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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周刊]本周视点 谁的PM2.5?(20120609)

发布时间:2012年06月09日 23:25 | 进入复兴论坛 | 来源:中国网络电视台 | 手机看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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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PM2.5采样器,大颗粒被拦在瓶子里,小颗粒被导入仪器。

  中国网络电视台消息:本周6月5号是世界环境日,谁也没想到,围绕这一天,安静了一些日子的PM2.5话题重新热闹起来。起因和有关部门官员批评个别国外驻华大使馆违反国际公约,天天公布北京的PM2.5数值有关。但之后,嘴仗升级,你来我往,从外交到民间层面都很热闹,但是对于我们每个人,关注的到底是什么?我想是健康,是更清洁的空气和走向更环保的未来的方法与步骤。PM2.5只是一个数字,但围绕这个数字,却是百姓的生活、生命中的大课题,围绕它,我们该说些什么,又该做些什么?该信什么,又不该信什么?《新闻周刊》本周视点关注,谁的PM2.5?

  5月30日,雨后的北京天气晴朗,市民们喜出望外,“随手拍蓝天”竟成了一场纪念活动。而在6月5日本周二公布的官方数据中,2011年北京全市空气质量二级和好于二级的“蓝天”高达286天,统计数字和民众感受大相径庭。

  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教授 贺克斌:蓝天是一个抽象的形象说法,就是它是以那个二级标准达标与否然后来算,如果说达到二级标准,老百姓感觉不到这到底是好还是不好,二级标准是个什么东西,大家可能也不熟悉。

  一边是环保部门表示“空气质量正在好转”,另一边则是民众对蓝天表现出的狂热和渴望,PM2.5这个简单数字的公布,似乎也承载着人们对于基本生存权利的呼吁与争取。或许正如一位网友所写:“空气面前,人人平等,我只是不想让我生活的地方,永远是灰暗的颜色。” 在本周二的世界环境日上,北京市宣布今后停止使用“蓝天”数来评价城市空气质量,将使用与市民感受度趋同的区域污染物浓度,并最早于明年发布PM2.5年报。

  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 马军:因为原先老说不发布嘛,那责任就在政府了,那么现在它发布了,等于这球就踢过来了,然后怎么办呢?我发布了,那么监测、发布这就是一个起点,这是一个漫长里程的一个路程的,踏上征程的一个起点,作为公众,我们应该动员每一个公众都参与到这个工作中间来。

  “PM2.5标准与国际低水平接轨,是眼下的现实情况”,6月5日本周二,环保部在《2011中国环境状况公报》发布会上,对公众关注的PM2.5新标准作出了这样的解释;而同一天举行的世界环境日高层论坛上,环保部部长周生贤也表示,我国PM2.5标准与国际低水平接轨,是从中国国情出发与外国经验的结合。目前,中国的PM2.5年均浓度标准为35微克/立方米,仅高于印度。而就是这样一个“最低标准”,也让很多城市陷入了不合格的困境之中。

  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教授 贺克斌:像第一批城市出来以后,大部分是不达标,老的国标接近90%(达标)了,那么新的标准下来以后,基本上倒过来了,就是说可能20%、30%的城市能够达到,70%、80%的城市达不到标准。

  PM2.5,是指大气中直径小于或等于2.5微米的颗粒物,也称为可入肺颗粒物,对人体健康和大气环境质量的影响巨大。北京市民似乎是最早开始大范围关注PM2.5的人群,2011年10月底,北京连续几天大雾,空气质量明显下降。北京市环保局显示的“轻微污染”与美国大使馆公布的数据差异很大,引发网友质疑,其中的PM2.5受到广泛关注。此前,各地环保部门的“空气污染指数”中并不包括PM2.5颗粒物的浓度。很快,民众自发监测、环保组织呼吁等一系列活动,让PM2.5成为人们判断空气质量的“非官方标准”。

  环境保护部科技标准司标准处处长 裴晓菲:在那个阶段的时候,我们开会那么很多专家认为说,中国目前这个阶段就控制PM2.5,可能是有点儿过早,因为它难度非常的大。我如果说没有一套成熟的这个,跟这个标准相配套的污染治理措施的话,那长期不达标对老百姓也是不会满意的。

  PM2.5的“遮遮掩掩”,终于还是在公众的呼声中掀开了面纱。今年1月21日,北京首发PM2.5浓度值;3月2日,我国新修订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发布,新标准增设了PM2.5平均浓度限值;3月8日,广州开始公开发布PM2.5数据。5月24日,环保部公布了《空气质量新标准第一阶段监测实施方案》,要求全国74个城市在10月底前完成PM2.5“国控点”监测的试运行,12月底前公布监测结果。至2016年1月1日,全国实施新标准。

  白岩松:最近几年,人们很怕平均数,因为它有欺骗性。比如一个身高一米六的人和姚明站在一起,平均身高就达到了最少一米九,可谁都知道,一米六依然是事实。同样,涉及空气质量也是如此,好的坏的可能都真实,但一平均反而不真实。比如6月5号这一天,广东150名市民去体验大气样本采集和监控现场。提到PM2.5,工作人员说广州的PM2.5大部分时间达标,而且越来越好。这时,一位来自番禺的女士从包里拿出了一个纸包,纸包里是一层烟灰,从自家阳台上收集到的。她感觉每天这儿的烟灰让她睡不好,空气质量很糟糕。您看谁说的好像都对,那哪儿错了呢?

  本周,广东省环境监测中心在世界环境日当天,迎接了百余位市民的到访,这中间不仅有市民自带从家中聚拢的烟尘,还有人带来了具有监测PM2.5功能的手机,要求与检测中心的专业设备现场分个高下。

  市民:我们想去对比一下。

  广东省环境监测中心副主任钟流举:你可以到我们的采样口去测一下,你们的颗粒数和我们的颗粒数有何区别,我们是从2纳米到1万纳米都可以测出来。

  尽管这一天是世界环境日,但广州的空气看上去还是有些灰蒙蒙的。而就在此前一天,广东省实时公布空气质量状况的62个监测站点里,超标的有6个,其中广州就占到了4个,首要污染物全部是臭氧超标。钟流举表示,由于南方沿海城市高温高湿的特点,其实9月份才是广州空气质量面临考验的时候,到时PM2.5和臭氧都可能出现超标情况。

  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教授 贺克斌:在广州这个地方,硫的问题,氮的问题和VOC(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问题都是存在的。并且它的复合型污染的典型性在几个城市群里头也是最典型的之一。比如说PM2.5,那么它有一次(污染),比如说柴油车直接排放出来的,同时也有二次的(污染),就是二氧化硫转化成硫酸盐,氮氧化物转化成硝酸盐。

  其实对于PM2.5的监测,广东在国内来说应该是处于前列,早在1999年,广东省环境监测中心就与北京大学合作,开始进行包括PM2.5和臭氧在内的大气复合污染研究性监测工作;2002年,又在科技部的支持下,建立了国内第一个区域大气复合污染立体监测网络,实时发布区域空气质量指数。但令人尴尬的现实是,天是灰的,空气质量却是良,此类数据的屡屡出现,最终招致抨击,有人就以广州为例指出,是扎堆设在学校和公园的监测点,美化了空气数据。

  中国气象局广州热带海洋气象研究所研究员 吴兑:我们国家严格地把环境空气质量和污染源在线监测分成两个体系,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点)一定是远离污染源的。

  尽管对于这样的指责,环保部门能够做出解释,但市民或许更愿意相信自身最直观的感受。工业产值占GDP约1/3,又入选PM2.5监测试点城市,广州面对环境总体评价下降的压力显然无可回避,真实的PM2.5数据虽只是面子问题,不会影响到空气质量好坏的本质,但接受并努力改变这样的现实却需要勇气和智慧。

  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教授 贺克斌:在广州这些地方,可能要按照新的空气质量标准,PM2.5达标是第一步。那么臭氧达标可能后边还会有遇到更大的挑战,因为刚才主要问题二氧化硫、火电厂,火电厂的二氧化硫相对还要好办一些,中小(工业)园的工业锅炉排放的二氧化硫和其它氮氧化物更难。然后像VOC挥发性的有机物它那个(工业)园的种类和分散程度,又比前两种还要更麻烦。这个时候说,而它跟臭氧 PM2.5的有机成分部分有很直接的关联。这个时候在广州这些地方,可能在这个问题上显得更突出一些。

  同样是世界环境日,关于PM2.5数据真实性的问题,又被摆在了刚刚通报完《2011中国环境状况公报》的环保部副部长吴晓青面前。在记者提到美国使领馆监测发布PM2.5数据时,吴晓青表示,希望个别驻华领事馆尊重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停止发布不具有代表性的空气质量信息。这是自2008年美国使领馆发布PM2.5监测数据,并在2011年与中方数字出现巨大差异引发大规模讨论以来,中国官方首次对这一行为提出抗议。

  环保部副部长 吴晓青:中国空气质量监测及发布,涉及社会公共利益,属政府的公共权力,个别国家驻华领事馆自行开展空气质量监测,并从互联网发布空气质量信息,既不符合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的精神,也违反了环境保护的有关规定。

  解释一个空气监测数据的差异,从应对国内的质疑,最终上升至国家内政被干涉的高度,这或许也能表明环保部门乃至整个国家,在面对发展与污染时所承受的压力,但更重要的,却是直面压力之后,转变发展模式的艰难选择。

  白岩松:如果一件事情大家仅仅是在那儿争论,而没有事实地改变和行动,那属于有些瞎耽误工夫。围绕PM2.5同样如此。还好,你来我往的吵架中,很多做法开始让人有些欣慰。比如北京,被人诟病了多年的所谓“蓝天天数”终于告别现实,进入了历史,走向更务实的用数字说话。而同样在这几天,北京的汽油标号率先进行了调整,93号油变成92号,97变成95,表面上的数字变化,背后是油品的更加环保化,这些动作可能会更实在地改变一些什么。

  北京电视台记者 张默:我现在是在北京南二环的一家加油站,这里即将举行的就是京V汽柴油标准的置换启动仪式,从这一刻开始 97号和93号这种汽油标号正式退出了历史舞台。我们看到工作人员正在更换标号。

  2012年5月31日,北京市开始实施 车用汽柴油京V标准。新标准下,油品质量已经接近目前国际最高水平的欧V标准。如果北京市500多万辆机动车全部使用京V油品,汽车尾气中的各种有害物质排放都会大幅减量,比如氮氧化物这一项,轻型汽油车的排放会下降大约25%,而重型柴油车的排放更会下降大约43%。考虑到汽车尾气是城市中PM2.5的重要来源,可以想见,北京的空气质量一定会有所改善。

  油品标号升级,质量提升,同时为了鼓励人们使用,价格维持不变,对于北京这个深受PM2.5困扰的大都市来说,这样的进步可以看作是环境压力倒逼下的产物。遗憾的是,不是每个地区都在进步。

  最近一段时间,四川盆地由于焚烧秸秆,造成多个城市的空气污染,省会成都变雾都,一个月前提出的力争秸秆零污染的目标,看上去成了笑话。事实上,秸秆问题困扰成都已经十几年,成都市政府甚至成立了专门的秸秆办,每年派出大量人力到周边农村巡查,但一直收效甚微。很多人忘记了,在上世纪80年代,成都曾经以发展农村沼气闻名天下,那时的中国政府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在此设立了沼气研究中心,每年还给其他国家培养沼气人才。那时成都周边几乎村村用沼气,大部分秸秆投入沼气池。而现在政府不再大力发展沼气了,将无法处理的秸秆偷偷烧掉,成了许多农民最省力气的办法。

  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教授 贺克斌:在北京奥运、上海世博、广州亚运都针对这个问题(秸秆焚烧)采取了一些措施的,北京奥运基本上是河北省花了很大的精力,在周边就是通过人力,群防群控去监管这种方式,如果导致这么大的问题,我要花很多经费去控制跟污染相关的事情,那么我花的经费是不是可以设计成另一个政策?

  巨大的人力物力,是投入监控,还是投入治理?为什么以往成功的经验,在今天难以继续?面对并无多少经济利益,却能切实改善空气质量的技术措施,需要做出的,似乎是思路上的转变。

  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教授贺克斌:这里头可能在政策设计上,根据大的现在市场关系还需要有一些新的技术上和政策上的设计。比如说把它弄来作其它的原料,或者是发电,焚烧发电这些东西。那么就让大家来想办法。

  秸秆焚烧只是中国PM2.5问题中一个相对次要的问题,却凸显了革新思路的重要性。

  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教授贺克斌:最大的难度还是我认为我们在快速增长过程当中,怎么样选择好一个发展方式,我原来讲过,我们现在要追求的是2020年的GDP,我们都有规划,应该达到多少,但是1990年的排放量,如果是能做到这种状态的话,那我们可能就是经济成就和环境质量两个都抓到手了,现在这个矛盾还没有完全地解决好。

  2012年第一季度,中国的GDP增速降到了8.1%,创下了将近三年来的最低值,最近两个月,一些高耗能高排放的大项目又开始大张旗鼓地上马,学界普遍估算,新一轮经济刺激计划的规模在2万亿元左右。在这样的背景下,以往费尽心思取得的减排成果,会不会被轻易吞噬?我们会不会在一条危险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已经成为不容忽视的问题。

  白岩松:去年这个时候,在德国和当地媒体有一个对话,其中吃饭时谈到了空气质量,很有意思。最早中国人到德国带方便面是为了省钱,回国买大件;再后来到德国看各种名牌,眼花缭乱;再再后来,中国人到德国,这个也买那个也买,都嫌便宜,中国人真是有钱了。可现如今,十个中国人到德国,九个一下飞机都大呼吸两口空气,并且感慨:“啥时候中国城市中的空气也都这样就好了!”其实这个过程就是一个进步的过程。对于物质的追求,正在走向把生命健康当成更重要目标的过程。最后一个德国朋友说了一句话把我们逗乐了,对于目前的中国来说,其实空气比民主、自由、GDP好像还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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