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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是生长在大西北的小伙子，一个是生长在天府之国的川妹子，是和平解放西藏、建设西藏的伟大事业让他们相识相爱，组成家庭。从此他们并肩为西藏的发展建设奉献着青春、奉献着一生，他们是名副其实的革命夫妻。
跟西藏有缘，从西北转到成都进藏
1949年8月26日，16岁的孙复华在兰州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当时，西北解放战争正在进行着。培训了两个月，孙复华进入了第一野战军联络部工作。
“我当时在彭德怀、习仲勋等首长身边搞统战联络工作。在首长身边，首长要求严，自己进步也快。”
1951年，西北军开始筹备进藏，第一野战军联络部被编进了西北独立支队。
“公路只通到了香日德，从香日德向西只能骑马或步行。部队开始买马匹，把马匹运到青海的香日德，把给养运到乐都。我们到了青海后住在乐都，分工搞物资装备。我当时生病了，很不争气，持续高烧不退。领导看到我的病情不见好转，决定让我回兰州。并留在兰州养病。大部队开始进藏，一部分从黑河进入西藏，一部分从玉树进入西藏。”说到此时，孙复华言语间为自己生病没能跟独立支队一起进藏还流露出淡淡的遗憾。
或许是跟西藏有缘，命中注定他今生的事业在西藏，1953年一个机会让孙复华从成都进入西藏。
“1953年3月份，开全国人大会第一届财经会的时候，张国华、范明经印度到北京开会，会前正逢斯大林去世，会议推迟。这时，范明就到兰州来，我又说起进藏的事。全国财经会后，组织决定我跟随张国华首长由成都一同进藏，这时我就成了十八军的一员。”
“进藏前，组织要求每个人都要学习《十七条协议》，要深刻认识到进藏的目的是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解放全中国，最后和平解放西藏，把帝国主义势力赶出西藏。我们在成都准备了几天，就出发了。首长一边走一边工作，一路上还有十八军的部队在修路。”
“从成都出发后，在甘孜住了几天，到达昌都。当时公路只修到了昌都，由昌都向西，我们开始骑马。马匹是由五十二师准备的。部队要求很严，首长对我们这些身边的工作人员讲，一路上不能打飞禽走兽，鸭子、鱼、老鹰等都不能抓，要尊重藏族人民的风俗习惯，秋毫不犯。当时西藏刚进入春季，山上一会儿刮风、一会儿下雨、一会儿又是冰雹，弄得我们很狼狈。下雨时，行李被淋湿了，很沉重，为了减轻负担，一些被子、褥子还有大衣就丢掉了。一路上，我作为首长的警卫干事，首长的安全、生活、衣食住行等都要操心，有时还充当炊事员给首长做甘肃的揪面块吃。”
“我们走到波密时，在波密易贡五十三师师部补充了给养，稍作休息，继续向前。过鹿马岭(米拉山)时，因为午后山上风特别大，为了在中午前翻过山，我们凌晨四点就起床出发了。走着走着，我头晕难受，跟不上首长，后来骑马才过了鹿马岭。到了墨竹工卡后，那时工兵营已修了一段公路，西北部队进藏时把一辆吉普车拆卸后驮进拉萨，到拉萨后又装起来。这辆吉普车来接我们到了拉萨。从昌都到拉萨，我们走了八九天。到了拉萨，看到金碧辉煌的布达拉宫我非常激动，终于到拉萨了。”
跟随张国华进藏的途中，孙复华认识了在十八军司令部张国华处工作的武淑清。之后，共同的工作任务、共同的理想信念，让两个年轻人走到了一起。
在首长身边工作的日子里
在部队期间，孙复华担任张国华的警卫干事。
“到了拉萨后，西藏和平解放不久，部队主要开展影响群众工作和统战工作，影响教育群众，统战上层人士。张国华、范明等首长经常一起研究地方方针政策，确定哪些人属于统战对象。当时拉萨的情况比较复杂，组织对我们这些警卫干事要求很严格，一方面要保证首长的安全；一方面还要辨别进出人员的身份。首长晚上出去时，经过的路线都要设岗。除此之外，对我们这些警卫干事的仪表要求也很高。”
在首长身边工作，让孙复华知道很多西藏重大事件中的一些细节。老人给我们讲起了修青藏公路时的一些事情——
“青藏公路通车快，修的时间不长，是穆生忠主持的。穆生忠是陕北老红军，能吃苦。那时他已转业到地方，在兰州。当时川藏公路在加紧修筑，中央决定也要修青藏公路。在北京，彭德怀和范明推荐穆生忠主持修路，决定后立即召穆生忠到北京来。我在西苑机场接的穆生忠。在北京饭店，张国华、范明对穆生忠说：‘让你挂帅把青藏公路修起来。方案、人员你自己定。’说这些话时，我在场。穆生忠答应了，于是开始招兵买马，从甘肃、青海、宁夏招人修路。当时公路通到了香日德。为了让公路与兰新线接轨，一边由甘肃柳园探路，一边由香日德经诺木洪探路。穆生忠组织了一部分人赶马车探路，马车能通过的地方就插上红旗修路。这两个方案都在格尔木会合。格尔木当时只有部队的几座帐篷，后来挖地窝子，公路通车后才逐渐发展起来。格尔木现在是青海省的第二大城市，格尔木的发展离不开青藏公路的修建，离不开穆生忠。”
“青藏川藏公路通车时，当汽车开到拉萨，西藏老百姓用手摸着汽车问：‘这些铁牦牛一天吃多少酥油啊？’解放军说：‘不吃酥油，吃汽油。’老百姓又好奇地问：‘什么叫汽油？’总之通车后，有了交通工具，西藏的发展非常快。后来公路又向山南、日喀则等地延伸。”
孙复华，甘肃人。1949年8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当时在第一野战军联络部工作；1951年在青海准备进藏，后因身体原因返回兰州；1953年由成都进藏，后在张国华身边工作；转业后在格尔木青藏公路管理局工作，后到交通厅工作，直至离休。
武淑清，四川人。1950年参军时，在十八军妇校；1952年在十八军后司办事处工作；1953年在十八军司令部张国华处工作；之后到解放军七十八医院工作；1958年转业至西藏交通厅工作，先后在交通厅工人医院、拉运司卫生队、汽修厂卫生所、拉运三公司卫生所工作过。
艰苦的岁月里苦中作乐
孙复华老人在回忆进藏途中的事情时，给我们讲了这样一件有趣的事情——
“路上遇到下雨，负重太多，路又滑，马下山时把腿都摔断了。为了减轻负重，我们把能丢的丢，能扔的扔。我们从成都出发时带了几箱茅台酒，首长打算到拉萨后作为礼品送给上层人士。马受伤后，酒瓶都打烂了，山风一吹，几十米远都能闻到酒香。”说到此时，老人“哈哈哈”地笑了。我们也跟着笑起来。
生活虽苦，但是他们都能苦中作乐。在格尔木时，平时没有什么娱乐活动，孙复华、武淑清就喜欢看人打篮球。武淑清老人还告诉我们，在格尔木最难的就是上厕所，尤其是夏天，格尔木的夏天蚊子多，露天厕所里的蚊子很大，每次上厕所时都要带一把大蒲扇，就这样屁股还老是被蚊子叮肿。
说到这儿时，两位老人都笑了。武淑清说：“现在想起来，那种苦中作乐的生活还是很有意思的。”
对孩子我们心里很愧疚
和当时进藏的所有人一样，在藏工作的父母都不能跟孩子在一起。孙复华、武淑清提起他们的孩子，心里感到很亏欠。武淑清说起了孩子和他俩之间的故事——
“生大女儿时，当时我们刚从格尔木调回拉萨。那时，别人生孩子都是从西藏往内地去，我们却从格尔木回到了海拔更高的拉萨。工作需要没办法，我当时就到部队医院生产。孩子出生后那段时间，工作忙，自己没时间带孩子，我们就找了个叫强巴的藏族保姆带着大女儿。之后正值民改时期，我们都忙于工作，很少顾及到孩子，所以大女儿直到四岁还不会说汉话。我特别着急，有一次就说了她几句，没想到她居然是用藏语跟我顶嘴。”
“当时我们把儿子放在成都保育院，老孙到成都保育院接孩子时，听不懂孩子说的四川话。我们一起去看孩子时，孩子见到妈妈叫老师，见到爸爸叫叔叔。后来，怀小女儿时，对印自卫反击战又开始了，没办法，还要跟着卫生队到一线去。那时候真是苦了孩子了。”
孙复华、武淑清这对革命夫妻在工作中互相理解支持，生活中恩爱宽容，经历了和平解放西藏、建设西藏的艰苦岁月，他们依然保持着昂扬向上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在我们采访过程中，武淑清老人还情不自禁地唱起了歌曲《歌唱二郎山》。如今，两位老人已快80岁了。为了让儿女们能在西藏安心工作，退休后，他们在成都又为儿女们照顾孩子，用他们的话说：“帮儿女解决一下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工作。” 本报记者 王梦敏 蒋翠莲 毛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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