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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岁农民写300万字地方史志 称写史需客观公正

发布时间:2012年02月29日 11:10 | 进入复兴论坛 | 来源:中国青年报 | 手机看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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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霍新会夫妇和3间老屋

  霍新会编撰的史书

  霍新会在村里的古庙前

  霍新会在老屋里写作

  这是一双扶犁之手。关节粗大,手掌满是老茧,手背上则是像鳞片一样的皮肤,有几处还因天气寒冷干燥而皲裂。

  正是凭着这双手,山西省沁水县农民霍新会洋洋洒洒地写出300余万字的地方史志,有县志,有村志,还有一些专志。

  尤为难得的是,在中国当代史的3个节点上,霍新会都在史册中留下自己的文字。第一个节点为1965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当地搞得轰轰烈烈;第二个节点为1980年,改革序幕在当地刚刚拉开,“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是个热门词语;第三个节点为2003年,关于“煤老板”的故事,正在各地流传。

  “人活一辈子,不能忘本。我是有点文化的人,我要把自己知道的告诉大家。”霍新会说。今年他虚岁70,身体开始哆嗦,走路略有蹒跚。

  有些话是违心的,可当时必须那么写

  农历正月还没过完,沁水县野鹿村里已经找不到一丝过年的气息。一些人家大门上的春联已脱落。还有一些人家,人早早跑到外地打工了,紧闭的大门前被风卷来一团团杂物。

  2月中旬的一天,阳光暖煦。村里杂货铺前,几个老头在晒着太阳下象棋,偶尔会为悔棋的事争执一番。霍新会裹着一件藏青色棉袄,双手缩在袖筒里,站在一旁静静地观看。经历过风风雨雨,他已经变得不太喜欢说话。

  年前,他在同县的胡底村写村志。正月十五刚过,他就和对方联系,想早点去干活,早点拿到薪水。可对方说,天气太冷,怕冻坏他的身体。于是老人就闲了下来,等待对方通知。

  胡底村志是他编写的第6部村志。前5部村志,有3部已经出版,一部正在校对中,还有一部是写本村的,手写本,野鹿村里只有一本,保留在原村贫农协会主席的儿子手中。

  这本村志,纸张已经泛黄,四周卷起毛边,封面上,用毛笔字写着“沁水县端氏公社野鹿村村史”,落款日期为1965年3月2日。

  当时,野鹿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公社书记带队在此扎点,提出要大队写一部村史,希望群众“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这场运动始于1962年。次年,毛泽东指出,要用讲村史、家史、社史、厂史的方法教育群众。此后,各地开展访贫问苦的活动,请老贫农、老工人、老红军作忆苦思甜的报告,并通过写史的方式,对群众进行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教育。

  野鹿村的第一部村史,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产生的。当时,霍新会22岁,是村里的记工员。

  土改时,霍新会的父亲因为拥有两头牛、5间土楼房以及20亩薄地,成分被划分为“上中农”。为此,霍新会吃尽苦头。

  上初中时,他追求进步,一遍遍写入团申请书,但组织上始终不批准。上学期间的助学金,贫农出身的同学比他要高一倍。一旦与人发生争执,如果对方“根正苗红”,那他这个上中农出身的人“天然不对”。

  他记得有一个同学,家庭出身也是上中农,因为和一个家庭出身是贫农的同学发生纠纷,被老师撵出学校,从此失学。

  初中毕业后,他未能考上高中,便回村参加劳动。“那个时候,因为家庭出身不好,我表现可积极了。队长还没敲钟,我就出门上工。收工的时候,大家都赶着回家,我还要留下来干活。”霍新会回忆道。

  积极表现的结果,就是为他换来记工员的工作。这个职位,是当时村里为数不多的干活不累、又能拿到一个工分的职位。

  与此同时,他开始给当地的报纸投稿,记录大队里的好人好事。偶尔,报纸上会刊登他写的“豆腐块”。于是他在村里便有了“秀才”之称。

  接到写村史的任务后,他决心好好写,以图“政治进步”。

  白天,他照常记工分,抽空就和一些老贫农聊天儿,让他们讲富农如何剥削自己的故事。晚上回到家中,他就伏在昏暗的油灯下一字一句地写。

  半个月后,他与本村另外两个社员,写出了野鹿村历史上第一部村史,共两万余字。霍新会写了一万字。颇有趣的是,编写村史的3名社员,均是上中农家庭出身。

  在这部“贯穿阶级斗争一根红线”的村史中,编撰者历数地主富农的种种罪恶,以激发“修房的睡露天,织布的无衣穿,养猪的不见肉,栽树的不见果”的阶级仇恨。

  从标题可见一斑。村史分5章,其中前4章的标题分别是:“八家老社掌村权、作威作福欺压人”、“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重重剥削”、“旧社会:穷人的地狱、富人的天堂”以及“旧社会恶习害人,破家产妻离子散”。

  “写的时候我紧绷着一根弦儿,不敢写地富反坏右的一点好,也不敢写自己对生活的一点不满意。”霍新会说,“现在看来,有些话是违心的,可当时必须那么写。不那样的话,一来我挣不到工分,二来我可能被批斗,三来写东西也通不过,还得重写。”

  那个时候,就想饱饱吃一顿

  霍新会参与编撰的第一部村史,以“社员生活胜天堂”这句话结尾。现在回顾,他并不赞同这个结论。

  “连饭都吃不饱,离天堂远着呢。”这个老人说。他吃饭非常慢,一点一点嚼。偶有掉到桌面上的食物,他也会夹起来吃掉。有同桌吃饭的人劝他别这样,但他坚持要吃,“浪费了不好”。

  霍新会出生于1943年。当年,沁水县遭遇灾荒。在后来他参与编撰的《沁水县志》中这样记载:“本年,士敏县(编者注:当年7月,沁水县大部分并入士敏县)遭受大旱灾和虫灾。1943年春至1944年夏,共饿死2640口人。”

  霍新会出生的第二年,当地又流行伤寒、疟疾、霍乱、梅毒等疾病。

  由于野鹿村地处偏僻的山腰,疾病没传染过来。但日子也并不好过,土改前,霍家那20亩薄地所产的粮食,全家老小勉强够吃。沁水县1948年便展开“土改”运动,他家的家产被分,吃饱就成为大问题。三年困难时期,大队的“人民食堂”几乎每顿都是“氢二氧、煮南瓜,再加一把氯化钠(即盐水煮南瓜)”,仍旧顿顿吃不饱。

  有一顿没一顿地,霍新会慢慢长大,可个子老也长不高。现今,他身高不足1.6米。当年,吃饱饭是霍新会最大的梦想。“那个时候,我就想饱饱吃一顿。”

  上世纪80年代初,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他的这个梦想才实现。其时,他已年近不惑。

  几十年后,肚子饱不饱的问题,仍停留在霍新会的日常意识中。以至于现在,他见面打招呼,还习惯说“吃了没有”。家里来了客人,虽然已经是下午两点多,但他第一反应仍是招呼老伴给客人做饭。

  当年,大家吃不饱,上工就开始“磨洋工”。常常是“上地人叫人,地头人等人,收工人撵人”。小队长不叫,大家就尽量拖着不上工;走到地头,等着大家到齐,才开始干活;收工的时候,大家就像兔子一样往家赶。

  “我当记工员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霍新会说,“名义上是社会主义,其实是穷过渡。”

  然而在写野鹿村村史以及写县志的时候,他把这些“吃不饱”的经历和社员“磨洋工”的事,统统“过滤”掉了,唯恐引起不必要的麻烦。这根弦儿,他一直紧绷到现在。即使现在写村志,或是给报社投稿,他首先想到的就是“会不会带来麻烦”。

  这部村史并没给霍新会带来什么政治进步。村史写出来不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结束了,很多人根本没见到过。

  “估计大队干部也不好意思拿出来。村里本来就只有几户过得光景好一点,他们都很节约,也不剥削人,不像写的那样。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拿出来反而会造成矛盾。”霍新会说。

  改革开放以后,“勤劳致富”成为村里人新的目标。大家各显神通,吃饱穿暖,修房盖屋。现今更是如此,谁家在城里买了楼房,在村里盖了房子,或是开辆轿车回来,都会成为村里人议论和羡慕的对象。

  富人不再被批判,恰恰相反,穷人则为大家所讥讽。当年,霍新会通过自己的努力,赢得了不少声誉。而现在,他曾经的声誉,完全被家庭的贫困所遮盖。村里不少人,总会以“那个住土房子的老头”指代这个曾经的“秀才”。即使在霍新会儿子眼中,知识也“不是什么本事”。

  村里到处是砖瓦房,有人家甚至盖起二层楼,可霍新会仍住在上世纪80年代盖起的3间土房子中。

  在众多的楼房中,霍新会的这栋房子显得低矮。屋子里用红蓝混色的塑料布打顶,墙壁上还贴着一些不用的报纸。房间很暗,大白天如果不开灯,根本不能看书写字。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看着自己“寒酸”的家,他常常发出感慨。

  写完村史后,他继续积极表现,继续用努力工作洗刷家庭出身留在自己身上的烙印。

  那些年,他陆续获得“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等称号。直到现在,他还能熟练地背出“老三篇”的一些章节。

  他的努力,为他换来一份体面的工作。当地新建一个大的水利工程,他被抽调到工程处工作,负责宣传,并主编一份发行1500份的《沁河战报》。

  “我还带了大红花,家里人脸上都有光。”回忆起这段往事,霍新会得意地笑了。

  然而他最终未能转为正式工。1979年,国家调整国民经济时,他回了家,仍旧当农民。那双摆弄文字的手,再次到地头扶犁耕种。

  写史要客观公正,但有一个“框框”

  在水利工程处干的那几年,霍新会为自己攒足了名声,也为他以后写县志村志打下了基础。

  1980年,国务院指示,要各地“编史修志,为历史研究服务”。沁水县就此成立县志办。办公室的一名干部认识霍新会,知道他“写一手好文章”,便邀请他加入。霍新会欣然应邀。

  也是同一年,胡乔木在中国史学会代表大会上提出,编写方志要遵从“三新”及“三性”观点。所谓“三新”,即“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新的材料”;“三性”则指“资料性、科学性、思想性”。

  胡乔木的讲话,为当时的地方志编撰定了基调。沁水县也照此着手编撰本县县志。

  到县志办后,霍新会“大吃一惊”:参与编写县志的,大都是曾经的“地富反坏右”分子。

  “我当时不理解,为什么要这些人来写县志?”霍新会说。

  后来,他很庆幸,其中几个人的思维方式,还是启发了他,让他那根紧绷的弦儿稍松了一下。

  初期,大家在一些问题上颇有争议。比如,文革该如何写,文革前的各种运动该怎么写,现代人物如何评价等。

  霍新会还记得,一个当年的国民党老兵、黄埔军校毕业生曾提出,要客观对待国民党抗日历史,要客观评价党在改革开放前30年提出的政策等等。每次开会,这人都要提到这些问题。但是,“始终没有人敢定调子”。

  争论不下,这个老兵便拂袖而去,不再参与编写县志的工作。

  1981年6月,党的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份决议,为当时地方志的编撰工作,划了一个“框框”。县志办内部也达成一致意见:凡是涉及到历史问题的,都不能超出《决议》的定性。

  但在霍新会内心深处,还有一个个人原则:“书写历史,要尽量客观公正。”

  饥饿是他永不磨灭的记忆。“不把这段历史客观描述,回避失误,只写成绩,会让人觉得历史不真实。”他说,“当时我内心很挣扎。”

  内心的挣扎一直持续到现在,与他那根紧绷的弦儿不停地斗争。不过在写赵树理时,他的“弦儿”开始为他的内心退让。

  赵树理是沁水县作家,开创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山药蛋派”,是文学史上的重要人物。“反右倾”开始,赵树理便被定为中国作家协会的批判对象。文革开始后,他遭迫害致死。

  对于赵树理,霍新会相当熟悉。他的家离赵树理的家乡不超过10公里。少年时,他因喜爱文学,不止一次跑到赵树理的家乡,还有幸听过赵树理讲课。

  动笔之前,他多次访问赵树理的亲朋好友,甚至还两赴太原,与赵树理的一名同学、离任的山西省副省长交流。

  后来,他写了一篇最长的人物传记,8000多字。初稿中,他特意写了赵树理因何受到批判。但是在成稿中,字数被删掉不少不说,他特意写的那一段最终也未能面世。

  “我犯了两个错误。一是违反了写文革‘宜粗不宜细’的原则;二是忘记了人物传记要写积极向上的一面。”他说。

  写另一个人物贾景德时,霍新会内心也挣扎过。贾景德是沁水人,曾做过阎锡山的秘书长,后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及秘书长。霍新会在采访中,得知他为家乡做过不少贡献,比如办工厂、修公路等。

  霍新会本想将其对家乡的贡献写进县志。可是他的方案没被认可。最后他只寥寥地写其在国民政府担任过什么职务。

  “搁现在,我一定会重新评价这两个人。”霍新会说,“但我有‘政治恐惧’,怕写多了挨批斗。”

  被否定的次数多了,他便不再在编辑会上提出自己的意见,一切“按领导的意思写”。

  “说了有什么用?我就是一临时工,说得多了,连饭碗也砸了。”霍新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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