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东省广州市总工会近日发布了《广州市农民工幸福感调研报告》，这份调查报告的一大意外发现是，影响农民工幸福感的第一要素不再是传统的经济因素，而是夫妻团聚等家庭因素。专家建议，在“夫妻团聚比赚钱更重要”的幸福观下，政府、社会和企业应共同努力，为农民工家庭团聚创造条件，提高农民工的幸福感。

　　从天各一方到家人团聚，幸福定义悄然改变

　　生产线上，34岁的江西籍农民工刘银花特别扎眼：与一群80、90后女工在一起，她不仅年纪偏大，而且操作上也不如年轻人纯熟快捷。尽管有点“格格不入”，但刘银花却非常满意现在的状态。

　　“我和老公分开了7年，结婚后我一直留在农村带小孩，他到深圳来打工。每年就只有过年的时候能见上一面，由于怕花钱，平时电话都得省着打。要不是不想让孩子变成留守儿童，我早就出来和他一起打工了。”刘银花说。

　　由于业绩一般，刘银花的收入比不上年轻女工，但她并不太介意。她说，只要不太差她都能接受，因为她每天下班回家都能见到丈夫和儿子，一家人在一起才是她最在乎的事情。

　　《广州市农民工幸福感调研报告》显示，家庭因素的权重排在第一位，而经济因素反而退居其后。这与往常社会对农民工最在意薪酬待遇的认识完全不同，也是整个调研报告中最令人意外的结果。更进一步的数据显示，与配偶或恋人有较多时间和机会在一起的农民工，其幸福感明显要高些。

　　将家庭因素作为幸福感第一要素并非只是老一代农民工的特点，被认为张扬自我的新生代农民工也做出了同样的选择。22岁的刘华敏来自湖南邵阳，她几次推掉了到深圳“赚大钱”的机会，宁愿留在广州做售货员，和父母、哥哥挤在一间20平方米不到的小房子里。

　　“我是长大了的留守儿童，很小的时候父母就抛下我们兄妹进城打工。那时候真的很害怕，什么都不会，见不到哥哥我就哭。打雷的时候，我们兄妹就一起躲进被窝里。我和自己说，我要快点长大，长大了就能进城和爸爸妈妈在一起了。”刘华敏说。

　　留守的经历让刘华敏拥有很强的生活自理能力，锻炼出独立干练的作风。但是，她仍然选择和父母留在同一个城市，不愿抛下家人追求所谓更好的发展。

　　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农民工群体的流动形态正发生着变化：从单一劳动力独闯都市到携妻带子的家庭化迁移。家庭化迁移让农民工背井离乡的打工之路不再那么苦涩，放工回家有人热饭、有人说话的生活成为他们的慰藉。尽管大城市的生活成本让农民工的负担变得更沉重，但他们认为这是“幸福”的代价。

　　装修工罗百虎兄弟在广州郊区合租了一套2居室的房子，每个月房租要2000元，他们的父母妻儿都从湖南老家来到了广州，全家12口人挤在这两室一厅里，客厅和厨房都被分割出来住人。

　　“与老家宽敞的老宅子相比，我们是‘蜗居’了。”他说。多了几张嘴吃饭，罗百虎每个月的开销变得更大，他不得不接更多的活，甚至做到晚上八九点才收工。但是他说自己觉得很幸福，因为家里有人在挂念着他，而不是一间空房子。

农民工幸福感新观察：夫妻团聚比赚钱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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