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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9日《新京报》刊载《新中国二次大修“国史”修什么》一文，称我国将再次修订国史，纠正时代局限所酿缺憾。其实这项工作几年前就开始了。据我所知，早在2005年，中华书局就已着手点校本“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修订准备工作，并于2007年正式启动。目前各史样稿均已完成并通过专家审查，各史的点校工作正全面铺开。预计2015年全部完成。
“二十四史”与《清史稿》，是系列记载华夏五千年文明的史书，它使中华民族成为世界上惟一拥有五千年连贯、完整历史记载的民族。新中国成立后，在国家领导人的亲自安排下，由中华书局组织全国百余位文史专家，从1959年起，对“二十四史”做了标点、分段，并进行了校勘，纠正了旧本中的谬误、脱漏、衍文、倒置等许多错误，是为“第一次修史”。到1978年，“二十四史”点校本已经由中华书局全部出版。
然而遗憾的是，这部点校本有些“急就章”的色彩，且受时代背景影响，难免有些学术缺憾和瑕疵。这也是为何点校本出齐刚过去三十年，如今又要修订的原因。中华书局总编辑、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徐俊就坦承，“由于受当时政治、学术等客观条件的制约，点校本也存在不同程度的不足和缺憾，给读者利用带来不便。”更为重要的是，史学之美，在于求真，倘若这些不足和缺憾影响到了历史的真实性，那损失就太大了。
行笔至此，不妨问：今人在修史时应如何突破“时代局限”，最大限度地避免各种缺憾和瑕疵呢？时代在进步，相比前辈史学家，今天的史学家应该感到幸运：海内外善本的广泛调查与发现，工具书、索引的大量编纂，甚至全新出土的墓志碑记……各个领域的新发现、新成果层出不穷。更值得一提的是，随着技术发展而实现的古籍数码化，使得专家检索资料的便捷程度大大提高了。但我以为，与技术的进步相比，观念的“进步”或许才是更重要的。
毋庸讳言的是，在人类历史上，无论是著史还是修史，都难免受到各种社会因素，特别是政治因素的影响。历史学家范文澜强调中国文化传统是“史官文化”，但顾准认为：“所谓史官文化者，以政治权威为无上权威，使文化从属于政治权威，绝对不得涉及超过政治权威的宇宙与其他问题的这种文化之谓也。”在封建时代，迫于统治者的压力，史官很难做到“秉笔直书”，坚持不虚美、不隐恶的精神。如此一来，历史的真实性和权威性就大打折扣。
新中国第一次修史，时值“文革”期间，当时的政治风气对点校工作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徐俊就提到，当时学术界提倡“批判继承”和“古为今用”，具体到点校工作，要求尽量简洁，因此学者们做的很多校勘、考证工作并没有能够在校勘记中充分体现；又如，要求在点校工作中突出政治，强调连标点符号也要讲阶级斗争，认为“凡是美化帝王将相、宣扬封建道德、污蔑劳动人民的语句，不应用感叹号。”再如，在分段提行的问题上也讲阶级斗争观点……这些都是今人修史应避免的。
历史学最重要的一条原则，是“史家中立”。正如一位外国学者所言：“史学家所要做的，就是尽力展现所有的事实，并且让事实去为它们自己讲话。”修史的过程中如果说需要什么指导思想的话，我想唯一指导思想就是：实事求是，力求让史书接近历史的真面目。
最后要指出，修史更多属于学术范畴，而学术自治、学术自由是最重要的。袁伟时先生说过，对历史的解读，历来就是多元的。学术的问题，对历史解读的问题，让大家自由讨论就好，在不断的自由讨论中，就会接近历史真实。就此而言，营造一个相对自由的学术氛围，对于再修国史也是相当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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