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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调查]香港电影:北上 北上(20120707)

发布时间:2012年07月07日 23:22 | 进入复兴论坛 | 来源:CNTV | 手机看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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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电影宣传海报

       中国网络电视台消息:曾经的东方好莱坞为何风光不再。香港的动作电影青黄不接,香港的人口只有700万,撑不起电影工业。那以后香港最少有三分之一的投资没了。香港电影怎么样开辟“北上之路”?当年如果说所有的市场,全世界最大的就是中国了。那几年我是有一个不太好听的名字叫香港电影贩子。对观众的尊敬,这个东西是我们缺的。

    【采访人物】

    许鞍华 香港电影导演

    陈可辛 香港电影导演

    黄建新 中国电影导演

    杨受成 英皇集团主席

    谢霆锋 香港演员

    王英伟 香港艺术发展局 主席

    于 冬 博纳影业集团总裁

    许鞍华,香港著名电影导演在这间狭小凌乱的办公室里,她制作完成了刚刚赢得香港电影金像奖五项大奖的电影。

    记者:这个电影给您带来的利润够活多长时间?

    许鞍华(香港电影导演):够活,两年吧。

    记者:是怎么活?是奔着像山顶豪宅那种活法?还是就普通活法?

    许鞍华:普通。

    记者:普通活法才两年。

    许鞍华:恩。

    谢霆锋(香港演员):这个就是,我公司的一个品牌的名字,英文名字叫PO。

    记者:这个是你的后期制作公司。

    谢霆锋,演员之外他的另一个身份是这家电影后期制作公司的老板,许鞍华刚刚获得大奖的电影后期制作就是在这里进行的。

    谢霆锋:我们希望做的像家庭一样,每个星期二四会有阿姐煲汤啊。

    记者:你的办公室?

    谢霆锋:我的办公室。

    记者:面积不大?

    谢霆锋:面积不大,也没有资格大,因为香港的租金太贵。

    记者:《桃姐》 你做的后期?

    谢霆锋:调颜色的,就刚好是开门的那一个。

    2012年4月15日,在第31届香港电影金像奖颁奖典礼上,《桃姐》一举夺得了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男演员、最佳女演员、最佳编剧五项最具含金量的大奖,这部影片和许鞍华上一部同样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四项大奖的《天水围的日与夜》一样,把视角放在了香港普通人的生活上,她因此被认为是坚守香港本土的为数不多的香港电影人的代表。

    记者:为什么在大家都去关注这个香港导演北上的时候,您去关注香港这样的一个本港的电影,什么原因?

    许鞍华:我不是那个时候开始关注,我是早几年有一个剧本,然后有四年拍不到,找不到钱,所以不是没有人关注香港,然后我关注香港的,你知道我们拍戏人的心态,有点不像人家写的那样子。

    记者:人家怎么写的?

    许鞍华:就是写你很清楚,你接下来要做什么什么什么,你的事业是这样这样这样,你准备往这边发展,往那边发展,不是的。

    与外界赋予许鞍华坚守香港本土这种说法相对应的,是另一个被议论很久的话题,那就是香港电影的北上浪潮。

    陈可辛,香港著名导演中他是第一个将工作室从香港迁至北京的人。

    记者:随着从香港到北上,香港电影的这种内涵,谁去继续把它(挖掘)?

    陈可辛(香港电影导演):我觉得这个首先要纠正一句话,就是不是因为我们走了,其实不是走了使香港电影的内涵、内蕴、文化没有了,其实香港是一个非常小的地方,香港是不应该有电影工业的。

    记者:不应该?

    陈可辛:不应该,香港的人口只有700万,撑不起工业,你去翻翻全世界,哪里有一个地方有700万人口可以有电影工业?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个市场是不够使到一个电影工业能发展的。

    尽管理论上人口只有700万的香港不足以支撑电影工业的发展,但香港电影曾经的辉煌却是不可改写的历史。

    上世纪八十年代,“小马哥”的风流倜傥与不羁狂放;周星驰无厘头的嬉笑怒骂与古灵精怪,还有王家卫的迷幻与苍凉,徐克的江湖儿女,快意恩仇。

    这些不仅是内地一代人记忆中不可磨灭的经典,也代表着香港电影最辉煌的时代。

    谢霆锋:大家都知道,如果香港电影来说最厉害的是可能是十三十四年前,并不是现在。

    记者:是你父亲的年代。

    谢霆锋:我非常年轻的时候,现在我觉得是整个潮流或者是年代在变的时候,香港的动作电影青黄不接,这个非常可惜,坦白说所以有很多人会去选择在内地去拍一些别的题材的电影。

    香港电影有着百年历史,真正繁荣始于上世纪四五十年代,部分上海电影人的南下和东南亚资金的注入,让香港成为美国、印度之后的世界第三大电影生产基地,并在60年代便被称为“东方的好莱坞”,到了80年代,香港电影工业愈加成熟。动作、喜剧、警匪、悬疑等类型影片引领一时风潮,也是在那个时候,许鞍华、徐克、吴宇森等人引领香港新电影浪潮,让港片在商业和艺术上更上层楼,为华语电影赢得了市场和声誉。

    记者:您怎么解释香港电影在七八十年代甚至延伸到九十年代的辉煌?

    陈可辛:因为1949年解放就是中国人分了全世界,留在内地,内地当时也比较封闭,再加上文革等等,也当时没有一些老百姓普及的娱乐,台湾也有台湾的立场,然后全世界、澳洲、美加、新马,整个亚洲都是中国人,而这些还是第一代移民,他们还不能融入当地的文化,所以香港就变成了华语电影的制造中心。

    记者:那您的意思就是时势造英雄?

    陈可辛:其实是拍给全世界的,中国人看的,不是拍给香港人看的。

    立足香港,面向世界华语市场,这是香港电影的生存之本、繁荣之道,最高峰时香港电影年产300多部,是世界第二大电影出口基地,但市场的变幻常常迅速而无情。

    许鞍华:因为台港的那些投资人在八十年代中左右开始,到九十年代初就不停地买片花,就是投资香港电影就是拿回他们的版权,可是因为这样子,他们就开始有点粗制滥做。因为他们是只要两个明星的名字、跟武打,连导演是谁都没什么关系,然后就把钱都给了,然后很多人就去抢明星,抢了明星就拍,有很多是不好的,所以他们就开始不卖,他们就亏本了,亏本了,到1993年,他们开了一个历史性的会议,他们制作人就全部都约定不会再买香港的片花。

    记者:台湾的?

    许鞍华:对,然后就是他们如果有成品他们看完了,那个再选再买。那以后就香港最少有三分之一的投资没了。

    陈可辛:台湾市场一夜之间没了,因为1995年台湾终于把美国片的配额限制打开,那1995年一年之内从香港电影的市场占有率在台湾从百分之七八十,好莱坞片可能只有二三十,一年之间。

    记者:倒过来了。

    陈可辛:倒过来,仅仅五年,从1995年到2000年,台湾的市场比例是98.6%,英语电影,那华语电影还不是1.4%,是华语、日语、韩语加起来1.4%,法语加起来1.4%。

    一份统计数据显示了香港电影市场的极速萎缩。1985年,香港电影观众达6000万人次,十年后的1995年入场观众大跌至只有2800万人次,下降幅度达53%,到了次年的1996年,观众人次又比去年下降了24%,到了1997年,进场人次再比上年下降10%,好莱坞商业影片的涌入、本土市场的失落同样也在内地上演。1998年,内地电影市场的票房只有8.3亿元,其中一部《泰坦尼克号》就占去了3.6亿元。

    于冬(博纳影业集团总裁):所以你看到就是整个国产影片,包括整个市场才八点几个亿,一部片占了接近百分之四十几的票房,可见市场的低迷。整个大厂面临的经营亏损,像北影这样的厂,已经几乎是没有自己拍片的能力,因为工资都发不出来。

    尽管如此,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市场所具有的潜力,让当时正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做发行工作的于冬下定决心自己创业。为这个市场的崛起未雨绸缪的还有成立于1999年的香港英皇娱乐公司。

    记者:1999年的时候,香港已经回归了,当时对内地那块市场是怎么考虑的?

    杨受成(英皇集团主席):当年如果所有的市场,全世界最大的就是中国了,如果你要做一个生意,没有中国是绝对不行的。所以我就决定一定要进到中国内地去做。

    记者:那个时候就已经想到这一步了?

    杨受成:因为那个时候,中国文化部跟中国广电部他们已经把门开放了,鼓励我们跟国内的公司合拍,所有的合拍片在中国内地可以放映。

    2001年,一部由香港资深电影制作人文隽担任制片人的电影《我的兄弟姐妹》在内地开拍,由两地演员合作出演,投资只有200万元,最终却在内地市场上赢得了2000万元的票房,这是于冬和香港电影合作的开始。

    于冬:当时就是帮他做发行,像这些小片,大的国企都不愿意发,没想到这部《我的兄弟姐妹》就票房大卖,那是我一战成名的一个经典案例。

    记者:像文隽这样的香港电影人他是已经敏锐地看到,这是一块他们可以继续生存的这么一个非常广大的市场。

    于冬:他们觉得一个内地才八点几个亿不可能的,这个市场早晚是会呈爆发式增长,这么多人口怎么会电影没有人看呢?

    记者:你当时去做香港电影的生意看中的是什么?

    于冬:我觉得,我觉得内地市场是需要电影的。那么,而且内地市场需要商业电影,需要热闹,所以那几年我是有一个不太好听的名字,叫香港电影贩子,就是逐渐给香港电影往内地输送。

    香港成熟的商业运作模式和具有票房号召力的明星刺激着电影市场的复苏。

    2002年的这部大片是中国电影史上首部票房过亿的中国电影,3000万美元的投入,梦幻般的全明星阵容,终于让大片的商业价值在内地市场上变成了真金白银。但是,因为《英雄》是内地与香港的合拍片,因此不能参加鼓励內地电影发展的金鸡奖和百花奖的评选。

    同一年,集结了四位香港影帝三位香港影后的《无间道》在香港市场获得了高达6000万港币的票房收入,但因为配额的限制无法进入内地市场,两地的电影市场急需进一步的融合。

    于冬:当年温总理在香港接见董特首的时候,董特首就提出来你看内地拍的张艺谋的片子在我们香港,我们可以放映,全世界电影都可以来香港放。但是,为什么我们已经回归了,我们的香港《无间道》在内地不能同步上映?这个应该把我们香港电影作为国产片来待遇,所以才催生了CEPA对电影的一个特殊政策。

    2003年6月,中央政府与香港政府签署《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也就是CEPA协议,其中规定内地与香港合拍电影不再受进口影片配额的限制。合拍片中港方主创人员所占比例不受限制,但内地主要演员的比例不得少于影片主要演员总数的

    三分之一,对故事发生地无限制,但故事情节或主要人物都应与内地有关,香港电影的北上浪潮由此开启。

    陈可辛:所以那个时候看到内地开始票房好也开始发行制度,比较健康,也比较透明,那个时候就是一个态势,我就觉得应该开始可以来。

    2005年,陈可辛以一部歌舞片《如果?爱》,开始了自己的北上。

    陈可辛:我记得在拍《如果?爱》的时候,就讲了之后可能笑话,但是那个确实有点幽默。我们在安定门桥那个河上就拍那个河结冰了,那个河又很长,我能想到就是塞纳河,就是巴黎塞纳河,我觉得我们以前香港电影喜欢那种感觉,拍两个中国人去欧洲旅行,我觉得多土,永远都是我们都得香港人去到欧洲,现在终于来到内地。你觉得我们能够自己有自己的那么大的一个世界,那么大的,因为香港人冬天连雪都没有。所以我当时拍《如果?爱》都是在拍雪景,就是因为觉得那个东西非常好,所以其实是本来就是那么肤浅的东西,那么表面的东西,但是就觉得这个真的是不只是市场,是整个视野都宽了很多、大了很多。

    从2003年开始,内地电影市场以每年30%到40%的速度,高速增长,到了2005年,全国票房收入达到20亿元,而票房前十名中有九个是合拍片。

    王英伟(香港艺术发展局 主席):其实如果你看我们合拍片的情况,最卖座的十部合拍片里面,可能有六到七部是跟香港做的。

    记者:这说明了什么问题?

    王英伟:说明了1+1=3。我们把两地最好的人才、最好的技术、最好的概念放在一起,它就是一个成功的元素。

    记者:香港电影的优势在什么地方?

    王英伟:香港电影它主要的,它的世界观,香港的导演、明星他们接触世界非常多,跟外来的人合作机会很多,跟日本、跟南韩他们沟通很多;第二个就是香港的节奏,香港做事的节奏非常快,我们很多电影人都说了这个到了包括去了美国,他都觉得香港比他们有效率,因为美国有工会,控制了每天只能工作多少小时,香港不是的,香港我这个布景只有今天,明天要还给人了,这个厂房要还给人,我就必须今天拍完。那么,所以香港这个整个节奏包括香港电影的节奏,你看也是非常明快的,它其实是反映了这个香港人做事的一种精神。

    记者:但是,如果从商业的层面来看,有人也说香港电影北上带来的后果就是去赚快钱了,另外它是一种快餐式的,甚至是一种赚一把先再说,这种心态您怎么看这种评价?

    王英伟:任何地方都有人会做这种事,但是任何地方都会有很用心的电影人,我们的合拍片里能卖座的,基本上都是这种比较好的电影,要不然观众不会那么支持。我觉得如果要创意产业能开花,我们就不要限他说一定要拍有意义的电影,不能拍商业电影,不能拍有巨头的电影,因为每一类型的电影,它有它的的观众群,因为市场会最后决定谁能留下来。

    2007年,陈可辛北上的第二部作品《投名状》投资高达四千多万美元,内地票房高达两亿,但欧美市场的票房却低于预想,这促使陈可辛开始思考合拍片投资结构的问题。

    陈可辛:《投名状》之前那三四年大部分的电影都是香港主导的,都是香港投资方主导的,那内地的角色很多时候其实说是合拍方,但更像买片。它内地投资多少通常都是在于不是在于你的投资额有多大,是在于他们计算,我觉得我的内地票房有多少,我就投多少,我觉得有一个亿的票房,一个亿你扣回来,跟线分回来有四千万,四千万再扣宣发费一千万

    就剩三千万,他就觉得这个戏我就投三千万,不管你是三个亿的投资或者六千万投资,总投资我就投三千万。

    《投名状》的投资中,海外投资占到七成,但在票房总收入中,内地从原来预设的3成占到了7成。

    陈可辛:所以我觉得那个以前的那个方法就香港作为主投的那个地位已经过去了,所以我就第一个跑来跟博纳,跟于冬讲说其实整个游戏规则已经改变,我觉得我们应该顺应这个潮流。

    于冬:这个过程开始转变成什么呢?就是版权的归属开始回到内地来了。

    记者:这个是对你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变化?

    于冬:就是我们拥有制作权利了,我们开始投资给香港电影,然后这批片子是真正意义上的内地主导的合拍片的开始。

    2009年,陈可辛和黄建新组建“我们制作”电影工作室,和博纳共同投资拍摄了《十月围城》。

    影片的故事背景设置为孙中山在香港过境、清政府意欲谋杀,而香港义士为国家命运奋力搭救的故事,有评论认为这是一个“中国电影观下的新式香港动作片”。

    《十月围城》收获了2亿7千万的票房,并在2010年香港电影金像奖中获得8项大奖。

    从小钟爱动作片的谢霆锋也因为这部电影获得了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男配角奖。

    谢霆锋:比如说我自己很喜欢动作电影,香港动作,虽然我不是从小学武长大,但是,我也是非常投入做,建了一家9年历史的后制公司,在上海也有,在北京也有,在香港都有,但是我所有的动作都是我亲自上阵,那为什么?这个就是电影的精神。

    记者:香港和内地在合作的过程中等于是给香港的电影、给香港的演员提供了更丰富的可能性。

    谢霆锋:更丰富的可能性,也是一个重生的机会,坦白说。

    记者:重生的机会?

    谢霆锋:我真的觉得第一不该分中国、香港,本来就是一家人,我相信很多在香港拍的电影有了内地的演员会好看很多,有很多在内地拍的电影有了一些香港的人也会好看很多。

    合拍片结合了两地电影业的优势资源,刺激内地电影市场发展的同时,也为香港的电影人提供了更大的空间,但占据市场优势的同时也引来了质疑。

    黄建新(中国电影导演):我也听到一些,就是他说到的一些反对的声音,也有网上在说,香港导演进来抢钱了什么的,其实是没有把中国电影放到一个更大的格局里来看,这是我自己的观点,因为香港的电影特殊的发展阶段,使香港的导演在内地导演之前的几十年学会了对市场的一个公正的态度,这个是香港导演比我们更多地了解观众,是一个骨子里的真正的尊敬对观众那部分的尊敬,这个东西是我们缺的,所以我一直认为他们进来的工作,跟我们带来互动的关系其实是良性的,其实很老实讲不只是这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也是说因为资金也是在找导演。因为当电影开始,从2002年《英雄》开始卖钱之后,就不停地有热钱进来这个市场,那他们也不停找导演。

    陈可辛:老实讲,站在资金的立场,他们可能会请一个,因为张艺谋就只有一个,张艺谋、陈凯歌、冯小刚就没了,那然后呢?再赌下去,可能他们就会赌香港导演,作为投资方来讲,所以香港导演也多了机会,去拍一些有可能卖钱的戏。

    黄建新:这个时候就出现变化是怎么来的呢?比方说A,A的导演有七个,追完了,就追B,追B了以后就把B说成A,B追完了之后就追C,把C也说成A,其实失败者一定是那个C.。

    陈可辛:其实未来我们能做的就把自己做好。

    2010年票房最高的合拍片《狄仁杰之通天帝国》在内地的电影票房接近3亿元人民币,在香港的电影票房却只有1100万港元;合拍片《叶问2》的内地票房超过2亿元,在香港的票房只有4000多万港元;而《全城热恋》这部合拍片在内地票房是1.3亿元人民币,在香港的票房只有300万港元。市场决定着资金的流向,以英皇公司为例,2003年之后,就渐渐将更多地精力和资金转到了内地。

    记者:我刚才听您介绍,我发现您的精力很大一部分都是放在内地,在影视方面?

    杨受成:对。

    记者:那留在香港的有多少?

    杨受成:如果是影视方面,应该是90%以上是放在内地。

    记者:这个是从什么时候渐渐地就成为这样的一种比例?

    杨受成:是从2003年开始就有一个很大的改变,所有的我们拍的电影就是观众的口味,就是从内地的观众来作主。

    记者:那您看,您也是看港片长大的一代人对吧?那您就眼睁睁地看着香港的电影没有人去,渐渐地就投资者越来越少,投资额越来越小,这块地会不会荒芜掉了?

    杨受成:我们也有电影不做合拍,我们只在香港制作,但是这些电影中国内地是作为一个引进的影片,引进的影片我们只可以拿10%左右的分成。但是,如果是我们合拍片,我们可以拿到40%多,差很远,作为一个做生意的人就没办法,要向现实低头,谁喜欢看,谁市场大,我们就要迎合市场。

    为了迎合市场需求,合拍片更多要考虑内地观众的口味,引发了香港人对纯正港片最终失落的担忧。

    记者:当有人评价说是十几年香港电影的人才不断地流失的时候,您认同这种评价吗?流失这两个字?

    王英伟:流失是因为你把香港看成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如果你把香港看成是一个我们大中华圈的一员,那流到中国内地去也是我们自己人的地方。

    记者:你叫流动?

    王英伟:我们叫流动,不叫流失,我认为更多的内地的影人,今天你看冯小刚这些都跑到香港来,跟香港电影公司合作,那是不是内地的流失呢?不是的,它是一种互动,因为我们应该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我们中国人的一个社会,只不过我是一个特区,我有一个比较历史的特殊身份,但是在人才、在资金、在题材,我们不应该有任何地界的限制。

    2011年,谙熟市场的于冬决定投资一部影片。

    于冬:这个电影导演不是卖座片的导演,她过往的记录都没有卖过2000万以上的票房。那么,这个演员很多年没拍戏了已经。

    记者:当时你也分析这些众多的因素,它不具备一个商业影片大卖的因素,你为什么还要投资?你看中的是什么?

    于冬:恰恰是因为我这么多年对香港电影的了解,如果是一个房地产的老板或者是一个不是一个专业的电影公司的态度,那么他一定不会拍这种戏,而恰恰这个戏在N多个电影公司里头都转过一圈都没人投。

    拿着自己想要拍摄的故事寻找投资并等待,这样的过程许鞍华并不陌生。她的上一部电影《天水围的日与夜》寻找投资的过程长达四年,而这一次因为有刘德华的帮助起到了关键作用。

    于冬:华仔最后找我的时候,说我明年要拍,我已经时间给许鞍华留了,许鞍华当年帮过我,我当年出道的时候,许鞍华曾经支持过我,拍过我,所以我一定要做这个事儿。我说好,我支持你做,但是,这就体现了我做生意的一面了。你演,你别收那么多钱了,折一半投资、减一半片酬,我就算好歹有个刘德华演,刘德华在我发行的记录里头,他的文艺片也好,商业片就不用说了,没有低过6000万票房的,所以你肯演,这点投资我全来了。

    这部由博纳和刘德华共同投资的电影就是《桃姐》,刘德华在其中扮演一个奔波于内地和香港的电影监制,名叫Roger,影片的另一位主角是由香港演员叶德娴扮演的桃姐,她在Roger家中做了60多年的女仆,当桃姐因为中风搬至养老院后,Roger努力给桃姐带去温暖和关怀。最终,这部投资3000万的电影在2011年威尼斯电影节上拿到了最佳女演员的大奖。随后在两岸三地的市场上票房过亿,有人说CEPA实施9年后,香港影人终于找到一条用内地资金拍香港故事的借鸡生蛋之路,合拍片这枚昔日的“苦果”也终于蜕变为如今的“金蛋”。

    王英伟:这15年也让香港人认识到,你必须要坚守自己的本位,做你的电影你才有前途。这十几年也让香港的电影人知道内地的票房不是随便可以拿得到的,你必须了解内地的文化,内地观众的口味,了解这个生活的方式,因为这样的电影出来才能有市场的保证。

    就是在这间从朋友那里借来的办公室里,许鞍华完成了《桃姐》的工作。

    记者:我引用尔东升的那句话,他曾经很悲观地说,他说香港电影未来三五年可能就会消亡了,您同意他这种判断吗?

    许鞍华:我想怎么样去定义这个香港片的话,如果是说我们一贯拍的那种,可能就不会了。因为你看新一代的电影导演,比如他们现在20岁从电影学院出来的人,他们没有香港跟内地分别的嘛,他们很早就去旅游、讲普通话、看新闻,他们不是像我们这样子要有一个过渡,他们是一开始已经是,你们怎么讲,中国的公民了,再下一代更不用说了,所以根本这个概念香港本土电影跟内地电影的对立化我觉得已经不存在了。

    记者:香港电影人,包括你父亲那一代人可能特别引以为自豪的,是因为他们拥有一个叫做香港电影的这么一个品牌,你觉得香港电影的品牌现在还有吗?

    谢霆锋:有一群人,还是有这样的一群人,可能比以前少,但是有的。香港电影曾经打动了全世界的观众,我为什么对动作片那么看重,动作是国际语言,这一个探手是跟你说“来吧”,这一个就是已经在骂脏话。所以我一直那么坚持自己做我的动作,我相信香港的中国的国粹,我们的中国功夫。

    记者:还是要有一个有点傻的小子去担当这个精神。

    谢霆锋:我不能说我肯定不会打的像李连杰那么好,像成龙那么好,像洪大哥那么好,但是你有没有这个诚意,人家说摔下来跳下来会伤、会疼,但是也是值得,这就是电影。

    在第36届香港电影节上,博纳携《桃姐》、《通天帝国》包揽10个奖项,曾经被叫做香港电影贩子的于冬,将博纳打造成了中国最大的民营电影公司,从另一个层面见证了市场的力量。

    于冬:其实这一批香港电影人开始到内地来发展,内地本身我们就是一个中国电影统一的一个市场,观众和文化基础,所以今天再过N多年以后,应该是集合两岸三地的优秀人才和电影的创意团队,和演员阵容,包括科技、特效,拍出能够未来影响全球华人的电影和影响世界的中国电影,依靠我们庞大的13亿人口这样一个内需的电影观众,所以没有理由中国电影落后于好莱坞电影。

    拍摄《十月围城》时,陈可辛曾说过他要捍卫电影,所以最重要的是留在这个擂台上,北上7年电影市场的发展给了他更多的机会。

    记者:您觉得,在你的脑海里还存在香港电影这个概念吗?

    陈可辛:其实在每一个时代的香港电影都不一样,因为香港是个非常变通的地方,非常会知道我要生存,我就只能这样。

    黄建新:我有时候是这么一个想法,就是听到这个,香港回归了以后,包括到CEPA以后,它其实是把那些障碍都打掉的一个做法。我是觉得有时候香港电影它依然存在,它有许鞍华的,去年说那个,你就说这就是香港电影,其实那个投资者是于冬,从版权法来讲,那是一个内地电影,因此越来讨论得越细致,你越分不清楚,其实它没有,只是一个地域文化的特征而已。

    陈可辛:还有一个就是在工业上,长久来讲,它还是会被淘汰,但是要是你说精神而不是一个工业来讲,精神,我觉得我们在拍的内地电影,包括现在我要拍的下一部戏,我都觉得里面非常有香港精神,因为香港精神在我的血液是拿不掉的。

    谢霆锋:其实,你说香港,你如果要真正其实说也很难说。

    采访结束,为了表达他难以说清的香港电影,谢霆锋为我们播放了他给儿子的一岁生日礼物:一段短片里面搜集了他从事电影以来最喜欢的五个危险动作。

    记者:拍的时候是很危险。

    谢霆锋:是的。

    记者:撞也是真撞?

    谢霆锋:真撞。

    记者:那撞了好几辆呢?

    谢霆锋:那天是6次。

    记者:为什么在后期有可能做到的时候,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用自己的身体去做,为什么?

    谢霆锋:我觉得这是一个诚意,诚意也是一个香港动作片,香港精神,如果讲这句话都没有把一个榜样做出来,你没有资格说香港电影这四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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