责任方达成最后协议。董晓峰又将双方带到街道司法调解中心，“家属方通过程序，正规地获得了补偿款项”。
杨中卫很感激董晓峰。“不管怎样，我见到了叔叔。虽然有些晚，但他不至于孤苦离去。”说这句话的时候，他很认真。
“其实，在寻找的路上，我纠结过几次。但如果再让我选择一次，我还是会这样做。”董晓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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