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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面]器官捐献:生死接力(20120902)

发布时间:2012年09月02日 22:27 | 进入复兴论坛 | 来源:央视网 | 手机看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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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央视网消息:

  器官捐献协调员,有人说她从事着世间最纠结的职业。

  高敏:但是你必须还得让她再心跳复苏,如果心跳不复苏的话,她的心跳恢复不过来,她的器官就衰竭了,就不能够救人了。

  记者:救人是为了让她器官能用?

  高敏:对,所以总是在生死之间做着一种抉择.

  她等待的永远是死亡,但又是新生;他们带给家属的是绝望,但又是希望。

  记者:从道德的角度来说,你不希望看一个家庭生离死别,但是从职业的角度来说的话,你希望这个过程马上发生,因为马上发生之后这个人的器官它能够更多地被利用。

  高敏:对,有时候这样。

  捐献器官救人的背后,必定有一个生命的逝去,一个家庭的破碎。

  记者:但是你想过没有,在你跟高大姐联系上的那一刻开始,就意味着你把自己的爱人等于是告别了,因为高大姐专门是负责器官捐献的人的?

  陈龙坤:这个我知道。

  记者:那器官捐献的人就意味着她没有生命了,就意味着你和你爱人之间就没有这种联系了,就等于是把她推出去了?

  陈龙坤:不是把她推出去了,

  生死转换之间,她又坚守着什么?

  高敏:我们所期待的一种人与人之间,一种最美好的延续,一种真情的延续。

  面对面董倩专访深圳市红十字协会器官捐献协调员高敏,正在播出。

  在中国每年等待器官移植的人大概是150多万,而每年真正能够进行的器官移植手术却只有一万多例,器官的需求和供给之间的比例是150:1,而同期在美国这个数字是5:1,在英国是3:1,这就意味着每年会有大量的患者是在无望的等待之中失去了生的可能性。由于这种供需之间巨大的缺口,这些年就衍生出来了一个新的职业,叫做器官捐献协调员,他们在医院和患者之间,在绝望与希望之间,在逝者与生者之间打通了一条条的通道,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带领您去认识他们中的一位,高敏。

  高敏,46岁。深圳市红十字会器官捐赠办公室协调员。有人认为他从事的是一份世间最纠结的职业。2012年8月的一天,我们跟随高敏纪录了这样一个即将破碎的家庭。

  记者:这就是你爱人?

  陈龙坤:对,她一直没醒过来,就是7月2号动手术以后到现在没醒过来,

  记者:你还准备救她吗?

  陈龙坤:医生讲是救不活了。她身上的肉已经腐烂了,屁股的肉都已经烂掉了。

  高敏:一定要给她洗。你要勤给她翻一下身,然后皮肤给她拍一拍,叫她那个血活一下,要不然,现在还有没有烧。

  他叫陈龙坤,躺在病床上的是他的妻子欧金容。一个月前,欧金容因突发高血压导致脑部大出血,经紧急抢救后,目前虽然维持有生命特征,但已经无法医治。几天前,陈龙坤决定把妻子的部分器官捐献出来。

  记者:你怎么去找到的高大姐?

  陈龙坤:我就是在这里面,ICU病房门口,那边有个牌子,器官捐献者,反正一个人的生命不能继续,就让它延续吧。

  记者:你怎么找到高大姐的?

  陈龙坤:我就打电话过去问的。

  记者:他怎么提出来的?

  高敏:他说我老婆脑出血,住在医院里了,现在医生说没有希望了,他说她挺善良的一个人,一直对人很好,又很孝顺我妈妈,他说她心那么好,他说她那么年轻,才38岁就走了,我能不能请你帮忙,把她的器官捐出来,去帮帮其他人呢。

  记者:你怎么面对他的这个请求,怎么回应?

  高敏:我说你爱人的情况现在是怎么样,我说她现在是不是在重症监护室?他说是,我说现在没在呼吸机上了,他说呼吸机一会儿停,一会儿给她上,我说那她还有没有自主呼吸,他说医生说了有一点点,我说她其他方面的情况呢,他说其他情况,他叫她,反正一直这么多天,手术以后就没有醒过来,叫她她也没回应。

  把妻子的器官捐献出来,对于陈龙坤来讲是一个很难得决定。这些天,他天天对着红十字会的捐献材料,一遍遍地看,一遍遍地发呆。高敏告诉我们,但即便是最开明最坚定的家属也往往无法割舍那份情感,这种割舍会遭遇内心一次次的拷问。

  记者:在这一个月的过程中你想过什么,因为她一直是这种非常糟糕的一种状态,说活不活,说死不死,那你做家属的你怎么做决定?

  陈龙坤:我就想如果她继续再这样的情况,她的生命已经没办法这样继续,生命已经没办法继续了,她还38岁,毕竟她还年轻,我想把她的器官捐献出来,捐献给社会上哪些有用的人,需要用的人,把她的器官捐献出去。

  记者:你是怎么想到要把你爱人的器官捐献出去的,是听了别人的宣传之后这么想的,还是说你自己萌发这么一种想法?

  陈龙坤:我自己萌发出这种想法,因为她以前也曾经跟我讲过,因为她曾经有一次出现一点点脑的小的血管破裂了一次,回去治疗了以后,医生就建议她去吃高血压的药,要天天吃,她说怎么会有这个病,如果要死的话她自己有那种感觉可能是四五十岁的时候,因为她的老妈也是50多岁就死了,是心肌梗塞,她说像我的妈妈一样心肌梗塞的话,她自己也有这个感觉,她说我可能也有跟她老妈一样的病,我说不会的。

  记者:她的意思是,她当时表达的意思是什么?

  陈龙坤:意思就是可以捐,要我死的话就把我的器官捐献出去。

  记者:你同意吗?你当时同意吗?

  陈龙坤:我当时跟她开玩笑的,我还说她,我说傻瓜呀,哪里有这样的事情,我当时是跟她开玩笑的样子。

  让陈龙坤没有想到是,他曾今认为的玩笑居然变成了现实。他有点不甘心,现在他每天都在不停的与妻子说话,为她翻身、擦洗,可是妻子依然没有任何知觉。根据陈龙坤的要求,高敏提供了器官志愿捐献同意书,但他却迟迟不愿意在上面签字,或许陈龙坤正在等着奇迹的发生。

  记者:这段时间对你来说一定特别痛苦?

  陈龙坤:是真的。

  记者:关键是他救不活里爱人了,但是明明知道救不活还要去救,还要每天花大量的时间,还有钱进去,实际上你在做的是一个徒劳无功的事情,但是良心上又不能去做?

  陈龙坤:这是良心上,一个人的良心上面都是这样的,凡是一个有感情的人都有良心,毕竟是20多年的夫妻了,不可能就是说一下子就不去理她了怎样,所以我现在的希望,即使我自己也是哪一天晚上也是希望看一下她的眼睛,哪怕眼睛睁开一眼看一下小孩,已经20多天了,眼睛都没睁开了,我跟我家里面,我的老妈,现在她还打电话过来,她毕竟77岁了,她问问人怎么样了,我说人现在比以前好一点,有点知觉了。

  记者:你安慰她?

  陈龙坤:对,我跟家里都是这样安慰的,昨天晚上一样,她就说人怎么样了,我说人有点知觉了,眼睛还不能打开,但是我看见她眼皮会动了,我说她的眼皮会动了,因为老人家毕竟只要我们安慰她一下,她就不会这样了。

  记者:你说你现在怎么选择,到底是,你在这留下来,每天花着高额的费用,维持着她不再可能回来的生命,这是一种选择,另外一种选择就是选择放弃,放弃,不给她用药了,不给她进食了,你每天都在做这样的选择是不是?

  陈龙坤:对,我每天是在做这个选择。

  记者:那在这样一种非常煎熬和等待的过程中,您能够帮助他做些什么呢?

  高敏:缓解他一种焦躁的情绪。

  记者:但是问题您的这样一个,怎么说,就是叫捐献器官的协调员,您的工作是劝更多的人能够主动地、无偿地献出自己的亲人或者是什么样的这种人,能够献出他们的器官,而不是说去平抚他们受到伤害的心?

  高敏:我觉得之前大家的理解都是作为协调员,原来说叫劝说员。

  记者:为什么后来改了?

  高敏:从我这改。

  记者:为什么?

  高敏:我觉得捐与不捐,因为它是一种奉献、一种付出,这个付出在他自愿的前提下,那是一种很美好情感的展现,如果说你去劝他,叫他、强迫他做他不愿意做的事,我觉得那违背了像我作为一个红十字会的志愿者,红十字会的会员,我们秉持的一个原则是人道、博爱、奉献,它是在人道的基础上去奉献出一颗博爱之心,去奉献自己的一种大爱。

  这几天,高敏一直陪伴着焦躁不安的陈龙坤。陈龙坤不愿签字,高敏也没有急于催促,她理解陈龙坤的顾虑,毕竟“入土为安”是中国人的传统。

  记者:你有没有跟你爱人的父母商量过,有没有跟你的家人商量过,他们的意见是什么?

  陈龙坤:跟我爱人的爸爸商量过。

  记者:他们什么意见?

  陈龙坤:他们也是同意,我的岳父。

  记者:你觉得在乡下能够达到这一点认识容易吗?

  陈龙坤:因为我的爸爸,他是六零级的高中生,我的岳母也是高中生,现在66岁了。

  记者:他们的意识能够到这一点?

  陈龙坤:对。

  记者:就在乡下你做出这样的选择,你不怕别人说啊?

  陈龙坤:不是说不怕人,反正乡下的人,怎么样的人,如果社会出去,大城市里面见过的人,读过书的人他就不会去说,如果在农村的妇女方面,她整天不出门的,她肯定会去说的,嘴也是长在人家身上,他想怎么说他就去说,反正现在的社会,我们这样也是为了一部分需要的人。

  陈龙坤与欧金容有一双儿女,对于母亲目前的状况,年幼他们似乎并不明白这些对他们的未来意味着什么。每次遇到这双可伶孩子,高敏都无法释怀。

  高敏:想妈妈吗,很想妈妈是吧?

  孩子:嗯。

  高敏:想妈妈快点醒过来是吧?

  孩子:嗯。我说妈妈什么时候醒来呀?

  高敏:对啊,妈妈什么时候醒过来呀,听到女儿叫你没有,妈妈没听到,她没回答过你是吗?

  孩子:嗯。妈妈好久都没有醒来了。

  高敏:妈妈好该都没有醒来了。

  孩子:嗯,我想叫一下。

  高敏:那你叫妈妈呀,你大声叫她呀,你叫她来没有,你叫妈妈来没有,为啥不叫她呀?
  孩子:叫了。

  高敏:叫了?她不回答你呀?

  孩子:嗯。

  高敏:她睡着了是吗?

  孩子:嗯。

  高敏:你不问问她为什么睡了那么久。

  孩子:我也不知道,我就知道妈妈头就会动,一直动头。

  高敏:她发烧了,痉挛了。

  虽然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感,但是陈龙坤还是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情况。他和妻子都是由福建到广东的打工者,一个月4千多元的工资基本上是这个四口之家全部的收入。妻子住院产生的高额医疗费,目前以让他不堪重负。

  记者:但是你想过没有,在你跟高大姐联系上的那一刻开始,就意味着你把自己的爱人等于是告别了,因为高大姐专门是负责器官捐献的人的?

  陈龙坤:这个我知道。

  记者:那器官捐献的人就意味着她没有生命了,就意味着你和你爱人之间就没有这种联系了,就等于是把她推出去了?

  陈龙坤:不是把她推出去了,以我这样的条件,我也是等,我也有个目标性去等,如果等两个月、三个月可以等,如果等半年、一年,我觉得等不了。

  记者:为什么等不了?

  陈龙坤:因为我有两个小孩,像她现在的情况我要白天一个人服侍她,晚上要一个人服侍她。

  记者:那你就没法工作了实际上,不上班了你现在?

  陈龙坤:一个月没上班了。

  记者:那就损失将近四千块钱的收入了?

  陈龙坤:嗯,一个月没上班了。

  记者:你的钱能不能跟上,你一天在这要花多少钱?

  陈龙坤:钱就是现在欠医院差不多三万块钱了。

  记者:到目前为止欠了三万块钱。

  陈龙坤:嗯。

  记者:你每天现在计算一下,大概能花多少钱?

  陈龙坤:要八九百块钱,一千块钱。

  记者:一天啊?

  陈龙坤:嗯。

  记者:怎么会这么多呢?

  陈龙坤:应该都是这样的,在ICU住的时候一天要四千多。

  记者:就是这笔费用你是担负不起的了?

  陈龙坤:对,这笔费用我是承担不起这个。

  记者:高大姐现在给你的更多是一种什么样的帮助?

  陈龙坤:我就是希望高大姐帮助,把我爱人的器官捐出去,把这个医院的医疗费给弥补上去。

  陈龙坤的困难是客观存在的,但却显露出高敏工作中常遇到的一个困境。家庭困难的捐赠者,付出爱心后,到底应该得到什么?到底应该由谁来帮助像陈龙坤这样的家庭?

  记者:就是能做出捐自己亲人的身体器官的人大多数都是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一种社会组成?你接触到的?

  高敏:一般就是外来建设者。

  记者:大概有多少比例,你接触过的?

  高敏:90%以上。

  记者:你怎么看待这种构成,为什么他们是捐赠的主力?

  高敏:因为怎么说呢,一个是他们生活的环境、工作的环境,生活整个的条件,可能就会导致,他们不可能像在正规企业、正规公司,还有当地人一样,有那么好的一个生活环境,医疗水平有一个保障,包括健康这方面,他不可能我有病了都会马上去检查、去看,他不会的。不是说到了实在是坚持不住,必须要住院的那一刻,他不会选择去看医生。

  记者:这跟捐赠器官有什么关系?

  高敏:他没钱,他一住院就要花钱,

  董倩:在深圳,捐献器官的人绝大多数都是外来务工者,因此这个问题已经不再是一个个体的问题,而是已经变成了一个群体的问题,而这个问题是高敏所无法解答的。

  虽然没能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但是陈龙坤还是根据妻子的心愿,最终下定决心在器官志愿捐献同意书签了字,同意捐献患者的心、肝、肾和胰脏以及眼角膜。这样,妻子的器官将会在那些受捐者的身上得到延续、新生。

  记者:面对这样一种情况你能够做的是什么?

  高敏:我把她的情况尽快地向上一级专家团队,评估团队,专家评估,跟他们进行联系。

  记者:联系过了吗?

  高敏:联系过了,联系过以后,因为当时家属还给我提出一个要求来,能不能请广州的更高一级的那些专家来给她会诊一下,会诊一下看看能不能治,不能治的话我就放弃了,能治的话我就继续治疗,这样的话我应他的要求,我跟广州中山医,中山医我们那个评估团队的专家进行汇报,请我们的主治医生跟我们专家直接去交流,

  记者:评估团队由什么人组成?

  高敏:评估团队由国家卫生部认证,有资质的脑外科的专家。

  记者:几位?

  高敏:一般我们要两位到四位,这个专家。

  记者:经过认证之后,确认了?

  高敏:对,这个有资质,有资质专家团队的医生,他们专家都是脑外科的,重症监护这方面的,他们来进行一个评估。评估以后还有法律这方面的,她的各方面条件,亲属是否知情同意,那么像父母、配偶、子女,子女的话都要成年,父母的话是否健在这个世上,你说他不在了,我要见证据,从户口本或者从当地一个相关的法律部门我有一个确定。

  不能够违反人道,违反我们的伦理,在我们国家毕竟把伦理、把各方面看的比较重一些。

  记者:那就是经过专家团队的审批之后确认,然后你就全程跟着这样一个程序?

  高敏:对,他来评估问,然后我要看,我要见证他,见证完以后,另外一个就包括像到脱离呼吸机,然后医生宣布这个病人心脏停跳,整个获取团队进入手术室开始手术。

  在很多人看来,高敏从事的一份充满矛盾的职业,死亡与新生,绝望与希望随时伴随她。

  记者:这是两股拧折的劲儿,从道德的角度来说,你不希望看一个家庭生离死别,但是从职业的角度来说的话,你希望这个过程马上发生,因为马上发生之后这个人的器官它能够更多地被利用。

  记者:对,有时候这样。

  记者:这种本身就是一种很较劲是吧?

  高敏:是,像去年8月3号,有一个叫尹晓丽女士,一位会计师,她的儿子知道妈妈没有救助希望的前提下,向我们提出来,完成妈妈的心愿,因为他妈妈生前交待了,说过的话,以后假如我不行的话就把有用的器官都捐出来,去帮助别人,第二天要等着专家团队要过来的时候,突然的心脏停跳,整整抢救了四个半小时。在等待的这个时间里面,真的那个时候是跟家人一样,那种纠结。

  就知道是救不活了,但是你必须还得让她再心跳复苏,如果心跳不复苏的话,她的心跳恢复不过来,她的器官就衰竭了,就不能够救人了。

  记者:救人是为了让她器官能用?

  高敏:对,所以总是在生死之间做着一种抉择,总是觉得这边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不希望一个年轻的生命,一个家庭的,这个家庭的顶梁柱就那么倒掉、就那么倒下。

  记者:实际上那个时候你是站在了一个生死的门槛上?

  高敏:是。所以很矛盾,但是我又不能去阻止,如果说你不让医生手术,那意味着几个生命没有了,那手术的时候,就是这一手术刀下去了,然后一个年轻的生命真的就魂飞魄散,就没有了。

  记者:你的这样一个工作在不同的群体看来,可能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性质,可能在等待这些有人能够捐献出器官的这个群体来说,你就像天使一样,因为你的出现可能就意味着他们生的希望,但是如果在捐献方来说,你的出现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就像死神一样,因为你的出现就意味着他们的这个亲人就确定基本上就没有什么活路了?

  高敏:是。

  记者:所以你的身份是极具这种戏剧性的冲突的?

  高敏:是,比较矛盾的。我之所以能这么义无反顾地往前冲、走,然后有时候面对着捐献者那种,在一种痛苦绝望中的时候,他把这种希望交到我手里,我也会有时候会很压抑、很痛苦,跟他们一样,但是我还得背负着痛苦,完成他们的所托,救治这些病人。

  现在,除了吃饭,陈龙坤和一双儿女基本上二十四小时都守在医院里,他说他很珍惜与妻子最后的这段时光。

  记者:你看你们实际上是在经济上也是有困难的,自己经济本身有困难的情况下做出捐献器官这样的一个选择之后,你希望得到什么支持?

  陈龙坤:我也不希望什么,就是希望比如拿一个另外的患者病人,需要我老婆的什么器官,如果他允许的情况下,就是我那个小孩、女儿这么下,如果允许她隔个两年或者几年去探视一下,毕竟那个患者也有她妈妈一部分的器官在里面,只要他允许的情况下,如果那个患者不允许,那我们也没权利去那个的,我就是这样想,

  “要求见见受捐者”这是高敏日常工作中最常遇到的一个问题,高敏觉得这样的愿望是美好的,但同时又是最难实现的。每次碰到这样的要求,她都不忍拒绝,但又不得不拒绝。

  记者:你觉得他提这个要求过分吗?

  高敏:他这样提出来,我说你的心情我完全理解,如果按照国际惯例的话,不管是我们献出来的血给了谁,我们献出来的骨髓给了谁,我们献的器官给谁,国际惯例是受益者和捐献者是不允许见面的。

  记者:为什么?

  高敏:这是一个国际惯例。在美国,有一对夫妇,那位妻子后来换了肾衰,他们结婚以后她换了肾衰,就是尿毒症晚期了,然后这位男士,她的爱人就把她的肾脏移植给了她,捐献给了她,移植以后,但是又过了九年以后,他们两个人的婚姻走到了尽头,作为男士这一方来说的话,他给他爱人,他曾经的爱人提出了一个要求,就是在法庭上提出来了,然后夫妻这个财产怎么样分配,这个他们都有婚前公证,该谁的是谁的,他说另外给她提出来一个要求,他说请把你的肾还给我,他跟爱人提出来了这么一个要求,跟他的妻子提出这么一个要求来,请把我的肾还给我。

  记者:就是捐赠者和受捐者之间,这是夫妻双方?

  高敏:我现在跟你不好了,完了以后咱们离婚了,各分各的,以后你也把我的肾还给我吧。

  所以可能因为种种原因就捐赠者和受捐者之间是不可以见面的。

  这一天,高敏再次来到深圳龙岗中心医院,从护士那里她得到了一个不好的消息,陈龙坤的妻子欧金容头天晚上突然发烧了,目前高烧不退。这意味着高敏以前做的很多工作都将前功尽弃。

  记者:为什么?

  高敏:因为她有感染,有感染不管是颅脑部位还是肺部,这种感染的话都可能会对她的器官质量形成影响,今后能不能捐献这还在两可之间。

  记者:换句话说,就是在这种勉强维持的情况下,这个患者的五脏六腑可能也不能保证非常健康的,以后能够被应用到?

  高敏:对。

  记者:我不知道怎么帮你,但是我知道你心里一定特别难受,我们不知道怎么帮你,现在你只能等是吧?

  陈龙坤:或者是等,反正我现在想问一下医生,医生毕竟她还有什么办法没有,现在医生也讲过,这个状态就是植物人状态,植物人状态拖的时间长,对她自己也是受苦,虽然她现在眼珠子是瞳孔大,但是她也有泪水、眼水,她也会流出来,我也会感觉到她很痛苦的,但是你没办法,她现在还在那边睡。

  记者:你可不可以选择放弃,就是明明她可能各方面都不再符合条件了,其实从第一次来,可能你已经就知道这种情况了,那为什么还要来第五次,今天是第五次了?

  高敏:因为家属一直特别信任我们,而且他这种要求特别强烈。

  记者:捐献的要求?

  高敏:捐献的要求很强烈,因为他不希望自己的爱人年纪轻轻就这么白白的走了。

  记者:明明她各方面到目前为止是不符合捐献的条件的,但是你仍然在跟他们做着接触,反复做着接触,你的目的是什么?

  高敏:其实我一方面在协调器官捐献,另一方面就是把红十字人道、博爱的这种宗旨能够贯彻到大家的心里,我们不是为了捐献而捐献,在别人遇到困难的时候,遇到各种各样的障碍的前提下,我能够把社会的关爱,把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真情、一种温暖送到他的心里,让他在心情极度焦躁、绝望、痛苦的时候,能够感受到一种温暖、一种真诚的关心。

  器官捐献是一项复杂而艰难的过程,在深圳包括高敏在内,只有三位器官捐献协调员,而全国也仅只有91位。中国每年等待器官移植的有150万人,然而从2010年3月,人体器官捐献体系首先在上海、深圳等十个省市开始试点以来的两年间,我国器官捐献的总量也不超过300例,虽然这个数字看起来少的可怜,但高敏她们却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记者:你做这份工作会经常在这种非常煎熬、绝望、希望、生死之间这种转换,会对你有影响吗,因为会非常经历非常剧烈情绪的变化?

  高敏:会,像24号,一位家属,他23号夜里打电话,11点半了打电话跟我说,他40岁,两岁半的儿子因为脑瘤,手术以后就没有救治希望了,没有救治希望了在呼吸机上,然后他希望我能帮助他,把儿子的生命延续下去,儿子才两岁半,很难找受益者,我说这么小,好难找受益者,问他一些情况,他有些说不清楚,然后他把医生的电话给我了,很迫切的愿望。

  我就赶紧联系我们的受益者,联系我们的评估团队、专家团队,能协助他来找这么一个受益者,能找到以后就可以将他的希望延续下去了。他说一定要帮助我,一定要帮助我,从11点多一点到夜里的两点钟,他那个电话打过来十几遍,我说行,我一定协助你,但是我说你家人一定要意见统一,我们都统一,这是他给我的答复,我这边我又跟我们的移植团队,还有我们的评估团队的专家一直在反映家属的诉求,

  高敏告诉我们,如果一个人去世后捐献器官,可以用一颗心、一个肝、二个肾、一个肺挽救5条生命。那天高敏忙活了一夜,当第二天她把专家团队和五位受捐者家属带到的时候,这位捐献者家属却突然变卦了。

  记者:为什么?

  高敏:他说我老婆现在变卦了,他老婆家里的人都不同意,都不同意捐,他说我再劝她,她说她家里人都不同意,就不让捐,捐的话就离婚,我能理解,因为作为母亲来说,她有这个权利。

  记者:这件事情对你的影响是什么?

  高敏:我说你跟你爱人那边讲一下,就说咱们的孩子不是咱们不去救,是实在救不了了,医生尽力了,其他还有几个孩子是可以救得了的,他能救得了的前提是什么呢?咱们的孩子身体还健康,器官还好,能够帮到他。如果能救活那几个小孩子,咱们孩子的生命不是就延续了吗?孩子没有离开。

  记者:说通了吗?

  高敏:没说通。

  记者:等于是孩子也去世了?

  高敏:他离开呼吸机不一会儿,那个孩子就没了,然后我就很无奈,真的,那个时候我都有点绝望,因为那几个小生命,包括几个小生命的亲属听到这个希望该是多么什么,他就是在从这个希望的巅峰跌到了失望的深谷,我自己也是这样,那个时候我心情很难过,我在广州火车站的广场上,就在来回地在那里转弯,在那里走,因为总觉得有一种情绪没办法释放。

  记者:你难过的是什么,难过的是自己的工作没有成功,还是替那些没有得到这个孩子器官,可能得不到生命延续的那些家长,替他们难过?

  高敏:替那些孩子,那毕竟都是一些小小的生命,因为他可能会因为这一个小朋友的奉献,他们妈妈这种无私奉献的话,他们的小生命能够继续重生下去,重获新生,他可能以后会有快乐的生活,去学习、去读书。

  记者:去结婚生子?

  高敏:去为这个社会做贡献,我想的很多,但是就是这种一句话,我不捐了。
  记者:我不捐了,这几个字对你来说打击有多大?

  高敏:当时嗡一下子,觉得怎么会这样呢,不会我听错了吧,然后我再跟家属交流一下,他还是这句话,不捐了。

  目前,我国的器官无偿捐献体系还处在起步阶段。器官捐献所面临的核心问题是提高大家对捐献的认识和在国家层面建立合法的捐献渠道。除此之外,还需要机制的保障。

  记者:现在你觉得做这份工作最难,难在什么地方?

  高敏:人们从思想观念的转变,如果今后各方面我们国家医疗体制的改革,都能够到时候不管是病人、捐献者或者受益者,他们都能够住院,都能够获得这个费用的话,能够得到一个有效的保障,这样子病人不会说去做一些无奈的选择。然后我们也能够像新加坡那样,新加坡那样你一出生,我就是一个自然的器官捐献者,如果以后我不想捐了,我根据我自己的某些宗教信仰,我长大了,我自己的选择了我可以不捐,不捐我再填个资料,填个资料以后我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我不捐我自己的器官,但是我要生什么病的话也将无偿享用别人无偿捐献的器官,我觉得这是自然的一种理念,就能够扎根在人们的心里面,去帮助别人,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事情,不是就是说大家把这件事情当成一种好事来做,能把这种事情成为一种自然,就是一种习惯,而不是必须是很为难的,然后去做这么一个艰难的选择,我们能走到那一步的话,就不用我这个协调员了,那个时候该挺好。

  记者:你做了这个工作做了这么长时间,你最期望出现的一种情况是什么,就是捐献者和被捐献者之间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

  高敏:我去南昌讲课的时候,看到有一个器官受益者和捐献者的女儿在一起的一幅图片,捐献者的女儿趴在一个老人家的胸前,一个老人的胸前,听他父亲的心跳者,那个受益者也是一位年老的男士,然后这个女孩儿趴在他的胸前,依偎在他的胸前就是听他爸爸的心跳。

  记者:中国的还是外国的?

  高敏:外国的,我觉得那情景特别美好。

  记者:为什么?

  高敏:我希望在生命延续的时候,人们的这种情谊,一种情感也能得到一种释放,一种美好的延续和释放,他能跟生命一样也能够延续,也能够有一种互动,我可以去把亲人的器官捐给你,去挽救你的生命,然后我可以把你也作为我的一个亲人的生命的载体,一个再延续,来去继续,去发展、去延续这种情感、这种情谊,一种亲情。

  高敏今年46岁,出生于山东济南,1997年来到深圳。一次偶然的机会,她参加了无偿献血活动。此后成为一名全职义工,十多年里在深圳红十字会一直从事无偿献血宣传工作,并身体力行无偿献血。有专业机构统计过,她是全国无偿献血最多的女性之一,从1997年至今已累计献血超过106960毫升。2010年3月,我国正式启动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高敏随之也成为一名“器官捐献协调员”。

  记者:你觉得这样做的乐趣是什么,可能很多人看来这是一个苦役,但是在你看来它的乐趣是什么?

  高敏:你知道,深圳的无偿献血能够发展到今天,很多的人,很多的地方、那么多地方都没有血用,大家都着急,甚至都花钱去买血,但是在深圳有时候我在门口有时候碰到那里,他们在那个门口不进去,他把门推开一条缝,他说大姐今天要不要B型血,我说今天要,哎呀我的妈呀,今天终于要了。

  记者:你觉得深圳能够出现这样的情况跟你有关系吗?

  高敏:有。

  记者:这么自信?

  高敏:嗯。

  记者:为什么?

  高敏:因为我在深圳我有很多的粉丝,我有很多的怎么说,跟我志同道合的人,你知道我动员的献血者,我都忘了的,现在都已经献了100多次了。

  记者:你自己献了多少次?

  高敏:200多次。

  记者:你觉得他们能够那么献血是因为你的动员、你的影响?

  高敏:因为我的以身作则。

  记者:你觉得你一个人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和感召力吗?

  高敏:这个好像有点跟传销那种性质一样了,然后我就是通过我的这种,能够把一种健康的理念、一种献血的理念、奉献的理念、付出的理念,一种挺美好的情感、情谊,能够传达到大家的心里去。

  高敏现在没有编制,只能算是红十字会聘用的志愿者。每个月除了一千多块钱的补助之外,他没有任何收入。一辆朋友送的自行车,一个装着器官捐献资料的重达几十斤的双肩包,就是她工作时的全副行头。2010年她被深圳市委宣传部提名为深圳经济特区30年杰出模范人物候选人。

  记者:你为别人做了这么多,别人为你做过什么?

  高敏:做了很多。

  记者:比如说?

  高敏:他们都特别信任我。

  记者:你觉得信任是最大的收获?

  高敏:对,你不觉得现在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太少了吗。

  记者:物质上的回报有吗,原谅我这么问,可能你都没想过。

  高敏:我现在用的手机好多都是我朋友他没有用了,然后正好要换手机了,正好就给我用了,然后我的单车。

  记者:你期望有这样的回报吗?

  高敏:没有,没想过。

  记者:是真没想过,还是因为在电视上你不好说?

  高敏:没有,你要物质上什么样的回报?

  记者:比如说我想最基本的一种付出和回报,这样的一种关系?

  高敏:不觉得,我觉得怎么说呢,因为我觉得能够给别人举手之劳,能帮一下大家的话,我觉得是应该的,也没有说帮到别人什么,只是说真的举手之劳。你走到路上,老人家上那个坡特别累,你扶一把这不是应该的事儿吗,这都是我们古老的传统,我觉得挺自然的事儿。

  记者:但问题是你做这件事情投入了那么大的精力,投入了那么大的感情,而且投入了那么多的时间,全职的志愿者,自己在这方面是几乎没有回报的,除了这些必要的支出人家给你报销之外,那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高敏:为了一份真情,我周围很多人都跟我说,现在这个世界真的快走到尽头了,人连点人味都没有了,我说不会。我说现在,我说我们身边还是好人多,只是说你有没有用心去感受。

  记者:您是准备把这个工作一直做下去?

  高敏:如果有需要。因为总看见一些年纪轻轻的生命就那么白白的失去,真的就那么白白的变成那么一捧灰,融入大地,回归自然,觉得太可惜了,真的挺遗憾的。如果说他挺年轻,身体又好,你反正烧也是一把灰,能够叫他的生命去延续,能够去救治那些能够救治生命的话,其实这也是一种人间,我们所期待的一种人与人之间,一种最美好的延续,一种真情的延续。

  高敏的这个职业实际上非常纠结,她等待的既是死亡,又是新生,她带给家属的既是绝望,又是希望,她看到了太多的生离死别,还有失去亲人的那份疼痛,因此也就越发能够理解活下去的珍贵,一个人的生命能够通过另外一个人而能够得到延续,你我是否也受到了触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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