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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晚上，侯凡忠夫妻唱歌，两个儿子在一边玩耍。（资料片）
同是漂在北京做流浪歌手，可(河北)邯郸农民侯凡忠跟别人不一样。他是一家四口在地下通道内卖唱。
他知道“旭日阳刚”，但他也明白“旭日阳刚”的经历可遇而不可求，可他一直在坚持，为了梦想。
“如果没有梦想，不就和木头人一样？”妻子说。
犹如过往的90多个夜晚，8月3日，42岁的侯凡忠又一次把音箱和吉它架在地下通道内。
北京的地下通道里，唱歌者众，但携家带口做流浪歌手的并不多。每天晚上，河北邯郸农民侯凡忠和妻子都会出现在中央音乐学院附近的地下通道里，唱他们拿手的《大海》、《纺织姑娘》、《泉水叮咚》……有路人驻足，就会在他们面前放一些零钱。不远处的角落里，两个幼子相伴玩耍。
虽然马路对面就是中央音乐学院，但他们从没敢走进去。他们日复一日守在通道内，盼望有一天会有一位音乐学院的老师偶然走过，指点他们一下。
侯凡忠知道同是流浪歌手的“旭日阳刚”，但他明白，“旭日阳刚”的经历可遇而不可求。可他不愿意放弃。
42岁的农民进北京“冒险”
他来到北京，选定了这处对面就是“中央音乐学院”的地下通道。步入中年的侯凡忠，在42岁时突然转身，开始“冒险”地追求坚持了二三十年的梦想
小家伙睡得真香，虽然已是晚上，北京城里仍是车辆来往喧闹。一辆二轮手拉车停放在路边草坪里，这是小家伙的“床”。他的身上，盖着一份当天的报纸，既可挡风，又能遮蚊。
轻灵婉转的歌声从旁边的地下通道中飘出，侯凡忠正用吉它给妻子李江华伴奏。
睡梦中，3岁的小家伙是听不到这些的。
8月3日，已过晚上8点，地下通道里来往的人并不多。偶尔会有人经过，看一眼，低身往两人面前敞开的包里丢下一元钱。
没人陪着玩，7岁的大儿子无聊地拿着一张报纸玩耍，还会调皮地攀上草坪里近一米高的台基，接着招来父母的几声责骂。
歌声有时会停顿一下，李江华需要踮踮脚，望一眼几米外的小儿子是否睡得安稳。
三个多月前，侯凡忠夫妇还是河北邯郸的农民，种着勉强能收回成本的五亩棉花地，希冀着棉籽价格会上涨一些。
只不过，俩人和全国数以亿计的农民相比，还有那么一点不一样。
“十多岁时得到了一个口琴，便迷上了音乐，自学吉它、架子鼓。渐渐在县里有了点名气，虽然业余，但拿了很多比赛的一等奖、特等奖。”
侯凡忠心里明白，农民就得种地。音乐这玩意，不能当饭吃，也填不饱肚子。
今年3月底，侯凡忠在网上看到北京一家电视台草根才艺秀的海选，他用100万像素的摄像头拍了一段视频报名。4月，他终于登上了梦想中的舞台，尽管只是海选，最终也没什么结果。
“比赛后我突然决定，要继续留在北京，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下去了，我要做喜欢的事情，追求自己的梦想。”这个农民做了一个“不安分”的决定。
他来到北京，选定了这处对面就是中央音乐学院的地下通道。步入中年的侯凡忠，在42岁时突然转身，开始“冒险”地追求坚持了二三十年的梦想。
这一切，在别人预料之外，却在他意料之中。
老家的地很快就承包出去，一亩500元，一包三年。北京的房子也找好了，在三路居的一间平房，6平米，包括水电费每个月350元。
一个月后，李江华带着儿子来到北京，要和丈夫一起实现梦想。
这位29岁的妻子和母亲，从未觉得丈夫的做法天真得不切实际，也没有为挣不到钱担心过。
“我们两个就是因为音乐走到一起的。”李江华与侯凡忠一个村，从小喜欢唱歌。16岁的时候，她就被侯凡忠的口琴和吉它吸引。
“谁还没个理想？要是没梦想，不就和个木头人一样了？”
“孩子跟着我们很幸福”
“别人可能认为孩子跟着我们苦，其实，就是为孩子着想，才把他们带在身边的。孩子在北京跟着我们很幸福。”侯凡忠想努力解释清楚这个问题，他觉得，让两个儿子留守在老家，才是残忍的
带着梦想的侯凡忠，和妻子成了在地下通道卖唱的京漂一族。
但和同行们不同的是，儿子们的到来，让侯凡忠成为北京城不多见的拖家带口的卖唱者。
侯凡忠的梦想积聚在这处地下通道中，而两个儿子的未来，成长在他和妻子的歌声中。
每天晚上7点半，两个儿子就要跟着父母坐车到这处地下通道。两人唱歌时，哥哥会带着弟弟一起玩耍，或者在路边酣睡。两个半小时后，一家人才能登上末班车，颠簸四十分钟回家，挤在那张被侯凡忠锯掉一截的床上。
没办法，屋子太小了，2米长的床一放，四口人根本转不开。
在家的附近，也有一所侯凡忠从未迈进的校园———中央戏曲学院。
“别人可能认为孩子跟着我们苦，其实，就是为孩子着想，才把他们带在身边的。孩子在北京跟着我们很幸福。”侯凡忠想努力解释清楚这个问题，他觉得，让两个儿子留守在老家，才是残忍的。
时间长了，附近熟悉侯凡忠的人，会给他的两个儿子买水果、买牛奶。“特别是一个60多岁的老太太，经常过来送东西。”
这让第一次出远门的侯凡忠觉得，北京人真的很好心。一点细微的帮助，都让他内心温暖感动。
“带孩子坐汽车，会有人给孩子让座。我站在那里谢了人家，心里老想这事，很不是滋味。下车了，心里才感觉踏实，觉得人家让座挺对不起人家的。”侯凡忠说，“有人帮助我们，心里感觉真是不安。”
还有让他更不安的事情。
“最多一次收到了200元钱，遗憾的是，我至今都不知道那个人长得什么样子，就想当面谢谢人家。”那次，侯凡忠正在弹吉它，侧面对着放钱的包。
“看见那个人走过来，准备掏钱。我俩边弹边唱，给他鞠了一个躬。等他走过去才发现，是红色的两张钱：200元。”夫妻俩一下子呆在那，傻眼了。
要知道，侯凡忠在老家，买20元以上的东西，都得想好一会儿。
“我们在北京肯定是非常需要钱，但不管人家给200元还是1元，我心里都特别感谢，感觉欠人家好多。”
有时候，也会有路人把大额的钱交到侯凡忠手里，然后和他说几句鼓励的话。这样的支持，常让侯凡忠涌起合影的冲动。
“也有人不给钱，但他们经过的时候，会伸伸大拇指，或者说一句：唱得真好。这种认可的赞扬，也让我心里很感动。”
说不清楚的梦想
妄想？做梦？侯凡忠并不这么觉得。不过，什么时候梦想才能照进现实？自己的梦想究竟是什么样子的？侯凡忠自己也说不清楚。他只知道，能够唱歌就很快乐，一家人在北京坚持下去，就是幸福的事情
再感动，侯凡忠还是得为一家四口的吃喝发愁。
房租就要花去一个月收入的三分之一，所以，侯凡忠白天也要做一些力气活。“哪里的建筑工地需要小工，或者搬家公司用劳力，都会找我，反正都是些力气活，能挣到钱就行。”
晚上，侯凡忠就会守在这个行人并不多的地方，即使赚不到太多钱，他也不肯去西单、公主坟那些人潮汹涌的地下通道。
他有自己的想法。
“附近就是359路公交车的起点站，不用换车就能直接回住的地方，可以省钱。再就是，这里没有其他人和我们争地方。”
其实，侯凡忠留在这里，还有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离中央音乐学院近，看着对面的学校，他感觉似乎离自己的梦想近了一些。
“音乐学院的老师肯定会从这里路过，万一哪个老师凑巧给我指点几句，不也是一种提高吗？”
离开老家的想法以前不是没有，侯凡忠说，过去是实在没有勇气，后来选择在地下通道里唱歌，也有压力，因为很多人认为这种卖唱就是要饭、乞讨。
三个月前，为寻找合适的卖唱地点，侯凡忠抱着吉它来到木樨园附近，收钱的包都没好意思打开。有人过来问，他慌乱地掩饰着不安，说自己是唱着玩儿的，不要钱。
“梦想坚持了这么多年，已经是生命的一部分了，真的扔不下。只要是为梦想做愿意做的事情，时间就过得特快、特愉快。做不喜欢的事就觉得过得特慢。”侯凡忠举起还剩下小半瓶水的瓶子猛灌几口。
李江华在旁边抿着嘴，看着丈夫。
20多年来，老家的人希望侯凡忠有一天能干出名堂来。亲戚对他抱着很大的希望。
但希望似乎并没有朝着希冀的方向发展：侯凡忠的年纪越来越大，四十多岁也没搞出什么。
“村里人对我唯一的看法，可能就是对我在地下通道里唱歌不满意。但是，同样的梦，走的路不同。我失败过很多次，也想过放弃，但放不下，这已经形成一种习惯了。”
所以，侯凡忠对外人从不提及自己是为梦想而来。更何况，还有少数网友说他是“打着梦想的幌子炒作”，这让侯凡忠心里添堵，很不痛快。
妄想？做梦？侯凡忠并不这么觉得。不过，什么时候梦想才能照进现实？自己的梦想究竟是什么样子的？侯凡忠自己也说不清楚。
他只知道，能够唱歌就很快乐，一家人在北京坚持下去，就是幸福的事情。
夫妻两人很满足，至少，挣的钱能维持基本生活，比种地收入多。李江华看得很开，“无所谓成不成功，我们来北京不是无奈，也不想发财，就当是为了自己的兴趣爱好吧。”
她会唱100多首歌，比如老歌《映山红》、《纺织姑娘》，也会唱《青藏高原》、《大海》。
一晚上下来，要陆陆续续地唱三十多首歌曲。侯凡忠很满意妻子的嗓音，只可惜没有机会拜师。
与中央音乐学院一路之隔，两个人三个多月从未踏进过校门。
“咱本身是唱通道的，是农民，去了是不是影响人家啊？哪能去人家那么好的学校？”
8月3日晚上9点45分，李江华抱着仍在熟睡的小儿子，吃力地往几百米外的站牌走去。大儿子跟在后面。最后是拖着沉重音箱和吉它的侯凡忠。
昏黄的路灯灯光把一家四口的身影拉得很长。临走前，李江华唱的最后一首歌是《映山红》。
“夜半三更哟盼天明，寒冬腊月哟盼春风……”词语简单、曲调婉转。(记者 任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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