戎马一世，勤学一生；施计用兵，略胜孙吴；指挥若定，出神入化；雄才大略，古名将风。
刘伯承（1892~1986），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始人和领导人，现代军事家。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入学生军，参加了护国、护法战争。加入中国共产党后，组织过沪顺起义、南昌起义，先后任过中央红军总参谋长、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长、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军事学院院长、中央军委副主席等职。他对中国革命军队的建立和壮大，对革命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对我军向正规化现代化的迈进都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1． 坎坷一生元帅路
刘伯承，原名明昭，出身于四川开县张家坝一户贫苦农民家庭。上过私塾，读过高小，后考入官立中学。辛亥革命爆发时，刘伯承已经十九岁，他立即加入到推翻封建统治的斗争中，参加了学生军，次年入重庆陆军将校学堂速成班，毕业之后被分到蜀军第五师任司务长。护国战争爆发后，他又改任排长，由于作战勇敢，他被火线提升为连长，可是蜀军很快被袁世凯的军队打败了，就连指挥讨袁的蜀军总司令熊克武也被打跑了。部队失散，刘伯承回家暂避，不久，救国心切的刘伯承再次出来投身到革命斗争之中。
1916年，在讨袁护国斗争中，刘伯承组织起四川护国军第四支队，很快这支队伍发展到两千余人。他率军攻下丰都，在反动军队的反扑他负重伤失去了右眼。然而，由于他指挥有方，作战勇敢，年仅二十四岁的刘伯承落下了川军名将的美称。
刘伯承在川军中战斗了十年，参加了护国、护法战争，也参加了军阀之间的战争。他看到战争给老百姓带来的是痛苦和灾难深感不安。1926年，刘伯承在吴玉章等人的引导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受党的委托，为配合北伐战争，他与杨阐公一起组织了沪州、顺义起义。蒋介石叛变革命，国共合作破裂之后，刘伯承从四川东下，奉党的指示，到南昌与朱德等将一起组织了南昌起义。起义失败之后，刘伯承等人潜往香港，1927年冬转到上海。在上海躲避期间，正遭通缉的刘伯承被染上恶习的儿子告发，几遭逮捕。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刘伯承到苏联学习，躲过了反动派的追捕。
从苏联回国后，刘伯承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长，协助周恩来、朱德指挥了第四次反“围剿”并取得了战争的胜利。面对“左”倾路线和李德的瞎指挥，刘伯承敢于站出来进行斗争，他告诫李德：“如果我们不停止这种拼消耗的战术，采取机动灵活的方针，根据地将会丧失，红军将会拼光，我们将变成千古罪人。”他的正确意见不仅未受到重视，还被免了总参谋长的职务。
红军在惨痛的失败中开始总结教训，1935年1月，红军打下遵义之后召开中央紧急会议，刘伯承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毛泽东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之后，刘伯承的军事道路渐入顺境，在长征途中，每遇关键时刻，他总是亲临前线指挥。在后有数十万追兵，前有金沙江天险的情况下，许多人怕部队过不了江，毛泽东却风趣地说：“朱德同志说，四川称刘伯承是一条龙下凡，江水怎么会挡得住龙呢？他会把我们带过去的！”刘伯承果然不负众望，使大军安然渡江。他还组织了智取遵义、强渡大渡河、巧过少数民族区域等重大军事行动，为红军的长征立下了不朽的功绩。
抗日战争中，刘伯承任一二九师师长，与政委邓小平率部深入敌后，在太行山建立了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组织指挥了奇袭阳明堡、伏击神头岭、巧胜七亘村等战斗，粉碎了日军的九路围攻，打破了敌人的十三路“围剿”。在抗战胜利前夕，他率部大举对日寇反击，歼灭五万余，收复县城五十九座。
解放战争时期，刘伯承任第二野战军司令员。他组织了上党战役，歼敌十三个师。随后又打了平汉战役，歼敌二个军，接着战陇海，下定陶，挥师南下，按毛泽东的部署，千里跃进大别山，为解放战争的胜利打下了楔子。刘伯承与陈毅的华东野战军组织了淮海战役，一举歼敌五十五万多；奠定了全国胜利的基础。随后渡过长江，打下南京城，挥师向南，解放了华东和西南地区。
全国解放之后，刘伯承辞去了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之职，创办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为军队的正规化和现代化积极努力。刘伯承在军事学院任院长七年多，他常常亲自审定教材，参加演习，使军事学院的建制和课程设置逐步趋于完善。然而，正当刘帅呕心沥血地为军事教育而工作时，不公正地打击降临到他的头上。1958年夏天，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斗到了这位六十六岁的老元帅头上。七月的一天，高烧三十九度的刘帅被召回京，在怀仁堂千人大会上作检讨。此后在长达十余年的时间里，老元帅失去了战争胜利带来的愉快，经常缄默不语。但他仍然关心着军队和国家的建设，他受的不白之冤历史早已作出了公正的结论，他的功绩和贡献已被永远载入史册。刘帅的坎坷经历使他的一生具有了更浓的传奇色彩。
2． 精谋巧计胜孙吴
刘伯承出身行伍，戎马一生。他带兵打仗不但有勇，更善用谋。在川军之中他就有了名将之美称。加入革命队伍之后，他善于学习，勤于动脑，使他的指挥艺术逐步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
在红军长征的路上，智取遵义城、巧过大凉山、强渡大渡河、飞夺沪定桥等一系列战争奇迹都是刘伯承指挥先遣队创下的。
在抗日战争中，刘伯承率领八路军一二九师深入山西抗日前线，他利用日寇的轻敌麻痹派出一个营夜袭阳明堡机场，取得炸毁敌机数十架的战绩。为了有效地消灭日军，他利用围城打援之术，在神头岭巧设伏兵，打潞城诱敌出援，一举歼敌千余名，这在抗战初期算得上是辉煌的战果。他利用兵家之忌，在山西七亘村边疆两次设伏，使日军白白多送上百余条性命。在抗日战争中敌我力量对比相去甚远，我军采用的多为游击战术。刘伯承把游击战的指挥艺术发挥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他说：“游击战争的‘游’就是机动，‘击’就是歼灭敌人；‘游’以掩护自己的弱点，寻找敌人的弱点，‘击’以发扬自己的特长，撇开敌人的特长”。他为游击战总结出一系列简练有效的战术方法，诸如“攻击一点，吸其来援，啃其一边，各个击破”；“猛虎掏心”，“釜底抽薪”；“狼的战术”、“麻雀战术”、“黄蜂战术”；还有“拖刀计”、“杀回马枪计”、“吸打援敌计”等等。
在解放战争中，刘伯承的指挥艺术达到了臻于完美的地步。他一战上党，歼敌十三个师三万余人，给了到解放区抢地盘的国民党军队当头一棒；再战邯郸，歼灭敌人两个军，有力地支持了毛泽东的重庆谈判。随后他奉中央指示，挥师向东横扫，然后下定陶、打巨野、战滑县，直杀得国民党军队摸不着头脑，连续五战五捷，歼敌十个半旅，计七万余人。
千里跃进大别山应该说是刘伯承军事指挥艺术的杰作，这场战争，与其说是斗勇不如说是斗智。当时解放军尚处劣势，第二野战军离开根据地挺进鲁豫已经处在虎狼夹击之中。为了掩盖真实的用兵企图，刘伯承指挥军队作出许多“示假”举动，把敌人引入迷途。刘伯承首先指挥军队打了鲁西南战役，使敌人误以为我军要夺陇海，于是调兵防守；随后，命令部队在黄河渡口佯攻，造成北进回归根据地之势，蒋介石立即调三十个旅分五路开进郓城、巨野。然而，刘邓大军的行动方向却相反，甩掉大后方向南挺进，完全打无后方战役，到此时蒋介石还以为刘邓大军是在不能渡的情况下被迫南窜。只有到了刘邓大军渡过涡河、沙河、黄泛区之时，蒋军才明白了我军的意图，但为时已晚。我军挺进大别山后，如同在敌人的腹部楔进了一支钢钉，使蒋军随时都深感不安。这一举措牵制了蒋军南线兵力的一百六十个旅中的九十个旅。为解放战争的胜利设下伏笔。
3．勤思善学成儒将
刘伯承一生刻苦勤奋孜孜以求，使他不仅走完了从士兵到元帅的进步道路，而且成为无产阶级军事家，被誉为“儒将”。
在我军将领之中，刘伯承学习刻苦是出了名的。他从小就崇尚古人“头悬梁”、“锥刺股”的刻苦精神。读私塾时常常最先到校，最后离校，他不仅把课文背熟，而且连注释也背下来。到了中学和军校，他更是勤奋刻苦，以致各科成绩都很突出。步入行伍之后，他仍不忘学习。
大革命失败之后，党派刘伯承到苏联学习，进苏联红军高级步校时他已经三十六岁了。到了这个年纪再学外文是相当困难的。但他从字母和发音开始，用了两年多的时间竟然攻克了外语关，并获得了俄文和各科成绩优秀的佳绩。毕业时他已经能够准备地翻译俄国的军事理论著作。
回国之后，成为我军第一位翻译科长。他借助俄文工具，系统研究了罗马战史、拿破仑战史、日俄战争史等，开阔了军事视野。还系统研究了苏军的条例、条令、作战理论，增长了正规化军队和打现代战争的知识。
在革命战争年代，刘伯承的大部分时间在前线度过，他常常在炮火之中细扣兵书，置生死于一旁，而入心思于兵法之中，不绝于耳的枪炮之声时常成为他研读兵书的伴奏曲。比如，1941年八路军总部送来一部《合同战术》的译稿请刘伯承校订。一年后这部译著校订好并复印，刘伯承在评序中写道：“这本书在校正中经过三次反扫荡的作战”。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最残酷的阶段，几乎天天在打仗，左权同志就是在这期间牺牲的。即使如此，刘伯承也不忘校订工作，他把这项工作看作是学习任务。此后《合同战术》下部的译稿又送到刘伯承的手中，校订完成并复印时，刘伯承作序写道：“我在上爱国自卫战争前线时，带上这本《合同战术》及其译稿，才真正开始校正与补译。幸好在敌人飞机大炮坦克的督促与我参谋同志帮助绘定之下，……完成了出征前一切工作”。《人民日报》报道说：“刘伯承将军在戎马倥偬之中完成《合同战术》一书下半部之校译，计十万字。此为一百天来刘将军歼灭蒋军十一个旅之外又一重大贡献。……一百天来，刘将军驰骋于冀鲁豫大平原上，五战五捷，平均每二十天作战一次。”“刘将军在极度繁忙的自卫战争中，稍有空隙立即开始校译。”
刘伯承的勤奋好学还在于他对战争经验的总结和思考。他从不放过任何一次有影响的战争或战役，认为那里面有鲜血和生命铸成的经验与教育。从南昌起义的失败，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重大战役和战斗，刘伯承常常都有系统的思考与总结。他强调“用兵从实际出发，使主观符合客观。”
刘伯承刻苦学习古今中外的军事理论，认真总结实践经验，使他形成了自己独到的军事理论。他提出了生动形象的“五行术”，在“五行术”中把我军看成战争主体，把任务当作中心，把敌情看作前提，把时间和地形看作物质条件。他常说：“五行不定，输得干干净净。”他集毕生的心血形成了系统的军事理论。
对刘伯承的刻苦勤奋，朱德称赞道：“刻苦学习，学而不厌。”陈毅元帅则称赞说：“苦学入梦寐，劳生历艰难”。就连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也感慨地称：“刘伯承廉洁虚心，不断求知，与国民党将领比较，诚不谛鹤立鸡群。”
4．呕心沥血办教育
“治军必先治校”是刘伯承的名言，他也身体力行。为此奋斗了一生。早在中央苏区，他就担任过红军学校的校长兼政委。长征途中，他是中央红军的总参谋长，先后担任了红二方面军和四方面军的红大校长。到陕北后，在繁忙的战争指挥中，兼任中央红军大学副校长。解放战争，率领大军转战南北，在担任第二野战军司令员的同时兼任二野军政大学校长兼政委，指挥战争之余，还亲自任教，以一个教官的身份出现在学员面前。
全国解放以后，刘伯承初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他接受了办学任务，辞去了军政职务，创办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他担任第一任院长，后任院长兼政委。
在解放初期，百废待举，万事待兴的艰难环境下，他强支病体，和教员、干部一起摸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办好高级军事指挥院校的道路。他千辛万苦地选拔教员，字斟句酌地研究和确定办学方针，逐项科目审定教材。在和平环境下我军形成的办学方针，高级军事学院的课程设置和内容选定都凝结着刘伯承元帅的心血。建国后刘伯承主持军事学院的工作达七年多的时间，为军事教育事业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在办学过程中，刘伯承倡导良好的学风和校风。校风是育人的重要环境，学风是成长的重要条件。为了使刚刚办起的学校尽快形成良好的风气，他在很短的时间内使学校建立起完整的正规化规章制度，仅通过严格管理保证了这些制度的贯彻执行。
为了适应现代化正规化的需要，刘伯承亲自审定教学内容和教学方针。他提出了“战术为经，技术为纬，经纬交织，纵横联系，编织起来”形成整体的训练指导原则。他强调把训练和培养善于组织指挥现代化诸兵种协同动作的指挥员作为高级军事指挥院校的培养目标。
办学离不开师资，他提出并采用“速成”“速办”等方法提高教员的专业水平，提倡“尊师重教”以促使教员对教学工作的热爱。刘伯承十分关心教材问题，他主张教材要少而精，内容要准备无误。他要求提法妥当，用语准备科学，标点符号无错误。他还常常在百忙之中亲自抓教材的编写、翻译、校对、出版等工作。
为了形成良好的办学风气和领导作风，他提倡“人人当院长”，“执事者各执其事”各负其责。倡导“共同学习政治，各自钻研业务；统一集中领导，单刀直入基层；集中领导，分工负责”的工作方法和领导作风。
刘伯承办教育其成绩是显著的，毛泽东在《给军事学院训词》中肯定了刘伯承的成绩，他说：“军事学院的创办及其一年多以来的教育，对于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部队，是有重要贡献的。”
综上所述，用“我军院校的开拓者”和“我军院校之父”等词来描述刘伯承对军事教育的贡献是不过分的。刘伯承饱读古今中外军事著作，结合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钻研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对游击战、运动战、阵地战和司令部工作都有独到的论述。他的军事谋略和指挥艺术是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贡献。他的主要军事著作已收入《刘伯承军事文选》。他还翻译了苏联的许多军事著作。
刘伯承年表
刘伯承原名明昭，1892年12月 4 日生于四川开县赵家场。
宣统三年(1911年)在万县参加响应辛亥革 命的学生军。
1912年考入重庆军政府将校学堂。
次年参加四川讨袁(世凯)军。
1914年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在护国、护法战争中， 历任连长、团长。
1916年 3月率四川护国军攻占丰都时，头部中弹， 右眼致残。
1923年在讨伐吴佩孚时，任东路讨贼军第一路前敌指挥官，屡打胜仗，被誉为川中名将。 192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6年12月与杨闇公、朱德等发动沪州、 顺庆(今四川南充)起义，任总指挥，率部同四川军阀作战，策应北伐战争。
1927年接受中共中央指示后转往南昌，与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等领导南昌起义，任中共前敌委员会参谋团参谋长，失败后经香港转赴上海。
1928年留学苏联。
1930年从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 12月回国，协助周恩来处理中央军委日常工作。
1932年 1月进入中央苏区，任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校长兼政委。
1932年10月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协助朱德、 周恩来指挥第四次反“围剿”。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因用俄语当面怒斥从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而被撤职，调任第五军团参谋长。
1934年底复任总参谋长兼中央纵队司令员，指挥先遣部队强渡乌江，智取遵义。
1935年 1月，参加了遵义会议，支持毛泽东的主张。会后，协助毛泽东、周恩来等指挥中央红军四渡赤水。
1935年5月 4日， 指挥干部团强占皖平渡，保证全军安全北渡金沙江。随后任先遣队司令，与政委聂荣臻率部为全军开路。
进人大凉山时，坚定地执行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与彝族部落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使全军顺利通过彝族区，并在当地留下民族团结的佳话。第一、 第四方面军会合后，他作为总参谋长与朱德随红军总部在左路军。他和朱德坚定地维护中共中央关于北上抗日的方针，同张国焘的分裂活动进行了斗争。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长，在山西前线组织所部进行阳明堡夜袭战、七豆村伏击战等战斗。
1938年后，与政委邓小平、副师长徐向前等指挥长生口、神头岭、响堂铺等战斗，沉重地 打击了日军。
随后又取得晋东南反“九路围攻”和冀南反十一路“扫荡”的胜利，创建了晋冀豫抗日根据地。
1940年组织部队参加百团大战，破袭正(定)太(原)、平汉、自(圭)晋(城)和(大)同蒲(州)铁路交通线。
1943年 9月赴延安。
1945年 6月当选为中共 第七届中央委员。
1945年 8月20日，任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
1945年9月至11月与政委邓小平指挥上党战役和邯郸战役，粉碎了国民党军控制晋东南和打通平汉路的企图。
1946年 6月，与邓小平政委奉主力部队在十个月内连续组织陇海、定陶、巨(野)金(乡)鱼(台)和豫北等九个战役，歼敌十二万余人，挫败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
1947年 6月，与邓小平率十二万大军突破黄河河防，指挥鲁西南战役，随即千里跃进大别山，重建大别山根据地。
1947年10月，蒋介石派白崇禧指挥 33个旅围攻大别山。 12月，刘邓决定以邓小平等率主力在大别山坚持内线斗争，刘伯承率一部北渡淮河，调动敌人。刘邓大军和进军豫皖苏的陈(毅)粟(裕)野战军和进军豫西的陈(赓)谢(富治)集团互相配合，经十个月艰苦作战，扩大了中原解放区，迫使国民党军进一步陷入被动。
1948年 5月，任中原军区司令员。
1948年11月，与邓小平、陈毅、 粟裕、谭震林组成总前委，统一指挥华东、中原野战军进行淮海战役。
1948年12月15日，与邓小平、陈毅指挥中原解放军将国民党军第十二兵团全歼于宿县以南的双堆集地区。
1949年 2月，中原野战军改称第二野战军，刘伯承任司令员。
1949年4月，与总前委其他领导人一道指挥渡江战役，并直接指挥第二野战军解放皖南、浙西、赣东北、闽北广大地 区。
同年冬，指挥第二野战军主力和第四野战军一部，在第一野战军的配合下进军大西南，执行远距离迂回包围的方针，解放四川、云南、贵州、西康四省。
1949年12月，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
1950年冬，他领导组建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任院长兼政委。
1954年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军委训练总监部部长。
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
1957年9月任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
1958年被扣上教条主义的帽子而受到错误的批评。
1959年后曾负责中央军委的战略研究工作。他是中共第八届至第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1966年 1月起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他还是第二至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1982年，因年高辞去党政军领导职务。
1986年10月 7日在北京逝世。
刘伯承饱读古今中外军事著作，结合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钻研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对游击战、运动战、阵地战和司令部工作都有独到的论述。他的军事谋略和指挥艺术是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贡献。他的主要军事著作已收入《刘伯承军事文选》。他还翻译了苏联的许多军事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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