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书籍:《焦点访谈》红皮书(八)

发布时间:2010年04月01日 16:34 | 进入复兴论坛 | 来源:CCTV.com

  

第六章 记者的理念与良知

  

丧失了理想信念就意味着背叛

 

  2001年11月14日晚,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在《豪华的乡政府》节目中,对河南省夏邑县曹集乡通过乱摊派、乱收费、乱集资,大兴土木建造豪华宫殿式办公大楼一事进行曝光,其中有两个镜头在观众心中留下深刻印象:乡政府领导为阻挠记者戴璐的采访,亲自出马两次到记者住宿之地偷送“红包”,第一次为现金1万元,第二次为现金4万元,均被记者严词拒绝,并且被摄像记者张予北用微型摄像机真实记录了整个过程。

  有人认为《焦点访谈》的记者真傻,送钱都不要,而且不就是不用曝光吗?怀揣红包一走了之,何乐而不为呢?毫无疑问,假如记者们收下了乡领导送上的“红包”,也许全国观众就看不到相关精彩纷呈的曝光镜头,看到的可能是歌功颂德、报喜而不报忧的镜头,可那又有什么“焦点”可言,又有什么民心、民意可言,又有什么记者的良心、道德可言?

  因此更多的人则认为,这两名记者恪守新闻职业道德,没有丧失良知,保持了本色。有媒体对此发表文章,认为在目前我们记者队伍中确有极少数人仍热衷于搞有偿新闻,败坏了新闻工作者在老百姓心中的威信。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的记者在“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情况下拒收五万元“红包”,更显得难能可贵。

  早在两千多年前,孔子就说过:“不义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记者能做到富贵不淫、威武不屈、贫贱不移,具备的是起码的道德和良知。而记者的道德与良知,说到底就是要与党和人民的利益保持一致,与人民群众保持血肉的联系,不为名利所诱,仗义执言、伸张正义,敢为人民鼓与呼,善为人民鼓与呼,乐为人民鼓与呼。

  一个人民的记者,如何用好手中之武器,行使好党和人民群众赋予自己的采访权、报道权,最重要的一条是新闻从业人员要有良好的职业道德。舆论监督作为一项事关政治、事关全局、事关党和人民利益的大事,没有必要的法纪、制度上的保证,是很难正常开展、健康发展的。因此,各级党政领导机关,以及人大立法机关,都有必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给舆论监督工作以立法和立纪,使舆论监督工作有法律和纪律的遵循,使从事舆论监督工作的人和被舆论监督的人都有法有纪可依。

  行使舆论监督权就是行使人民的民主权利,理应受到法律的保护和全社会的支持。而加强对新闻工作者,也就是行使舆论监督权的人员的管理和监督,同样重要。而在目前的特殊时期,当我们还没有一部完整的法律对舆论监督进行准确和全面的界定之时,媒体加强和规范自身在舆论监督工作中的方式方法,并使之有章可循,无疑是必要和重要的工作。

  在《焦点访谈》数年的舆论监督过程中,像记者戴璐、张予北严词拒绝贿赂的事情不胜枚举,对于每一个从业人员都是司空见惯,习以为常,并且那一幕幕“交易”的整个过程还一次又一次地被记者真实记录了下来,展示在全国观众面前。这些事情的发生固然可以反映出《焦点访谈》记者们高尚的思想境界和无私的品格,但是我们也不难从中感到在从事舆论监督过程中,对方决不仅仅是在行政方面设置了种种障碍,阻止被曝光,而且更多的时候他是在思想欲望方面给你设下温柔的陷阱,以柔克刚,让你在诱惑面前接受良知的考验。这是一个让人不得不必选其一的抉择。《焦点访谈》的记者义无返顾选择了正义,选择了原则,选择了良知。

  反思《焦点访谈》在舆论监督中的成功实践,我们欣慰于记者们能够常在河边走,就是不湿鞋,这与他们有一套健全的行为准则不无关系,评论部人将它称之为“软硬兼施”。硬的一手就是规范操作,建立一套开展舆论监督工作的内部规章制度,使编辑记者有所遵循,同时建立开展舆论监督工作的保障机制,使编辑记者在开展正确的舆论监督时不至于受到不应有的伤害,保障舆论监督工作的健康发展。软的一手就是始终如一地强调在舆论监督中坚持具有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树立崇高的理念和正义的信念,随时选定和校正自己的人生航向,“吾日三省吾身”。

  另一方面,由于电视新闻特有的力度,《焦点访谈》其节目的“杀伤力”已非一般政策文件所能比拟。在这种情况下,媒体在发挥舆论监督的同时,如何自律便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使这一问题突显的另一原因在于,在法治不健全、腐败行为泛滥的社会转型期,《焦点》担负了本不应由它来承担的一部分社会责任。由于其特殊影响力,人们对“焦青天”的形象寄予了太多的厚望,源源不断的信件和上访,几乎使它成了“国务院第二信访办”。由此,记者的角色很可能发生“错位”。

  媒体自律说到底是一个记者如何规范自己行为,界定自身角色的问题。它既包括个体道德方面的自律,也包括制度方面的自律。有业内人士指出,记者在履行自身职责时,应防止使命感的“异化”,串演布道者、政府官员、警察(也许还可以加上法官)的角色,或自视高人一等。记者应将自己视为一个普通公民,任何采访都应建立在客观和合法的基础上;不要滥用“人民的名义”;一切活动必须在法律的前提下进行,即使是暴露阴暗面,抨击丑恶,也应尊重人权,不能不择手段地为所欲为;一切都应尊重和维护民主等,使自身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建立在民主、平等、宽容的基础上。另一方面,光靠媒体自律是不够的。就像政府自身需要监督一样,媒体在监督他者的同时,自身也需要被监督。从根本上说,这是一个如何界定权利和义务的问题,需要制定相应的新闻法规。

  这是保证《焦点访谈》舆论监督少走弯路、鲜走偏路、不走错路的有利保证。

报道真相是记者的天职

 

  电视现在已经成为了当今社会的第一大传媒,属于强势传媒,影响巨大,电视工作者,尤其是电视新闻工作者理应肩负起更多的责任,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但是,现在有些新闻工作者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是作风飘浮、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对于这些记者,群众的比喻生动贴切:

  “嘉宾”型记者:热衷于赶场子、端杯子、拎袋子,忙于亮相、应酬,却忽视了真正的新闻线索;“秘书”型记者:被动地跟在领导后面亦步亦趋,满足于听汇报、抄材料、罗列数字,而不是千方百计到现场采访;“作家”型记者:自以为“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以想象代替调查,以虚构代替现实,或者子虚乌有,或者夸大失实;“小贩”型记者:捕风捉影,道听途说,不到一线,只会当“二传手”,有的甚至拿来地方台的片子添上自己的名字,就当是自己到过现场了,等等,不一而足。

  对于这些经常见于当今新闻界的记者们,《焦点访谈》的同行们没有羡慕,大家认识到,既然选择了《焦点访谈》记者这个行当,你就选择了责任。

  《焦点访谈》的策划记者孙金岭曾这样说过:“《焦点访谈》人注定是个苦命的孩子,职业的道德要求让我们背负了更多的责任,中国的改革发展让我们承载了更多的期待,理性的知识思考让我们经受了更多的忧患,优秀的新闻传统让我们增添了更多的压力,心中的良知让我们负荷了更多的苦难。这不是大话,既然选择了这一行,你就不能不打上这个从骨子眼里渗透出来的烙印,它无处不在,你无路可逃!除非你另择它求,离这个行当越远越好!”

  2002年7月9日晚上,《焦点访谈》推出了关注高考的报道——《追查高考作弊》,曝光了山东潍坊某高考作弊公司在高考之前生意兴隆,许多考生及其家长不惜重金向其购买考试答案作弊的事件。此期节目一经播出,随即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但是这次的反响强烈,除了《焦点访谈》出手敏捷,抓住了人们的收视心态,具有很强的时效性之外,与以往不同的是,《焦点访谈》的报道方式成为了人们激烈讨论的话题。众多媒体与网络对此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使平静无奇的“新闻淡季”波澜骤起。

  综观各方的讨论也好,争议也罢,观点大致可以归纳为两种。

  第一种观点:认为《焦点访谈》栏目的记者忘记了自己的正义和良知。他们认为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他的职责是真实记录新闻事件的全过程。同样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他首先是一个社会人,他要具备做人的基本准则,他要有正义和良知。如果为了采访成功而置一个年轻人的前途于不顾,是不妥的。我国的法律都本着“治病救人”的原则,何况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更应该有这方面的义务。既然提前知道这位考生将要作弊,为什么不采取把手机截获,然后顺藤摸瓜把犯罪团伙抓获的办法?或者说也可以在考场中,在考生准备作弊时阻止她呢?而记者所做的一切就比如公安机关事先知道某人准备犯罪,而不去制止,在一旁守候,等其杀完人了,才上前将其抓获。他们认为一名受害者的孩子被记者当成了道具,协助记者完成了他的片子,同时也是孩子失去了人生路上最重要的一次机会。但是,真正应当曝光的人——“高考公司”的人却没有深入涉及。为了完成任务而不择手段,为了采访成功而置一个年轻人的前途于不顾,这实际上是“参与”了作案。

  由此他们进一步认为,一般来讲,我国的新闻媒体和新闻记者在社会大众心目中享有较高的地位,但这同时也意味着社会大众对他们的期望值也是较高的。他们应当既是精神文明和社会公德的鼓吹者和维护者,又是精神文明和社会公德的建设者和实践者,甚至是先行者。新闻记者是社会舆论的引导者,几乎每天都在向社会呼唤要维护社会公德,维护公众利益,那么,他们在号召别人这样做的时候,自己也应该或更应该身体力行。具体到新闻采访过程中,绝不应仅仅为了自己的新闻“好看”、“精彩”,而忽视起码的责任与义务。

  第二种观点:认为《焦点访谈》的记者做得不仅无可指责,而且精神可嘉。持这种观点的理由是,作为一个公民,他应该制止违法行为;作为一个记者,他应该忠实地记录新闻事件的全过程。但是在很多情况下,道义和职责不能两全。作为一个有正义感有血性的人,嫉恶如仇是最基本的品质,记者当然更应该如此。但是嫉恶如仇只是个人品性,而不是具体作法。要达到动机与效果的统一,就不能不分场合,不论具体情况地简单制止。记者当发现了犯罪线索并预料到还有更大阴谋的情况下,卧底暗访、掌握内情以求彻底曝光,从而震慑、教育更多的人,这有什么可指责的呢?

  不错,记者是人,但又不是一般的人,他是传媒的人性化载体。从某种意义上说,记者做新闻不是在“自说自话”,而是在代表着某一社会群体在说话。记者的第一职责是利用传媒力量来打击邪恶,而不是仅仅起到一个“路见不平一声吼”之类的自然人行为。把犯罪行为完整地辑录下来,通过传媒警醒世人,教育民众,敦促有关部门从重从快查处,使其他地区举一反三,防患于未然,其作用比记者以个人力量制止个案不知要大多少倍。何况高考作弊者损害的是“平等、公平、公正”的道理,作弊者以牺牲他人的利益为前提,受到惩罚,是咎由自取。在中国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当中有多少人靠作弊的帮助而进入大学的,我们永远无法统计出来,由于这些人的作弊而使一些没有作弊的考生失去公平机会,这些人是谁,我们也无法知道,但是,我们对他们的同情难道不应该胜过对一些作弊考生的同情吗?他们的前途被作弊者毁掉了,我们的同情不能因为不知道具体是哪一个人考生而淡化。

  持这部分观点的人甚至认为,由此质疑和诋毁《焦点访谈》的记者,对其人格进行道德批判,貌似言之凿凿、煞有介事地在捍卫人类的“正义”和“良知”,但确是不懂新闻规律的褊狭陋见,是在“做人”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陷入了认知误区。

  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目前还在继续。我们暂且不去做一个谁对谁错的结论,但是相信这次讨论的双方是认真的,他们的许多观点可以让《焦点访谈》的记者从中得到许多启发,这对于今后进一步作好舆论监督节目不无裨益。

  那么作为该片的编导肖津和曲长缨同志又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呢?他们制作节目时的前因后果又是什么样的呢?

  《焦点访谈》得到群众举报,说在山东潍坊、寿光、东营等地的中学校园里发现许多名片,上面写的是:山东助考公司实力雄厚,服务到位,行动迅速,只要一个电话,工作人员保证在半天之内与您接头,上门讲授作弊手段,还可提供作案工具,而且质量一流,保证考题答案准确率在95%以上,尤其是还明目张胆地写明:“山东助考公司东营潍坊地区负责人程鹏”。此时已经是7月4日下午。

  《焦点访谈》栏目认为事情重大,于是紧急运作,火速抽调编导肖津、曲长缨和摄像记者朱邦录三人于5日下午飞到了潍坊,此时离高考只有1天半的时间了,记者们的心情就和等着作弊的考生一样急。当天下午曲长缨就以学生家长的身份和名片上的那个叫程鹏的通了电话。程鹏似乎很忙,问曲长缨:“你那儿有几个孩子?”老曲当即断定程鹏一定是生意兴隆,孩子少了他懒得来,于是赶紧说:“多了,好多呢!至少也有俩仨的,男孩女孩都有的。”两人遂约好6日早晨9点见面。

  第二天早晨老曲和他通电话时,他说已经到了潍坊,但正在接两单生意,让老曲再等。10:30,程鹏终于露面了。程鹏,男,大约23-26岁之间,中等个头,戴眼镜,很斯文的样子,不爱多说话,人也很狡猾老练。他说因为宣传到位,这个“助考公司”在当地名气还挺响,考前,程鹏象梭子一样在潍坊、东营等地往返穿梭,忙着收钱和传授作弊手段。他和曲长缨的谈话进行了不到30分钟,记者的微型摄像机就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左看右看,问曲长缨:“这是你的包吗?”曲长缨只好说是,程鹏就站起身,说,你得让考生自己来,你什么时候能把他找来,你什么时候再给我电话,说着就往外走。

  程鹏果然是已经发觉了什么,他马上关了手机,随后坐着出租车直奔长途汽车站,买了一张去东营的汽车票。肖津紧随在程鹏身后,也买了一张票,跟踪追击一直到寿光市一个小旅馆前。后来就有了大家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个考生和其家长与程鹏接头的镜头,这是朱邦录冒了很大风险在近距离拍摄的。

  再后来,程鹏上了去100多公里外东营的车,记者此时已经无力再跟。一是曲长缨已被他认识,无法跟他同车而行;二是萧津一人跟他危险太大;三是摄像朱邦录跟了他,这边的考生就没人拍,只好放弃程鹏一线,而跟踪那考生母女。

  在考试的前一天晚上,记者曾商议过报案一事,但是经过分析这个办法是不可行的。在没有抓到作弊铁证的情况下,首先记者不能认定那个与程鹏联系过的学生是考生,也不能认定那对母女与助考公司有接触,又去了手机店,就一定会去作弊。我们仅仅是怀疑而已,凭什么记者们能“会同公安部门把那对母女的手机截获,让她们承认与作弊有关”呢?一般情况下,那对母女也不会承认她们准备作弊,事实也正是如此。第二天,记者们和监考人员在教室询问那位考生时,她先是坚决不承认身上有手机,手机被查出后,她说自己没有用它接收过信息;当手机上显示她确实收过信息后,她又谎称要上厕所,把身上藏的耳机偷偷扔到了便池里……

  高考的第一天,记者终于看到了那位女学生进了考场,确认她为考生之后,随向当地公安局报案。当时记者们知道考生母女只给了程鹏1000元钱,他们约好第一场考试结束后再联系的,如果作弊成功、答案满意,再付后面的钱。所以,从理论上说,记者们本应能够抓住程鹏的。但是——报案是极不顺利的。听说是《焦点访谈》的记者,当地的第一个反映不是怎么抓坏人和解决这件事,而是十分冷淡地回答记者“寿光恐怕不会有这样的事。”在记者们反复申明之下,当地有关部门的领导终于同意配合,但居然说“我们只能在考场里配合你们看一看,要跟踪追查你们自己去跟好了!”好像抓高考作弊团伙是记者的职责!而当地公安局的副局长态度更奇怪,他一直推三阻四,还笑嘻嘻地说:“你们需要我们怎样做你们就说好了,我们会尽量让你们满意的。”搞得三位记者都一阵阵地糊涂,恍惚之间觉得自己变成了公安,而对面的人都是炸油条烙大饼煮茶叶蛋的才对。

  后来有个派出所的所长来了,问记者们什么事在这里吵,肖津就把作弊团伙的事情和他说了,所长大急,说:“哎哟,这是个案子呀!”当即被公安局某局长打断,该领导说:“去去去,你懂什么?”搞得所长瞪了半天眼没说出话来。

  这种态度其实一直贯穿在当天的采访中,虽然记者们一直奉劝当地执法部门控制住考生一家人,以便考试后和程鹏取得联系,但这一切当然都没有实现,没有人去找考生的爹,也没人找考生的妈。寿光市的教育、公安等等部门好像都特别不情愿这个作弊的考生被发现,似乎这样就给寿光抹了黑。至于她参与作弊团伙的行动,却是次要考虑的事情了。就这样,在失控的情况下,事发之后,考生的母亲马上打电话到家里告其丈夫出事了,暗示他采取补救措施。明明她手里有那个犯罪嫌疑人的账号,可就是不肯告诉记者,说丢了,致使这条线索中断。而考生的爸爸一个电话打给程鹏,把他痛斥了一番。于是,程鹏再一次消失了,并且至今搜寻未果。

  这样的人,你能指望那位考生母女在没有被当场抓到的情况下,就承认想要作弊吗?说不定还反咬一口,说你诬告呢!至于说,想让其配合抓犯罪嫌疑人,也不太现实。试想如果那时记者们按有关媒体作者的“支招”办了,不仅找不到助考公司与她们共同作弊的证据,很有可能会打草惊蛇,使助考公司马上知道事情已经败露,采取更隐秘的手段对付记者,使采访完全失败。更何况在没有确实把握的情况下惊动他们,地方保护主义关系网等很多复杂因素都会在其中起作用,那时,不但观众看不到“一期精彩的节目”,而且更谈不上让记者“具备做人的基本准则”了。

  由于条件所限,记者们当时只能这么做,没有别的选择。正是因为这样做了,才把这样一个活生生的揭露高考作弊的节目奉献给广大观众,引起了社会对这一问题的警觉和有关部门对这一问题的重视,从而取得更大的社会反响和收视效果。

  对此,《中国青年报》2002年7月17日发表了署名为陈杰人的文章,题目就是《报告真相是媒体的天职》。文章里有一句话给人留下了很大的思考空间:在一个分工细密的社会,犹如猫逮耗子狗守门一样,各种不同的职业总担负着不同的职责。媒体和新闻记者从某种程度上扮演着公众知情权的落实者角色,他们的天职就是舆论监督。说得具体一点,揭露黑暗鞭挞丑恶就是这种天职的主要内容之一。通过曝光丑恶从而预防更多的丑恶现象,这样的做法,正是新闻记者社会责任感的实际体现。

责编:刘岩

打印
边看边聊

验证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