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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一民警为孤老死者千里寻亲人

发布时间:2012年10月08日 04:10 | 进入复兴论坛 | 来源:中国青年报 | 手机看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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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冬天,上海的一个老人,孤独地意外死亡。

  但谁都没想到,一名素不相识的上海民警,费尽周折,终于找到死者家属送老人最后一程。老人分别20多年的亲人,和他的住处原来只隔不到500米。这段传奇近日被发到网上,感动了许多人。

  “谁都有最后一天,我只是不想有人孤独地离开。”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分局江浦路派出所社区民警董晓峰说。

  孤独地离开

  这里是与繁华大都市截然不同的“另一个上海”。

  破旧低矮的小楼,仅容一人侧身通过的楼道,长青苔的篱笆挡着水泥墙洞……杨浦区的辽二一居委辖区是真实的“弄堂上海”,居住着众多外地来沪人员,不少人过着艰辛的底层生活。

  老人杨年春曾经住在这里。2010年11月29日上午,他静静地躺在床上,再没有醒来。邻居撞开他的门,才发现屋里充满了呛人的煤气味。

  在外出差的民警董晓峰第一时间接到了同事的电话。等他赶回现场时,看到的是一个典型的独居老人的家,家具陈旧,家中有一股老人特有的酸味。

  法医已经作出了鉴定结果,“意外煤气中毒”。在非正常人口死亡的情况下,社区民警要做的是确认身份、社会关系,联系家属处理后事。但老人在身后,给董晓峰留下一个谜。

  老杨的邻里都说他是个“怪老头,很神秘”,平时不和人搭腔。“我管理这片社区时间不短,也只听说过他,都没打过照面。”

  在系统里找到的《来沪人口居住证》,说明老杨在这里住了五六年,但他却是上海口音。他究竟是哪里人?有没有儿女?

  董晓峰第一个想到的,是老杨最近的联系人。

  老杨自称过:“我有儿女,我不是一个人!”但邻居从没见过。曾有一位疑似家属的女性多次来看望,但也有大半年没出现了。这条线,就此断了。

  还有第二条线索,就是他的工作。

  邻居说,老杨在虹口区的和平公园摆摊修手表。董晓峰到公园门口向小贩们打听:“这里有谁修手表?”

  “有个老头总在那儿修手表,但是好几天没来了!”很多人都这么回答。但再追问的话,没人了解这个孤僻的老人。线索,再次中断。

  事发一个多月,死者亲属依然杳无音信。按照民政部门有关尸体处置的规定,董晓峰只需联系街道,对社会进行公示,寻找家属。公示6个月期满后,若还是无人认领,就可以“自然结案”。也就是说,身世神秘的杨年春老人将迎来孤零零被火化的人生结局。

  “人民警察,为什么‘人民'两个字放前面”

  但董晓峰还是希望,老人已经孤独终老,最后一程应有亲人相送。因为,这一幕对他来说似曾相识,刻骨铭心。

  在他高中时,父亲重病住院,一天清晨,他像往常一样来到医院,父亲的床位突然空了。

  他当时打电话给妈妈,只敢告诉她情况不好,赶紧过来。然后再给其他叔伯打电话,都麻木了。很久以后,他在太平间面对父亲的遗体,才哭出来。

  悲伤太过巨大,以至于20多年后,已为人父的董晓峰不记得父亲去世的日期和时间。“我根本不愿去记,不愿记得那一刻。”

  他不愿意别人再经历这一幕。

  所谓“社会公示”,就是在市级报刊上为杨年春登一则讣告。

  董晓峰翻遍了老杨的相册。“他特别喜欢戴墨镜,不戴墨镜则都是侧脸”。在那些四五寸大小的合影里,甚至都没找到一张能登上讣告的正面照片。

  果然,登报没有引来任何回音。

  依据我国《城镇燃气管理条例》相关规定,燃气公司要对受害者家属支付一定的补偿。燃气公司表示希望“尽快走程序”。但董晓峰坚持认为,只靠登报,找到亲人的概率实在太低,“不能就这样算了”。

  在两次事故协调会上,他和街道办、燃气公司、燃气用气安全管理站、建设交通安全委员会等各方据理力争。“事故是可以就此了结,但死者的权利因此没有人替他主张,被自然放弃。”

  “我们要对历史负责,可能过几天,家属就找上门来,到时候我们怎么向他们交代?就摊开一张报纸,说我们登过(讣告)吗?对老人来说,这公平吗?”董晓峰在会上大声问道。

  有人说他傻、多管闲事,他自己这么解释:“人民警察,为什么‘人民'两个字放前面?就是要公平公正,对人民负责。老人过世了,难道就不是人民了吗?”

  经过两次“磋商”,各方才同意不立即结案,让董晓峰继续寻找。

  “千里走单骑”

  山重水复疑无路。董晓峰决定,去老杨的户籍地“碰碰运气”。出乎意料,燃气公司改变了态度,为他和同事专门调配了一辆车,还加派两人陪同。

  2010年12月21日早8时,他们上了沪蓉高速公路,横跨800多公里,终于接近了杨年春身世的真相。

  安徽省芜湖市繁昌荻港镇,是一个他们此前没听说过的小镇。小镇出产铁矿,无数大矿车压得路面遍布坑洼,他们坐在车上“跳”了3个小时。

  杨年春户籍所在的荻港镇建新水泥厂,是他曾经的劳改单位。“这个人以前肯定吃过官司。”当地派出所民警说。

  12月22日上午9时54分许,他们到了荒废的水泥厂前,陈旧的木招牌在大铁门旁晃晃悠悠。山岭坡陡,汽车如果没拉手刹,就会自动滑下去。

  门口60多岁的老门卫听了他们的询问,用浓重的方言说:“人我们有过。”

  董晓峰听得蹊跷:“有过?什么意思?”

  “他在1989年自动离厂,此后没联系了。”

  老门卫带他们上了工厂家属区,找到了上世纪80年代的老管教。

  老管教白须飘飘,一番话让董晓峰喜出望外:“我记得这个人。当时这个人一直不说话,管教们认为他安全,上来就对他不那么严格,从头至尾没安排过重活累活。”

  “有没有认识他亲属的人?”董晓峰追问。

  “当年的人或故去了,或搬离了,都不知去向了。”老管教回答。

  泄气的他们又回到了原点。

  还剩下最后一线希望——当年劳改的旧档案。

  “想看档案?只有去废弃的仓库了。”老门卫说,“至少十年没人去了,钥匙也找不到了,不知道有没有他的档案。”董晓峰只有祈祷。

  “嘭!”他们用扳手撬开了铁锁,震起屋子里最上面一层灰尘。进屋一看,锈蚀的农机设备间,有几个随意丢弃的纸箱子,其中一个上面写着“1979~1982年”。

  “就是它了!”5个人把全是灰的箱子搬到车上,一份份找过去,终于看到了年轻时的杨年春。

  “他和去世时一样瘦,但是头发黑多了。”董晓峰仿佛看到老朋友。

  根据档案,杨年春1979年因“经济问题”被判刑4年8个月,到安徽服刑。当时按政策,户口迁到劳改地。有人凭一纸释放证回迁,但杨年春留在了厂部。

  他的判决书上写的是浦东的地址,当时是“城市中的乡村”,现在是繁华的陆家嘴了。

  回到上海的董晓峰,循着这个老地址查户籍档案,找到了他现居上海的侄女。“相差十岁,就是上海人说的‘小叔叔大侄女'。”

  寻找终于接近了终点。

  终老,不再孤独

  经过董晓峰和同事多次联系,杨年春的亲属终于聚到上海,来送别这位孤老。

  2011年1月5日13时,杨年春唯一在世的兄长委托儿子,从300多公里外的无锡赶来。但此时,又出现了意想不到的人物。

  53岁的杨中卫已经寻找叔叔杨年春20多年,直到此时,他才知道,自己与杨年春家的直线距离,仅仅500米远。

  杨中卫爽快健谈,但当问及叔叔时,他停顿了半晌,缓缓地说:“我原以为这辈子都见不到他了。我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其实我们竟住得那么近!”

  提起父辈,杨中卫说得最顺口的就是“永久万年香”,五个字代表五位长辈的名字,“年”代表他最小的叔叔杨年春。自从杨年春去安徽劳改后,其他亲戚更加和他鲜有来往。

  回到上海后的杨年春在七浦路摆摊卖衣服,和同做生意的侄子一直保持着联系。直到有一天,叔叔和父亲之间发生了争执,从那以后,杨年春就从所有人的眼前消失了。“上一辈的事情很难说谁对谁错,我曾经找过好几次,都没有结果。”

  就这样,一晃20多年过去了。每逢过年,杨家总会念叨,父亲有时候还有些后悔。

  杨中卫无法想象,眼前这个“小董警官”是怎么找到他的。

  还是董晓峰,带着杨家亲属前去认尸。此时已离杨年春过世将近两个月。“一看就知道,这是我叔叔,大家都叫他小瘪嘴。”

  “先不谈钱,先办葬礼。”当董晓峰要向他们通报燃气公司补偿款时,家属们都主动说。

  这让董晓峰很感动。“因为前期联系,有的亲属不太愿意出面,也许是我做事的方式改变了他们。从警察的角度,谁都希望尽快结案,从同情的角度,我希望他们能先尽孝。”

  2011年1月10日上午,董晓峰带着家属到了杨年春生前的旧居,整理遗物。杨家人留下了三块叔叔修过的手表,作为纪念。此后,董晓峰为他们联系殡仪馆,协助他们处理丧事。

  2011年5月,家属方和事故责任方达成最后协议。董晓峰又将双方带到街道司法调解中心,“家属方通过程序,正规地获得了补偿款项”。

  杨中卫很感激董晓峰。“不管怎样,我见到了叔叔。虽然有些晚,但他不至于孤苦离去。”说这句话的时候,他很认真。

  “其实,在寻找的路上,我纠结过几次。但如果再让我选择一次,我还是会这样做。”董晓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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