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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网络电视台消息(新闻调查)：这是北京3月里的一天，没有风，也不见蓝天。这样的天气会给身处其中的人们带来怎样异样的感受呢？
记者：你当时就是用那个防毒面具？
薛蛮子：就这儿，就在这儿，就在这儿拍的。那天是伸手不见五指，全全是，完全跟黄山似的。
薛蛮子，今年58岁，家住北京东四环外，戴着面具的照片，就是在位于31层的阳台上拍摄的。
记者：当时是把它当作一个行为艺术是吗？
薛蛮子：当时就是一个玩笑，那天确实天非常坏。
记者：你是想用这种方式来说明北京的空气质量？
薛蛮子：当时呢，我觉得有相当大的调侃，出去了就变成，就变成挺热闹的一件事，好多人要团购这东西，对。
据统计，在2011年灰霾严重的那几天，网上的口罩销售火爆，而收货地址最集中的城市是北京。
金灵(外企员工)：像每天坐在那个，我上班在嘉里中心(近北京东三环)，看见窗户外面就像世界末日一样，隔着十米，晚上你看不到对面的楼，那个时候就觉得心里面还是很担心的。
金灵是位外企员工，她和丈夫弓志强上班的地点都在北京东三环的中央商务区，那几个灰霾天让他们对北京的空气质量感到前所未有的担忧。
弓志强(工程师)：北京空气很差嘛。
金灵：然后还有包括我们就会开始就是说第一步先买一个口罩。
出门戴口罩实属无奈之举，像金灵和弓志强这样的上班族，大部分时间都会待在室内，他们很想知道在严重的灰霾天气里，房间里的空气质量与室外相比，到底是更好还是更糟糕呢？于是，金灵和弓志强开始上网检索，他们很快发现一个与空气质量密切相关的专业词汇正在被许多人所关注，它就是PM2.5。
记者：那当时就是说，没有炒PM2.5之前，你们并不知道，只是有一个感性的认识？
弓志强：因为PM2.5在中国，现在在运行的那个国家标准里是不测的，以前报的只有PM10，对吧。
记者：对。
弓志强：北京的空气质量特别突出，去年下半年就每天都是那种灰蒙蒙的，所以各种媒体才开始说这个事，才开始说别的国家是测这个2.5的，我们是没有测的，这个灰霾天气是由2.5造成的，因为它这个吸光性特别强，所以导致就是空气能见度差。
弓志强他们还发现热心的网友专门制作了关于PM2.5的动画来解释这个生僻的专业术语。
于微是一位热爱暴走的北京小青年，她喜欢在周末约上几个人一起到户外行走，而这些年轻的暴走族也在2011年的冬天开始关注PM2.5。
于微：特关心。
记者：特关心，怎么个特关心法？
于微：因为我对空气挺敏感的，就是，就自从去年那个雾，是去年吧。记者：雾霾天气，比如说。
于微：对，一直到现在，我基本上都是一直有咳嗽，然后不停地流鼻涕，就没好过，但不是感冒。
记者：你觉得这是PM2.5给你造成的？
于微：应该是吧，刚才走的那条路过来，因为就土特别多，所以我一直在流鼻涕，一直在擦。
2011年这个灰霾严重的冬天，使得PM2.5从一个科学术语迅速变成了倍受关注的公共词汇。在当时，各地环保部门的“空气污染指数”是将常规监测的几种空气污染物浓度简化为单一的概念性指数值形式，其中并不包括PM2.5颗粒物的浓度，但是公众却表示“空气污染指数”和自己对天气的直观感受常常存在着差距，于是不知不觉中，在民间社会PM2.5逐渐成为人们判断空气质量的“非官方标准”。
记者：你是什么时候开始介入的？
薛蛮子：当时呢我就是觉得，北京那时候很明显的若干日 ，就是几乎是灰霾天气 ，几乎是雾都一样，那时候呢小孩非常不舒服，小孩也出现哮喘，有了这个数字，我就让他，小孩就不能够去户外做长跑。
薛蛮子还发现，在公众谈论的话题里PM2.5越来越热，与此同时，各大媒体也开始纷纷推出与PM2.5相关的报道。
记者：你都看吗？
薛蛮子：但有看个大概齐，PM2.5的跟别的都不一样，几乎是清一色的支持，没有任何人说老子就要污染，老子就越污染越踏实，没有这个，一个都没有。
记者：你谈论这些话题的时候，是基于你自己的健康考虑呢？还是认为这是一个公共政策问题你想要参加？
薛蛮子：我当时最初的接触这件事情是跟自己小孩生病有关，但是我之所以对这件事有兴趣。
记者：把他当作公共事务来对待？
薛蛮子：对，那肯定是公民意识问题，从国家来的角度一定要考虑到(PM2.5)，尤其是我看到钟南山院士专门在他得奖的时候，在他得一个吴阶平奖，那是中国医学界的最高奖，他突然说这东西赶紧得折腾，人家中国呼吸道研究院的院长，就说中国赶紧要公布，这事刻不容缓，所以我们反复地说。
薛蛮子从大量的媒体报道中发现公众要求政府将PM2.5纳入国家空气质量检测标准，并监测和公布PM2.5数据的呼声越来越高。那么，对于环境信息的发布在公众的眼中，政府究竟肩负着怎样的责任呢？
马军是一家名为“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的民间环保机构的创办者，他一直致力于搜集和整理与环境污染相关的官方数据，并将其公开发布在网络上。
马军：我们两家开发了一个叫做污染源信息公开指数，每年就是对这113个城市环保重点城市进行一个评价，评价它们是不是。
记者：愿意公开自己的信息。
马军：对，充分地把这些信息能够全面、及时、完整，用户友好地向公众去告知，那么我们看到第一年100分中间，它们平均分得到了31分，第二年得到了36分，最近的这一次40分，突破了40分，可以看到中国的信息公开是在取得进步的，但与此同时呢，还是处于一个比较初级的阶段，应该讲绝大多数的城市不能够，甚至不能达到60分的及格线，而这60分是按照法规要求设定的，所以实际上它们连法规都没有能够遵守。那么我想这个方面呢，我们在这种信息时代，政府需要主动地去做自己的监测和发布，去满足公众的环境知情权。如果不能够做到的话，就会等于失去了自己的权威性。
随着PM2.5这个话题在社会中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人们对获知PM2.5监测数据的愿望也越来越强烈。在许多大城市里，一些对环保有着浓厚兴趣的志愿者们开始准备付诸行动，而与此同时，人们也非常希望了解政府的环保部门和管理部门究竟对监测和公布PM2.5的数据抱有怎样的态度呢？
在世界范围内，美国是较早开始研究PM2.5的国家，他们将PM2.5规定为考量空气质量的一个重要标准，认为每立方米空气中PM2.5的含量数值越高，就代表着空气污染越严重，对人体造成的危害可能性也越大，公共卫生领域的研究人员经过长达16年的研究，发现了PM2.5数据与人体健康之间可量化的规律。
潘小川(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教授)：一般的心血管系统的疾病每增加10个微克PM2.5的颗粒物，大概人群的死亡率会增加千分之五。
潘小川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环境卫生学教授，他从1998年就开始从事PM2.5颗粒对人体健康影响的流行病学研究。
记者：那你怎么确定就是说这个就是，因为颗粒物的这个相关性导致的呢？
潘小川：对，实际上颗粒物对健康的影响，应该具体讲实际上是颗粒物表面吸附的各种化学物质对健康的影响，一般我们把它分两大类：一个有机，一个无机，现在已经明确是一些重要的对健康有非常重要危害的一些元素。
记者：那你们的研究PM2.5，这一部分的细颗粒对人的健康危害，主要有哪些方面？
潘小川：颗粒越细，理论上讲它可以越吸到肺的深部，引起更多的像哮喘、慢性的气管炎，这些呼吸系统疾病更容易引起刺激，也可能对心脏有刺激，可以诱发特别是老年人的一些心梗、冠心病什么的。
事实上近年来，有关PM2.5的研究在中国的科研机关和高等学府中一直都在不断地进行着。但是，由于科学家们得出的研究报告和监测数据大都发表在专业期刊上，很难引起普通公众的注意。
王庚辰(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 研究员)：比较早地向国家向环保部门提出来要重视大气当中的细颗粒物。
王庚辰，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从1990年代开始就从事PM2.5的研究，并在近两年参与了修订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的讨论。
记者：就你参加这些讨论，空气质量标准修订的过程中，PM2.5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话题吗？
王庚辰：比较重要的话题。
记者：那关于PM2.5的话题，在讨论的过程中有分歧吗？
王庚辰：分歧肯定是有啊，涉及到修改标准，作为标准要强制性执行了，这个就有分歧了。
记者：这个分歧主要是什么？
王庚辰：最主要的就是现在我们可能还不到，时机不成熟，为时尚早。因为我们的初衷是要改善这个环境，但是你做不好了，那反而就引起一些混乱、一些结果，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记者：当时持这种观点是一些什么样的人？
王庚辰：反正也有科学家，也有管理工作者吧。
记者：管理工作者主要是哪些部门呢？
王庚辰：主要是环境部门的管理工作者。
根据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的编制说明显示：1982 年我国颁布了《大气环境质量标准》，并先后于1996年和2000年进行了两次修订，2008年第三次修订正式启动，2010年11月，环境保护部网站公布了该标准修订的第一稿，并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王庚辰注意到，在“表1环境空气污染物基本项目浓度限值”中，并没有出现PM2.5的标准，而是将其放在了“表2环境空气污染物其它项目浓度限值”中，而基本项目(表1)，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其它项目(表2)，由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省级人民政府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具体实施方式。
裴晓菲(环境保护部科技标准司标准处 处长)：但是应该客观地讲就是从我们这个2008年启动开始，PM2.5就已经进入到我们的视线。
裴晓菲，环境保护部科技标准司标准处处长，他从2011年开始负责对《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的修订工作。
记者：实际上是确定把PM2.5作为一个所谓的就是，可以选项的这样一个检测标准，就是有条件的地方你就开展，没有条件的地方就不开展。
记者：那当时定下来用这样一个标准是出于什么考虑？
裴晓菲：在那个阶段的时候，我们开会那么很多专家认为说，中国目前这个阶段就控制PM2.5，可能是有点儿过早，因为它难度非常的大。记者：我理解就是难度大跟检测之后，我们先公布现在我们的整个空气中PM2.5的实际水平，这应该是两回事。因为检测出来、公布出来，实际上是让公众知道有这么回事，至于能不能现在治理达标，这可能是另外一回事。
裴晓菲：其实从公众那个角度，包括从媒体这个角度，大家可能更关注说你不就是让你把这个数监测一下，你告诉大家是个什么情况？但是对于管理部门来讲，我们绝对不能这么想，我们肯定更关注的是我告诉完你之后，我要怎么去治理，我如果说没有一套成熟的这个，跟这个标准相配套的污染治理措施的话，那长期不达标对老百姓也是不会满意的。
据了解在治理PM2.5污染物方面，美国一直被认为是较为先行的国家。1997年，美国环保署首次在“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中增加了PM2.5的指标，而后经过8年的治理，到2005年，美国仍然有39个地区达不到1997年颁布的PM2.5的标准，这样的先例让各国的环保部门清楚地意识到治理PM2.5 并非易事。
记者：那你当时同意这种看法吗？
王庚辰：从北京市的形象，从环境大局考虑都可以理解。但是要从真正做这个工作，我们要面对这样一个现实：咱这些年肯定是对环境有很大的破
坏。但是我们可以说，现在我们不应该再这样做了，我们就应该去治理它，所以我们必须要这方面还得要加强做，而且做必须要作为强制性的做。
记者：当时提建议 ，还是要求把它变成强制性标准，那当时有关部门采纳吗？
王庚辰：他们也挺重视，建议都是都有回复。
记者：回复你们当时是什么内容？
王庚辰：就是我们作为一个科技工作者，我们尽量地把我们的想法来谈出来，最后决定权还是应该政府部门他们来。
在世界范围内关于PM2.5规制的情况，各个国家都有所不同，例如欧盟虽制定了PM2.5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但要到2015年才开始实施，而英国一再推迟采用PM2.5标准，但已经开始PM2.5的监测和数据公开，日本虽然对环境问题很敏感，但直到2009年，才提出有关PM2.5的基础提案，据日本媒体报道，其原因之一是担忧目前并不景气的日本经济，会因此而遭遇复苏的障碍，就目前看来，对PM2.5规制情况最好的国家之一是美国。2000年PM2.5的监测在美国全国实现了常规化，那么，对于经济高速发展的中国来说，在PM2.5的监测与治理问题上又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
程景是一位热衷环保的志愿者，他手里的仪器是一台美国产的PM2.5监测仪。
记者：那咱们测一下。
程景(环保志愿者)：好的，咱们现在用咱们的仪器测一下。
这是程景第一次在北京东三环外的女人街上检测PM2.5。
程景：我的手机只能测出AQI，但是AQI 我是可以算出来，PM2.5多少的，我这5点的了，5点的都有了。
记者：5点的是多少数值？
程景：5点的是55 ，55的话是相当于17左右，PM2.5是17。那咱们测出来的，看看，17测的是4点，就是16点17点这段时间，一个小时的平均值还是5。
记者：那怎么会差别这么大呢？你平时用这个仪器它的精确度，你觉得？
程景：毕竟咱们这个时间还是那句话，测的太短了，只有一两分钟，不能说明很大的问题。
在我们遇到程景之前，他摆弄这个仪器已经有好几个月时间了。在2011年的冬天，北京、南京、上海、广州等多个城市出现了一批自发检测PM2.5数据的环保志愿者，有媒体戏称他们的行动是“我为祖国测空气”，刘昌峰也是他们当中的一员。
记者：那你当时测空气 ，当时是在哪测的？
刘昌峰(环保志愿者)：我当时拿回来，重点去测的我儿子房间，儿童房数据特别差。然后去测地铁里面，地铁里面的数据也非常非常好。
记者：这好像跟一般人的认知，好像有点？
刘昌峰：对，我当时也比较惊讶，我觉得第一个是禁烟，因为二手烟对它那个仪器的影响特别大。就我测试的时候，5米之外有个人叼着烟，就是抽着烟从那走过去 ，那个时候就能跳到，比如本来是30多、40多，一下就能到100多，就是二手烟影响特别大；第二个就是，大家开玩笑，说是因为地铁里面的人太多了，所有的人呼吸，实际上是一个肺泡的过滤，就大家在这儿讲这个事情。其实想想，其实就每一个人相当于一个空气净化器。
记者：那在这之后还测过吗？
刘昌峰：就是年三十的晚上，年二十九那天的空气很不错的，早上起来都20多、30多，然后到了晚上十一点的时候开始到200多、300多，十二点到一点的时候，最高的时候到了600，这个影响已经非常大了，还是影响非常大。
而在程景检测的过程中，他获得的 PM2.5的最高数据记录超过了刘昌峰在除夕夜获得的数据。
程景：当天了，看当天，有一次测出来一个特别吓人的数值，是1179微克每立方米。
记者：在什么地方？
程景：西南二环角上，等于是那天正好大雾，上班高峰期。
记者：那你当时在西二环是在主路上还是？
程景：主路边上，那样的话旁边好多人在健身，在健身，所以我赶紧给他们劝回去，别在这儿健身。
虽然这些都不是用科学、系统方法检测到的 ，关于PM2.5的具权威性的数据，但是包括程景、刘昌峰在内的全国各地的环保志愿者们，还是向社会公众公布了他们的检测结果，而这引起了一场口水战。
事后人们发现，这位个性鲜明的发言者，当时真实身份是北京市环保局新闻发言人杜少中。
薛蛮子：凡是有争论就有大家就会关注这个问题，越多人关注对这件事的解决，只有帮助没有坏处。
记者：你就认为其实这个争论本身也是促进问题解决的？
薛蛮子：绝对是，一个非常重要一个，很简单，一打架大家就围起来，不打架光说话没人听，骂起来，马上就围二十个人，一打起来，好几千人就来了，围观呐，一有围观那肯定，围观多。
当时，尽管在社会公众当中和许多媒体上关于PM2.5的话题被议论得沸沸扬扬，但是人们似乎并没有听到真正来自官方的回应。
薛蛮子：当时其实是挺绝望的，有相当一段的时间根本没人理。
记者：对啊，那你怎么来理解？
薛蛮子：基本上没人理的主要原因节能减排是一个官员能不能否升迁的一个关键的事，如果一下子大家做不了官了，这事阻力大，我一想这事难度很大，因为你想想我们是一个个人，我们有什么招啊，要权力没权力，三个半粉丝那解决啥问题，完全是没戏。
记者：那你觉得他们(官方)这种想法可以理解吗？
薛蛮子：每一个公民一个国家，最基本的任务就是给每一个公民提供一个完整的衣食住行的一个基本的安全的标准，而空气是一个最基本的，空气、水、土壤这些地方是人类生活的基本要素，这事你不能保证，你还保证什么？说其它的都没有意义。
由于得不到官方的回应，人们开始在微博之外寻找其它有效的交流通道。
于平(博友)：我早就想到了信息公开这个申请的渠道。
于平也是一位北京的居民，2011年11月，他做出了一个决定，向北京市环保局申请有关PM2.5监测数据的信息公开。
记者：当时是出于什么考虑？
于平：我看杜少中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他们有这个数据，但是不能公开，我觉得这个就很不合理，就是你们要没有就算了，你们有了为什么不告诉我们纳税人呢，是吧？当天晚上我就在网上通过网络申请，然后我就考虑到双保险，第二天就通过EMS我就发了过去。
记者：给北京市环保局？
于平：对。
记者：还记得是哪一天吗？
于平：11月12号，我还记得好像是，对。
记者：你当时那个申请里头具体写的内容是什么？
于平：公布你们10月份到11月份，大概就是跨度大约一个月的监测数据。
记者：你当时是以什么身份？
于平：我是以公民身份，就是个人申请嘛。
记者：那当时寄出去之后有回复吗？
于平他们隔了大概两三天，那天早上就突然环保局打电话给我。
记者：反应还挺快。
那么在当时，对于于平申请公开PM2.5监测数据的要求，北京市环保局给出了怎样的回答呢？
于建华，北京市环保局大气处处长，对当时的情况他有所了解。
于建华(北京市环保局大气环境管理处 处长)：其实按当时咱们空气质量的标准，应该说它所检测的污染物的种类并没有PM2.5。
于平：(环保局)打电话就是说因为不是法定监测项目。
于建华：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要是一个属于政府的一个依法开展行政工作的一个行为的话，那么它这个依据当时应该说是还没有建立起来。
于平：就是按照《信息公开条例》，我们是不能提供给你的。
于建华：因为对于咱们说，政府依法来评价和反映环境质量，它都是依据国家的标准和法规。
于平：然后他说这个申请你们是不是可以撤了。
记者：那当时给你这个回复你满意吗？
于平：我当时肯定不满意，怎么说呢，我觉得还是一种这种行政保密主义的一种惯性。
就在于平向北京市环保局申请信息公开后不久，他发现南京、上海等地的公众也开始向当地的环保部门申请信息公开。随后，于平又从媒体报道中看到上海市环保局公开了过去5年当中当地PM2.5监测的历史数据。
于平：既然上海能做到，为什么北京不能做到呢？
记者：你又给他发了一次申请？
于平：对。
记者：还是申请他们公开数据？
于平：对。
记者：跟上次申请是一样的？
于平：然后他们一开始没给我回复，但是当时我就基本上失去信心了，我就没有就是我说我要走所有的法律程序，包括诉讼程序，哪怕跟政府部门
对簿公堂我说。
记者：当时想到对簿公堂？是想想还是真想打官司？
于平：我都写好了，我当时全都写好了所有东西，我就给一个搞法律的比较专业的，他专门研究《行政法》的，给他们看了一下，他们说也可以，
挺好的，我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2011年的这个冬天 ，从严重的灰霾天气出现到人们对PM2.5话题的热议 以及与之相关的各种行动，前后大约经历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那么作为政府部门来说，是否感知到公众对这一话题前所未有的关注和积极参与的热情，在《环境空气质量标准》，这一公共政策制定的过程中，来自公众的舆论和行动 又是否会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呢？
记者：那么你们作为环保部门，有直接感受到来自公众这方面的压力吗？
裴晓菲：如果你去看一下我的那个工作的日程安排的话，我们那段时间会是几乎是一天接着一天地开。
记者：那当时你们感受到来自公众的压力主要通过什么样的途径？
裴晓菲：我是一共收集了130期的舆情动态，大概有2000多篇关于空气质量标准的报道，都是去掉了重复的，还有就是也有一些公众给我们写信，我觉得是起到了非常大的一个推动作用。因为在2008年最初的时候，是把它纳入到表2，就是把它作为选测的项目，2011年就是去年的8月23号，我们环保部常务会专门研究了一次这个标准，所以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明确下来了，就必须把PM2.5纳入到表1，就是必测项目。所以大家也都知道，去年10月份开始全国大范围出现灰霾天，那么百姓、包括媒体都普遍关注这个问题 。
记者：但是也会有一些压力，是吧？
裴晓菲：那是肯定的，就是我们觉得这个标准，如果出台慢了的话都觉得这个是由于我们工作上的失误。
据了解，当时裴晓菲他们就公众的关注和修订工作的进展专门向国务院进行了汇报，而国务院为此召开常务会议对《环境空气质量标准》进行审议。
裴晓菲：国务院常务会议，第一次就这么一个标准进行审议，因为根据法律的规定，我们环保部门它就有权制定和发布环境质量标准。
记者：结果上报了国务院。
裴晓菲：对，上报了国务院的常务会议，这个当然是一方面说明了我们国家领导人很关注民生、非常关注这件事；另外一方面也说明这项标准的发布它意义非常大，它牵涉的面非常广，当然制定难度也非常大，所以还是需要中央下这个决心。
2011年11月16号，环境保护部有关负责人向媒体通报正在修订中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即日起向全社会第二次公开征求意见 ，而二次征求意见稿最大的调整是将PM2.5纳入常规空气质量评价，这意味着人们所期望的PM2.5的监测与数据公开即将成为现实。
2012年2月29号，环境保护部发布了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PM2.5由表2 调整到表1中，这一标准自2016年1月1日起在全国实施，而其中对于PM2.5的标准设定采用的是世界卫生组织，针对发展中国家所制订的第一阶段最宽的限值，就在这一标准发布后不久，各地的环保部门都做出了相应的举措。
于建华：今年咱们现在北京市市政府为民承诺办的第一件实事就是建立一个PM2.5的监测网络。
据于建华介绍，目前公众通过网络和其它媒介可以随时获知北京市现有的一个监测点所发布的PM2.5实时监测数据。在2012年年底之前，北京市将力争建立由35个监测点组成的，包含遥感技术等科学手段的PM2.5监测网络。
于建华：应该说今年我们的网络建成之后，我们把不管是空气质量评价还是对于百姓的信息服务，应该说会做得比以往更好。
记者：那现在实际上检测是公开了，但是检测的目的是为了控制PM2.5？
于建华：对，是为了降低空气中间的污染物。
记者：那在这方面，你们现在环保局面临的压力是不是跟过去比起来更大了？
于建华：咱们围绕着近几年的空气质量治理，应该说市政府已经印发了关于2012到2020年八年的咱们说的大气污染治理措施。
记者：那你觉得按照这样的一个标准推进北京市的空气质量能够在预定的期限内有一个较大幅度的提升吗？
于建华：八年之内的一个空气质量改善的目标是，到2015年各项污染物的浓度比2010年下降15% ，到2020年比2010年的下降30%。记者：也包括PM2.5吧？
于建华：对。
据于建华介绍北京地区PM2.5污染物的构成中，机动车直接和间接的排放占22%，煤炭污染占16.7%，工业喷涂占16.3%，城市扬尘污染占16%，农村秸秆焚烧等占4.5%，还有24.5%来自北京周边地区，针对这些污染源 ，北京市政府已经出台了九大治理举措。
记者：你觉得难度大不大？
于建华：即使我们现在按照我们预设八年的目标，如果到2020年，所有的污染物降低30%的话，我们的PM2.5仍然是不达标的，我们的PM2.5到时候年均大约在50微克每立方米左右，国家的标准是35，所以我们还离国家标准有一段差距。
记者：那你就是说到2020年降低30%，也差不多只能降到50微克左右？
于建华：对，越往后应该说降得越慢越难。
记者：那这个会不会让很多人听起来有点绝望？
于建华：这个应该说是在科学的基础上，按客观规律来推动这件事情的，在国外就是关于PM2.5治理和改善多数都是在四五十年以上的时间里达到这个目标的，它涉及到我们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把各项的措施都给它协调统一、综合治理，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改变PM2.5。
四月的北京，灰霾渐渐消散，晴朗的天空和温暖的阳光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人们的生活里，而环保部门实时发布的PM2.5监测数据也显示空气质量良好。
马军：可以说去年对于灰霾问题、PM2.5问题的讨论，它不但是推动了北京市去监测和发布，而且它推动了现在市政府制订了一个到2020年的规划，应该讲这个规划还是非常雄心勃勃的。
记者：你觉得这个规划符合实际吗？
马军：当然对于普通的公众来讲，他可能会听到这样的一个时间表。
记者：有点灰心丧气。
马军：20年啊，当然我们也理解，就是这个难度确实是非常大的。
记者：就是我观察到一个现象，就PM2.5在去年10月份、11月份的时候，大家网上参与得非常热闹，恰好是政府没有检测、没有公开的时候，但是后来当政府检测了公开了，其实人们对这个东西的兴趣就不大了，参与得好像也就没有那么深了。甚至你现在在网上你再发布一个关于PM2.5的知识普及的帖子，似乎也没有人再去转发了，没有人参与讨论了，你怎么看这种反差？
马军：这个问题就在于说当政府开始做这些工作的时候，比如说它开始监测，它开始发布了某种程度上，这个球踢到了公众的半场。
记者：您为什么说发布了之后，这个球就踢到了公众这一边？
马军：对啊，因为原先老说不发布嘛，那责任就在政府了，那么现在它发布了，等于这球就踢过来了，然后怎么办呢？我发布了，那么监测、发布这就是一个起点，这是一个漫长里程的一个路程的，踏上征程的一个起点，作为公众，我们应该动员每一个公众都参与到这个工作中间来。
而刘昌峰一直坚持每天骑自行车或者坐地铁上下班，春天还一定会带着全家去植树，不仅如此，他把家里儿子房间的照明供电也换上了太阳能发电装置。
刘昌峰：我很清楚太阳能的成本远远高过电价，但是我愿意去试一试。
记者：除了政府能做的之外，你觉得我们每一个能够做什么？
刘昌峰：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不一样，包括我自己的同事也聊这个事情，激烈地讨论这个事情，你既要抽烟又要放上一大堆的鞭炮，然后植树节又不肯植树，然后出门买个酱油都要开着车，都要什么什么的，你就不要在PM2.5这个事上一定要当那个愤青去说那个什么了，当然这个是很熟的人的时候，我才能跟他聊这个话题。
金灵和弓志强已经找到了改善家里室内空气的好办法，身为工程师的弓志强自己动手制作空气净化机，目前已经做出了弓氏二代产品。而喜爱暴走的北京小青年于微又开始组织活动了，这次他们选择了北京南五环外。于微希望有一天他们可以不用跑这么远，而是在北京的中轴线或者二环路上享受在干净的蓝天下暴走的乐趣。还有北京居民卢为薇和范涛他们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拍摄了北京蓝天视觉日记，他们拿着这个不起眼的小相机 每天为北京的天空拍下一张照片。
卢为薇(北京蓝天日记 创作者)：我觉得小的时候没有污染的概念，所以那时候记得都是一些秋高气爽的北京蓝天，然后包括我们小时候骑车往香山春游的路上，你会远远看见香山的轮廓特别清晰，就这种印象非常深刻。
卢为薇和范涛数了数他们拍摄的365张照片后发现，北京天空湛蓝的时候一共有180天，这个数字比他们预想的要好很多。
记者：为什么每一幅照片里头一定要找一个人呢？
范涛：我们认为这个环境对人内心感受也好，所谓的现在的幸福指数都是有关系的。
卢为薇：所以有点像是大家对周边环境满意度的一个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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