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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0年07月28日 11:01 | 进入复兴论坛 | 来源：南方日报
杨雪冬
中国需要一个相互包容、有勇气反思的知识群体,而非一个睚眦必报、推卸责任的群体。这样,我们才能共同清理掉历史留给每个人的“原罪”,走得更加轻松些,坦然些。
最近,两位名教授的博士学位论文“剽窃”案以及“打工皇帝”唐骏的“博士文凭门”,再次把人们的关注点吸引到社会成功人士,尤其是所谓“知识精英”的道德标准上。尽管卷入其中的各方都有自己的说辞、坚定的拥趸,但似乎没有人愿意检讨一下这些典型案例所反映出的当代中国知识界在知识生产过程中的尴尬境地。
和许多后发型国家的知识分子一样,中国的知识分子也纠结于本土化知识和西方化知识之间。一方面,他们承担着本民族精神文化产品的生产和传承责任；另一方面,在一个西方主导的全球知识体系中,他们又扮演着从西方知识体系中“舶来”观念、方法乃至观点的角色。而在许多情况下,这两种身份是不平衡的,后者往往压倒了前者。许多知识分子把大部分精力都放在了介绍和传播西方精神文化产品上,这不仅混淆了国内知识界对于学术成就的判断标准,也为盲目崇拜西方的社会心态提供了支撑。
记得上个世纪80年代末读大学期间,许多老师在鼓励我们投身学术的时候,总忘不了叮嘱一句:一定要学好外语。的确,那是整个民族和社会如饥似渴学习西方知识的时代,作为学者,尤其承担着引入和介绍西方新知识、新方法、新观念的责任,换言之,是一种思想启蒙而非知识生产的责任。在社会科学界,那些崭露头角的青年学者,多是其中的领先者。以至于校园里流行着这样的话:一流教授抄国外。这话虽有些戏谑,但也说明了介绍国外学术成果是当时知识界或学术界的一项重要工作。在这样的背景下,再加上没有知识产权观念,缺乏西方式的学术注释规范,许多成果都不免有些“剽窃”痕迹。这虽然是个别学者的品德问题,但更是那一代知识分子曾经的共同经历。因为,那个时代赋予知识分子的任务,以及他们对自我的定位,首先是思想启蒙,而后才是原创性的知识生产。
毫无疑问,中国30多年的改革发展,离不开这样的思想启蒙。新知识、新观点、新方法的引入,推动了中国社会的思想活跃、观念多元。启蒙成了改革共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简单地用所谓的学术规范来裁定这些具有启蒙功能的学术产品,那就很容易将中国30多年的学术发展史割裂开来,也会破坏掉中国学术界在改革中形成的学术共识。
今天的中国,依然需要启蒙,但更需要原创性本土知识的生产。因为我们不仅需要认识外面的世界,更需要认清我们自己。原创性本土知识的生产,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用符合学术规律的方法、手段来研究本土问题和世界问题,为人类知识的积累贡献自己的视角。原创性体现为不模仿、不抄袭,本土性体现为本土学者自主性的增强。原创性本土知识的生产有助于我们摆脱对西方参照系的过度依赖,能够在比较过程中认识外部世界和自我,更能够帮助中国的知识群体树立起信心,增强学术自主性和创造性,从而为消除盲目迷信西方提供知识上的支持。
历史总是在不断否定自己的过程中前进的。当社会对于学术界提出新的衡量标准的时候,重要的不是去否认历史,而是要正视历史,要有承认错误、而非认输的勇气。所谓“知耻者近乎勇”。如果连知识分子都不敢正视历史,那么又有什么资格去批判这个社会,去充当社会的良心?
然而,这不仅是个人的历史,而是一代知识分子的共同历史。当代际分化从社会蔓延到知识界的时候,更需要每一代知识分子认真地面对共同的历史。对于老一代知识分子来说,他们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每一个个体都无法摆脱他所处的时代。对于新一代知识分子来说,无论是否承认,都不同程度上承续了上一代的衣钵。除了要有“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勇气外,更要心存对前一代人的感恩和理解,因为今天所走的道路来自前一代人的披荆斩棘。
中国需要一个相互包容、有勇气反思的知识群体,而非一个睚眦必报、推卸责任的群体。这样,我们才能共同清理掉历史留给每个人的“原罪”,走得更加轻松些,坦然些。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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