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到山西的晋商大院，可能很多人都是通过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里面的乔家大院，一下让山西的晋商大院闻名全球了，其实在山西像乔家大院这样的深宅大院还有很多，就拿晋中市来讲，兴盛了几百年的晋商，在晋中市这块地方，就留下了好几处的商家豪宅。 在中国民居中，山西大院和皖南民居齐名并列，一向有“北山西，南皖南”的说法，是因为昔日这两地的人都善于经商，并在故乡大建豪宅而出名。山西大院就是兴盛了五百多年的晋商，留下的豪宅大院。
山西大院专指明清时期山西境内的一批具有特色的北方深宅大院，其中最富足，最华丽的大院主要集中在汾河湾一带的晋中地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灵石王家大院，祁县渠家大院，乔家大院，太谷曹家三多堂以及榆次的常家大院。独具特色的山西大院，以其规整的建筑风格和地方特色，展示了山西大院独特的魅力。
山西大院占地面积成千上万平方米，四和院是这些大院的基本结构。大型的山西大院能达到上百个四和院相互组合，每个院子即相互连通，又自成一体。即可方便的相互交往，又保留有隐私的空间。房屋多采用青砖青瓦的梁柱式木建筑，楼高院深，墙厚基宽，院落建筑如城堡般坚固，防御性极强。院落多为东西窄南北长，主要房屋都是单坡顶，外墙高大，下雨时雨水都向院子里流，取“肥水不外流”之意。
明清时期的山西大院，在总体布局上，体现出以农业为主的封建社会中国人的一种心态；创造出一个对外相对隔绝、对内自给自足、亲近自然与家人的独立的大院环境。
山西的晋商大院，它其实和当时的历史背景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它的诞生和晋商的发展轨迹是同步的。古今中外，住宅都是主人的身份、地位、财富的象征。在中国封建社会时候，是农工社会，是实行重农仰商的政策。在这种时代下，山西商人，他是有发财、还家、盖房子、置地，养老少这么个思想，作为他们经商成功的一个追求。历代政府对住宅都有所规定，就以明代来说，明代洪武二十六年规定，恭候卿王的间数，正常的间数是七间，五品以上，是五间，六品以下和老百姓是三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商人势力的增强了，普遍就有所变化，到了正统12年，就规定入深可以加大不受限制，这样使商人有了入深不受限制，他就可以多盖几个，多盖几个院中院，院里面套院。大院背后渗透着是三种财富，一种历史财富，一种是文化财富，一种是建筑财富，通过这些星罗棋布的大院，可以使我们了解到，在我们的昨天，在明清年间，全国富商五百强中，排名前16位的大财东都是山西人。山西被称为中国历史地上文物博物馆，所谓地上博物馆，留下了历朝历代许多精品建筑，比如说汉代的石阙，南北朝的石窟，唐宋的金矿，明清的大院，构成了我们中华民族建筑史完整的清晰的历史发展脉络。
山西人善于经商，由来已久。早在春秋时期，晋国就采取了种种便利措施，运销他国的剩余产品。以至从中获利的商人“其财足以金玉其车，文错其服”。随着朝代的更迭，到明清时期，晋商一跃而成为中国商帮之首。甚至开创了国际贸易。
清代中期是晋商最辉煌的时期。山西商人的商品经营资本如绸缎庄、茶庄、颜料庄、布庄等和货币经营资本像票号、钱庄、帐局、当铺，相互渗透，相互支持。到清代山西商人上通清廷、下结官绅，商路达数万里之遥，款项可“汇通天下”；山西商人所到之处，开店铺、建商号、设贸易，形成相当规模的为商品集散地，并逐渐由普通的村镇发展为城市。因此，在东北有“先有曹家号，后有朝阳县”，内蒙古有“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青海有“先有晋益老，后有西宁城”之说。晋商在张家口以日升昌票号命名的日升昌巷曾经一度成为北亚的金融贸易中心。
在晋商最兴盛的时期，从蒙古草原的骆驼商队到扬州起锚出海的商船，南起香港、加尔各答，北到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莫斯科，东到大阪、横滨、西达阿拉伯国家，都留下山西商人的足迹。晋商自称“凡是有麻雀能飞到的地方都有山西人”。世界经济史学界把山西商人与意大利商人相提并论，给予很高的评价。
大体上晋商的历史，形成发展，是从1368年到1644年，也就是明朝和清朝，将近五百年，这个在商业史是不多的，大体上这五百年中，遇到过五次历史机遇，山西商人抓住了四次，最后一次没有抓住。这四次，第一次是明朝初年，因为明朝是把蒙古氏、元蒙氏赶到北边长城以北以后，蒙古部落是单一的游牧地区，他要吃的粮食，穿的衣服，做饭用的锅灶，这些东西，都需要中原给他供过去，可是明朝王朝又对蒙古部落实行严密的防范措施，他就不能拿到这个东西，怎么办？他就采取临时的袭击、抢掠的办法。所以明王朝采取了一个办法，把长城重新修饰一番，设立的九个边镇驻军队。沿长城沿线，把军队布置好。大体在永乐年间有86万军队，还有马匹，这些人需要吃，需要穿，马还需要草料，形成了个庞大的军事消费群， 山西有好多的边境，偏关镇、大同镇，都在山西，他有经营边境的优势，他就捷足先登，就给了他这一次机遇。第二次机遇，就是在明朝中叶，这个时候货币，商品货币比较发展了 山西商人扩大经营的项目，像粮、盐、布；杂货，煤炭，药材全部经营，经营的范围也扩大了。第三次机遇是清朝，入清以后，清朝满清政府把国家统一下来了，政局也比较稳定，山西人抓住这个时机，经营的范围和经营的地区向全国发展，当时号称遍天下，有麻雀的地方就有山西商人，第四次机遇呢，就是清朝道光以后，中国的商品货币经济发展，货币经济发展，全国各地都有他的商号。在这种情况下，货币的结算，资金的周转。都需要一种代理的办法，这就产生一种汇票，也就好像咱们现在的邮递转汇、转帐支票一样，这种形式，用它来代替，把东西运过去，再运过去，结算方式改变，这种发明，山西商人顺应时代的要求，应运而生，发明了这种汇票，就产生了办汇票的这种银行，就叫做票号。山西的票号最兴旺的时候，在全国45个城市都设有自己分号，在国外都有很多分号。清代中期是晋商的辉煌时期，全国各地甚至海外都有山西商人的身影。山西商号尤其以颜料行称霸。全国各地都布有分号。每年的岁末，山西商人都讲究衣锦还乡，要把赚到的银两托镖局押送回老家，但是由于路途较远，社会不安定等因素，镖局押运并不保险。于是就有商家把银子交到了西玉成颜料庄北京分号的掌柜雷履泰的手中，再请他写封信当作证明，待商家回到平遥后，凭借这份证明去西玉成的总号取出银两。起初只是同乡间的相互照应，没料到这种异地汇兑的便利吸引了很多人。雷履泰从中得到启示，他与西玉成的财东李大全一拍即合，决定开办“票号”。“票”就是那张单据。
道光初年，中国的第一家票号“日昇昌”便在平遥诞生了。取意“四日同升”。
票号是中国近代银行的前身，是一个专营银两汇兑、冲款放款的私人金融机构。票号主要依靠四种渠道赚钱：一是收取手续费、汇费；二是通过天平、银两成色上的差距获得余利；三是赚取存、贷利率的差价；四是利用银两存入后还未被取走的空期放高利贷。山西票号的创立发展，是山西商人的杰出贡献。
票号的出现，结束了现银镖运的金融落后历史，山西票号被誉为“汇通天下”为世界金融史的发展做出了辉煌的历史性贡献。
到清代的时候，晋商号称足迹遍天下，明代的时候呢，晋商的活动区域在长城沿线比较多，长城沿线北方重镇比较多，想象一下几百年前，那样的交通条件，他不像咱们现在一样的非常方便，有火车，有高等级的公路，都是那种能过一两辆马车的土路、驿站。他是需要这样的转运，来实现商品的交换的目的，在长途旅途中，就会遇到很多的困难，这个艰难是我们现代的常人难以想象的。他挣了多少钱，他都想要回到故乡来享受。因为，你无论腰缠万贯，你在别的地方享受，你享受不到一种成功欲，就像我们儒家常说的，富贵不还乡，有如锦衣夜行。从更深角度来讲，这就涉及到一种根祖血脉文化，山西的大富商人家，比如说曹家大院，他有规模很大的私塾，他利用这个私塾，教育自己的子弟，你的根永远在山西，立义田，以赈贫困，虽然你很穷，但是家族对你有一份责任，如果你富了，你对家族有一份责任，所以这个浓厚、传统、悠久的根祖的文化，把山西人紧紧的和故乡联系在一起，和故土联系在一起，无论你走到天涯海角，如果你要想成功，如果你要想万世留名，如果你感觉到自己是一个成功者，你必须回到故乡来，才能寻找到这份感受，你回到故乡来，你才感觉到这是你的家园，外面再好，那毕竟是市场。晋商的衰败，是在清朝末年开始的，清朝中后期的时候，兴起了一大批票号，因为票号有利可图，而且可以说是暴利，所以好多的商家，都把自己的资金转向了票号。票号承办的业务，主要是官方的汇兑，它起了中央银行的作用，它主要是承接的官款，官款非常大，官款的比重在它的这个业务中，估计占了百分之八十以上，这样到了晚清后期的时候，首先是鸦片战争，再就是太平天国的战争，然后捻军的起义，甲午战争，义和团运动，到了20世纪初的辛亥革命的运动，政府的威信受到了很大的打击，而这个山西票号呢，对政府的依赖性是非常强的，当时清政府走向了没落，所以，结交清政府的这些山西票号，必然随着清政府的腐朽没落，而一同沉没。晋商的五百年的辉煌和衰落，是和中国封建王朝的辉煌和衰落联系在一起。那么，尽管晋商他的财富已经散去了，但是我相信晋商人，比如说，他们拓江开土，他们勤俭节约，它们海纳百川，这些品质，这些气魄，实际上在山西，在晋中，已经留下来了。了解了晋商的发展历程，了解了他们漫漫的茶叶之路，他们拓江开土的那种勇气以后，希望我们共同来再筑晋中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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