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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建嵘:来自经验的权力

发布时间:2012年03月09日 00:56 | 进入复兴论坛 |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 手机看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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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建嵘对于自己在微博上发起的每一次活动的时间都印象深刻:2011年1月15日,随手拍照解救流浪儿童;5月3日,随手送书下乡;12月5日,随手解救流浪人群。“随手”这个词里面,是他对网络人群的行动力的分析:有善念;可未必愿意多花力气;不需要组织;成型后却有极大力量。他制定了系列规则,将自己的“随手”活动进一步发扬,目前已经成立了庞大的“随手公益基金会”。

  他是正在变动的时代出现的新类型人物。是学者,但更像社会活动家;替信访人群说话,可又随时出现在高官的讲堂上;上一分钟还在微博上温文尔雅地讲述温情行动,可又能转眼变色,用一种骁勇语态和无赖语言,去斥骂他的对手。

  “千万别把我当人物。”他告诉我。在微博上下,靠这种态度他赢得了大批追随者。不过这点对于他并不是意料之外的胜利,在现实中,他也能上下打通,游走在各个阶层之间。

  “我不是底层代言人”

  见到于建嵘,是在街道之上,北京南二环的国家信访局附近,零下8摄氏度的天气中,他满头的头发都被寒风吹得飘拂,像乱草;旁边是正在被警察带上车的一群志愿者,这些人都是响应于建嵘所发起的“随手救助街头流浪人群”,正在给信访局附近的流浪者发放棉被的时候被警察带走询问的。不过于建嵘并没有上前阻拦,经历这种场合多了,他知道现在不是拦的时候。

  警察也问到于建嵘,请他出示身份证,他眉头一皱,喝道:没有。不知道是因为被他喝止,觉得不好招惹,还是认识他,警察退走。他告诉我这招他用过多次。多年和信访人群,乡村社会和各种权力机构打交道的结果,使这位中国社科院的学者变得多了许多粗豪之气,深谙各种策略。

  这种策略性,在他身上应用得极其纯熟。前天,他刚被评选上某网站的2011年微博“十大感动人物”,可因为隔日他在这家网站的竞争对手网站上开设了微博,结果网站派遣工作人员电话通知他,取消了他的荣誉,理由是委婉的“上级单位不同意”。

  他接到电话,立即勃然大怒:“哪个上级?你告诉我?我今年领了这么多奖,包括‘中国时尚先生’,都没听说有个虚拟的上级来制止我领奖的。你们不想给我就明说,不就是因为我在你们竞争对手那里开设了微博吗?老实告诉你,这种奖多得是,我不稀罕,我们家奖杯都堆在地上了,可是你用这种说法来对付我,那么告诉你,我也不会给你好果子吃,我要写篇微博来揭发你们,把你们搞臭。”在对方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刻,狂怒的他就挂了电话,把对方晾在尴尬和紧张中。

  旁观者如我也目瞪口呆,觉得这么迅速地步步紧逼,绝对不符合常态。不过确实,他家地面上堆满了各种奖杯,于建嵘对这些奖励,既在意,又不在意。

  随即的几小时里,他对此事念念不忘,一直在想如何写一篇言辞有说服力的微博败坏对方的名声,最后,是他的女儿让他安静了下来。“要是写了,可能会带给通知者不利,说不准会丢了工作,还是算了吧。”他才暂时放弃了这个想法。

  多年来,于建嵘一直以中国底层社会代言人的面貌出现在公众面前,他的博士论文《岳村政治》描绘的是乡村政治问题,他的博士生导师徐勇向我介绍:当年于建嵘作为访问学者到他这里学习,就是带着问题来的。“从一开始他就没想成为一个坐在书斋里的学者。”

  早年于建嵘颠沛流离的生活形成了他自己的底色,从6岁到14岁,他一直跟着母亲在湖南各个城市做黑户,这种生活对他影响深远。他更愿意成为一个行动者,一个对底层问题关心的公共知识分子,而不是一个“书斋型”的学者。

  这种非书斋的底色,在于建嵘去年一条引起轰动的微博上特别突出。不少人尽管对于建嵘研究的问题毫不知情,但是就因为他的某种态度就蜂拥而来成为他的“粉丝”了。他的朋友、同样是居住在北京宋庄的某网站部门总监侯志辉就是典型的例子。因为和于建嵘都住在宋庄,他看见了某媒体报道上一篇报道《我为底层说话》后就去了于建嵘的住所。“那里是个上访者集散地,于老师也顾不得管我,我很自然就在一边帮起了忙。”

  那条微博虽然不长,可是侯志辉觉得充分说明了于建嵘的为人。那次于建嵘去江西万载县给县长和局长们讲课,之前县委书记并不知道于建嵘要讲什么,只知道这是给很多部长省长上过课的大人物,所以同意请他来讲维稳。不过当于建嵘讲到强拆是目前不稳定最大的因素的时候,县委书记变了脸色,当场不便于发作,下来请于建嵘吃饭,就开始指桑骂槐,最后一句话让脾性本来就不好的于建嵘当场发作。县委书记说:“没有我们强拆,你们知识分子吃什么?”于建嵘挥手走人,一甩手,把一个想拉住他的局长的鼻子碰破流血,场面十分不堪。

  于建嵘说,他自己哪里在乎这么一个县领导的喝责:“我发条微博,他的升迁就受影响。谁给我没脸,我就让他没脸。”不过这条微博的发表,却带给于建嵘的一个意外是,无数的崇拜者涌来。在去年若干强拆事件的影响下,他转眼成为微博上反对强拆,和官方对立的知识分子的代言人。

  多年以来,于建嵘的上访者调查已经形成规模,在他的宋庄宅院中,上访者递交的材料足足塞满了一屋子,而且还在陆续涌来。另一方面,给全国各地的官员,包括法院系统的法官们上课的机会,又成为了解官方态度的最好途径,这些都使于建嵘的微博成为展现中国目前极端事件的一个窗口。

  不断发生的各地矛盾,则使他的微博有了直播功能。过去他同样去乡土调查,例如瓮安事件发生前,他就多次去那里,有很多一手材料,也给当地官员讲过危险所在,可是缺乏传播性,他的名声始终局限于小众之中。而微博时代,同样是去温州寨桥搜集材料,被微博一放大,他成了“英雄人物”。

  “还真想试试我究竟有多大的影响力。”2010年12月份,于建嵘在微博上发出邀请,广撒帖子,邀请人们来宋庄吃流水席。“出乎意料,每天都有人来,三天时间,来了1000多人。”侯志辉说到当时场景还不胜神往。列举了一系列来访的名单,大家来吃喝,看于建嵘拍摄的“上访者说”的纪录片,形成了一种奇特的氛围,使得以往不关心政治事件的普通人,陡然有了凝聚感。

  可是于建嵘并不认可某些媒体和他的微博“粉丝”给他设定的“底层代言人”的符号。“我从来没有代言过任何阶层,我就是时不时地说些人话,做些人事,你要说我是什么代言人,那是害我。”

  显然,他对自己的认知更清晰,也更了解中国的现实环境。他在有意识地躲开什么,但是另一方面,他的导师评价他的湖南人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性格,又时常出来作怪,他绝对不能安于不吭声的日常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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