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着眼于解决新形势下军队和国防建设的新情况、新问题，创造性地坚持和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在事关军队和国防建设的方向性、全局性问题上，提出了一系列重大方针和指导原则，作出了一系列重要决策，使军队和国防建设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通过科学地分析形势，确立了军队建设的指导思想和军事战略方针；实施科技强军战略，走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坚持依法从严治军，加强部队管理；把军队和国防建设纳入了国家的总体协调发展战略；依靠人民建设国防，做好新时期的战争动员准备。
１９９５年１２月，在江泽民同志主持下，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提出在军队建设发展模式上逐步实现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由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的“两个根本性转变”。其基本精神是依靠科技进步，加强质量建设，把人民解放军建设成为一支思想先进、数量规模适度、体制编制科学、武器装备精良、人员素质很高、指挥高效灵活、后勤保障有力、能够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在提出实行“两个根本性转变”的同时，又提出要实施“科技强军”的战略，以科技强军为主要杠杆推动军队的现代化建设。科技强军战略抓住了我军建设面临的主要矛盾，指出了解决我军建设主要矛盾的根本途径，是实现我军“两个根本性转变”，把我军建设成为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伟大战略。
千方百计把武器装备搞上去
１９９８年４月，中央军委决定组建总装备部，对武器装备建设实行集中统一领导。同时，组建新的国防科工委。２０００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装备管理条例》正式颁发全军，这对于我军装备实现“科学化、制度化、经常化”管理具有重大意义。
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下，我军打赢高技术战争的物质技术基础明显增强。国防科研战线着力研制和发展符合我国特点的“撒手锏”，在航空、航天、船舶、兵器、军用电子、工程物理等高技术领域，取得了一大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成果，使我们的尖端军事技术领域有独到的和相当的威慑力。截至２００１年底，我国已经自主研制和发射了４８颗不同类型的人造地球卫星，独立自主地研制了１２种不同型号的“长征”系列运载火箭，于１９９２年开始实施载人飞船航天工程，“神舟”号飞船三次发射成功，是我国航天史上的又一里程碑，载人航天即将成为现实。
在集中力量发展高技术武器的同时，运用先进技术改造现有装备，陆军基本形成了立体机动作战的装备体系和比较配套的支援保障装备体系；海军初步形成了海上机动作战、基地防御作战和海基自卫核反击作战的装备体系，海上机动编队的防空、反潜、反舰作战和电子对抗能力有所增强；空军按照攻防兼备的要求，基本形成高中低档搭配的歼击机、对地攻击机、运输机和多种支援保障飞机相结合的体制系列，构成了高中低空、远中近程相结合的地面防空火力配系和覆盖全国的对空情报雷达网；第二炮兵基本形成了近中远程和洲际导弹齐备、核导弹与常规导弹兼有的武器系列，能够独立或协同其他军兵种对敌实施自卫核反击和纵深常规打击。
培育大批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
争取新世纪的战略主动，首先要抢占人才培养这块具有决定意义的战略高地。１９９９年４月，四总部联合召开第十四次院校会议，新组建国防科学技术大学、信息工程大学、理工大学、海军工程大学和空军工程大学等５所综合大学，使我军院校朝着综合办学、规模办学的方向发展。完善了指挥军官初、中、高三级和专业技术军官中专、大专、本科、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五个层次的培训体制。同时，走依托国民教育培养军队干部的路子，初步建立了军地并举、共同培养军事人才的政策和制度，有效地改善了我军干部的专业知识结构。到２００１年底，全军已有博士、硕士２．６万名，近千名军事留学生出国学习深造，作战部队军、师、团领导班子中，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比例分别为８８％、９０％、７５％，全军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军官达到７１．８％，全军专业技术干部已占到全军干部近半数。
在８０年代中期百万大裁军的基础上，从１９９７年至１９９９年，我军又裁减军队员额５０万，进一步理顺关系、优化结构。这次裁军，贯彻质量建设的方针，把压缩规模与改革体制结合起来，对高级领导机关进行了较大幅度的精简，对部队编组进行了重大调整，减少了陆军，加强了海军、空军和战略导弹部队等高技术军兵种的建设。通过调整改革，达到了精简员额、收缩摊子、优化结构的目的。
大兴科技练兵 强化后勤保障
十多年来，在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的指引下，各部队根据武器装备、战争形态、作战样式的变化，进一步深化训练改革。１９９６年初，新一代军事训练大纲颁发部队，大纲更新内容在３０％以上，新知识、新装备、新技能成为训练的重点。全军狠抓按纲施训，使改革成果向战斗力转化。随着科技大练兵的深入发展，我军又开始修编现行大纲，加强联合作战、信息作战、新“三打三防”和新装备训练，提高了部队的联合作战能力、快速反应能力、电子对抗能力、野战生存能力。２０００年１０月，全军举办科技练兵成果汇报演示，集中展示了高技术战争条件下我军防卫作战的本领。
进入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后，我军过去实行的三军自成体系，条块分割，大而全、小而全的后勤保障体制，与高技术战争、军队现代化建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已经明显不相适应。１９９８年４月，中央军委决定在战区一级实行统供与专供相结合的三军联勤保障体制，从１９９９年起，联勤体制全面推开，并于２０００年初正式启动。目前，已形成以军区为基础，区域保障与建制保障相结合、通用保障与专用保障相结合的新型保障体制，这是我军后勤建设史上一次重大变革。实行保障有力，军队就是要吃“皇粮”，不能走自己养活自己的道路。１９９８年７月，党中央、中央军委决定，军队、武警部队一律停止一切经营性生产活动，到１９９８年底，全军２９３７家经营性生产企业全部撤销和移交地方。为了弥补军费的不足，改善干部战士的生活，全军部队发扬南泥湾精神，发展农副业生产，实施“菜篮子”工程，到１９９８年底，全军８０％以上的连队肉菜自给率超过了７０％，一批整军、整师单位实现了肉菜基本自给。
加强理论研究 依法从严治军
十多年来，军事科学理论研究获得重大成就。在军事思想、战略理论、作战理论、军队和国防建设理论、军事法学、军事历史、军事工具书、外军研究等方面，形成一大批重要的研究成果，军事科学理论体系日趋完善。据统计，从１９９０年至２０００年，全国共出版军事类图书２．２万余种。目前全国共有各种军事理论类报刊１１０余种，１０年间，共发表军事理论类文章约５．４万篇。军事科研队伍不断壮大。２００１年２月，军委颁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研究条例》，这是我军第一部军事科学研究工作的基本法规。《条例》覆盖了军事科学研究的主要方面和主要环节，反映了军事科学研究工作的特点和规律，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指导性和规范性。
１９９０年６月江泽民主席签发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第一次将“依法治军”载入军事法规，１９９１年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提出要坚定不移地贯彻依法治军的方针，至此，“依法治军”被正式确定为军队建设的一项重要指导方针。目前，我国已公布军事法律１３部，军事法规、军事行政法规１００多件，军事规章１０００多件，基本上形成了以国防法为龙头，以条令条例为主体，相互配套、基本完善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军事法规体系，形成了共同条令、战斗条令、军兵种条令和专业条例等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结构完整、门类齐全、层次分明、内容协调、规范严密的条令条例体系。为加强部队管理提供明确的法规和依据。
国防建设纳入国家总体战略
从１９８９年至１９９９年的十年中，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广大官兵，参加国家和地方重点工程建设，共投入２．２亿多个劳动日，出动机械车辆１５００多万台次，重点工程项目１２００多个。在上海浦东开发和三峡水利枢纽、兰州西宁拉萨光缆通信干线建设等一大批国家重点工程建设中，我军投入了大量人力和装备，发扬优良的战斗作风，成为重要的攻坚力量。贯彻党中央关于西部大开发的战略，我军积极参加在长江、黄河上游开展的“绿化母亲河行动”、新疆环塔克拉玛干沙漠防护林带和内蒙西部防沙治沙、陕西小流域综合治理等基础和生态环境工程等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必须不断增强国防力量，使国防建设在国家财力增加的基础上不断有所发展。近些年来，国家在财政依然比较紧张的情况下，想方设法逐步加大了对国防费的投入，虽然基数仍比较低，但增长比例却比以往有了较大的提高。２００２年中央财政增加国防支出２５２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７．６％。这对于改善部队官兵的待遇，维修和更新现有武器装备，提高我军在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防卫作战能力，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江泽民同志指出：“发生战争的时候，军队要以战斗来保卫国家安全；和平时期也要随时准备承担抢险救灾和其它急难险重任务。”十多年来，全军官兵始终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以崇高的爱国奉献精神和优良的军政素质，在完成急难险重任务中发挥了突击队作用。全军共参加抢险救灾６万余次，出动官兵１３００万人次，抢救遇险群众１０００多万人。驻大中城市、边海防的部队，加强军警民联防，参与打击走私、贩毒等各种刑事犯罪活动，处置突发事件，有力维护了社会稳定。１９９８年中国长江、松花江、嫩江流域发生特大洪灾，在江泽民同志直接指挥下，全军出动３０余万官兵、１．２５万台车辆、１１７０艘舟艇、２００余架飞机，大规模投入“九八”抗洪抢险伟大斗争。“九八”抗洪是一场特殊的政治仗、军事仗。在这特殊形态的战役中，军队立了头功，获得了全胜，共计抢修加固堤坝１万多公里，堵决口和排险情１．４万余处，抢救转移遇险群众３００多万人，为保护国家财产和人民生命安全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做好新时期战争动员准备
中国的国防，是全民的国防。未来的战争，是现代条件下的人民战争。从１９８５年开始，我国有组织有计划地在部分高等院校和高级中学开展学生军训工作试点。２００１年４月２８日，江泽民同志签署由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２１次会议表决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把我国的国防教育推向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使国防教育逐步走上经常化、多样化、规范化轨道。《国防教育法》公布实施后，从２００１年开始，学生军训工作有计划有步骤地在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和高级中学全面铺开，每年参加军训的学生将逐步达到１０００余万人。国防教育的深入，有效地增强了全民的国防观念，普及了国防知识，推动了国防建设。
江泽民同志提出，要“按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坚持平战结合，军民结合，建立和完善国防工业运行机制，提高军民兼容程度，增强平战转换能力，走出一条符合我国国情并反映时代特征的国防现代化建设道路。”１９９９年７月，我国原有的五大军工总公司改组为十大集团公司。这是建国以来我国国防工业体制的一次重大调整，初步建立起了适应社会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政企分开、产研结合、供需分离、精干高效的管理体制。
完善国防动员体制，是平时做好动员准备和战时实施快速动员的有效措施。江泽民同志认为，新形势下的国防动员体制，就是人民战争的动员体制。要按照“平战结合、军民结合，寓兵于民”的方针，通过优化动员机制提高后备力量的快速动员能力。十多年来，我国国防动员体制逐步完善。１９９４年１１月，国家组建了国防动员委员会，在国务院和中央军委领导下，主管全国的国防动员工作，协调国防动员工作中经济与军事、军队与政府、人力与物力之间的关系，从而将人民武装、国民经济、人民防空、国防交通等方面的动员准备纳入国家总体发展规划和计划，以增强国防实力，提高平战转换能力。（作者萧裕声 为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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