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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四次转变

——专访中国工业设计协会会长朱焘

发布时间:2013年12月12日 16:15 | 进入复兴论坛 | 来源:央视网 | 手机看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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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焘

朱焘

  工业设计要为转变发展方式服务,推动工业转型升级,必须具有与之大体适应的推力。要增加推力,就必须实现自身的转型升级,以此提升服务的能量和技艺。这是设计工作者面临的新的重要问题和任务。

  对于工业设计发展,我们曾设想分为这样三个阶段:第一,到2013年初步实现国家“十二五”规划对工业设计转型升级的要求。第二,到2015年实现“指导意见”提出的目标。第三,到2020年建成设计强国,为实现创新型国家做贡献。

  记者:近几年来,中国的工业设计形势发生着转折性的变化,处在急需转变发展方式中的经济社会对工业设计呼声日高,政府开始高度重视工业设计,企业开始运用工业设计。因此,工业设计界喜称迎来了春天。这其中,中国工业设计协会的推动作用有目共睹,而在其中,业界都认为您的作用很关键。回顾兼任会长13年,您从实际出发,与时俱进,推动工业设计和协会工作经历了四次转变的轨迹十分清晰,起了较大作用。我想就此对您进行一次采访。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担任中国工业设计协会会长职务的?

  朱焘:1999年12月。当时,我担任国家轻工业局副局长,分管所属的50多个协会和学会,中国工业设计协会是其中之一。党组研究决定由我兼任中国工业设计协会会长。

  记者:为什么呢?

  朱焘:因为这个协会比较综合也比较重要,是二、三个由部级干部兼会长的协会之一。这个协会成立于1979年,而此时的协会工作基本处于维持状态。我分管协会工作,对中国工业设计协会的状况有所了解。应该说,这是最差的一个协会,内部矛盾不少,每年的10万元注册资金都要先借再还。

  我记得刚上任的时候,秘书处基本上都散了,只有一两个人在值班。第二年的春节前,我第一次到协会去看,是在一个中学的旧教室里,租的房子。开座谈会,大家听说我来了,参加会议很踊跃,坐了半个教室的人。长条桌都是课桌拼起来的,上面盖了一块床单。床单上痕迹吧吧,看了叫人不舒服,还放点瓜子、花生,我是一点不敢吃。

  记者:为什么会这么惨淡呢?

  朱焘:内因、外因都有。那时候,我们整个工业设计的发展是低潮。笼统的说,协会成立后的第一个10年,是准备和起步阶段,搞了一些活动。到了第二个10年,就往下滑,基本上没有什么事情。有人形容说,协会的工作就是秘书长一个人揣着公章到处跑。这儿盖个章,给2000块;那儿盖个章,给5000块。

  记者:条件这么差,您有没有想过打退堂鼓?

  朱焘:协会工作做得差,不是工业设计这项工作差。相反,它很重要,特别是当时工业设计并没有政府某个部门把它作为一项业务来过问,协会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了。所以最初的时候除了组织决定,还有出于一个责任感吧。这种责任感驱使我广泛调研行业面临的形势、认真思考协会及行业的发展方向。在这个过程中,后来知道的钱老钱学森的一段话对我的触动很大,促进很大。

  记者:钱学森?他不是大科学家吗?

  朱焘:是的,钱学森。钱老曾于1987年10月出席了中国工业设计协会成立(更名)大会,并做了重要讲话:“工业设计是综合了工业产品的技术功能的设计和外形美术的设计,所以使自然科学技术跟社会科学、哲学中的美学相汇合”,并强调说,“中国工业设计协会所从事的工作,是属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大事。”

  当时我首先是困惑:钱老这样忙的大科学家,为什么会出席彼时还“小”的协会会议?困惑之余是震惊:工业设计协会的工作真的有那么重要吗?但不管怎样,这两段话使我有醍醐灌顶之感,深深地印在了脑海里。当然,震惊的同时,我也更加意识到肩负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一定要推动工业设计形势的转变。

  记者:有一种说法,您之所以能在会长任上推动国家高度重视工业设计,与您的学识、经历是分不开的。或者说,之所以能把工业设计提升到国家层面的高度重视,和您个人的阅历有关,那么这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关联呢?据我所知,您学的也不是工业设计,也没有干过工业设计,为什么努力促进把工业设计提升到国家层面的高度重视?

  朱焘:我学的不是工业设计,是理论化学。关于我的求学经历,还有一个插曲。我是1962年考入北京大学的,当时的成绩还不错,考上北大很高兴,但要去读化学系,却不喜欢。高考填报的志愿虽然是理工科,但那完全是根据中学老师的意见建议,为了能上北大而填报的。

  记者:那可怎么办?

  朱焘:那时候,年少无知,胆子也大。入学后就去找校领导,要求转系,去学中文、外文或是经济,因为我喜欢文科。北大教务主任找我谈话,劝我不要转专业,理由是我的高考理科成绩这么好,国家正需要理工科人才。还以鲁迅、郭沫若为例说服我。

  后来,我听从了劝导,但是,在校期间我兼做北大校刊记者,学校广播电台记者。算是对我自己兴趣的一个补偿吧。

  记者:您觉得北大期间这段学习经历,对您日后从事工业设计有什么样的帮助?

  朱焘:在北大,我得到了两件终生受益的法宝:一是思想的开放,一是学习的方法。思想开放让我在日后的岁月中不仅能够接受新鲜事物,甚至还愿意去发现一些新的事物。学习的方法让我提高了学习效率,努力把握事物关系及其规律。

  记者:是吗?能简单说说您在企业的经历吗?

  朱焘:大学毕业后,我一直从事经济领域工作。1968年,我被分配到制造航空发动机的沈阳黎明机械厂,当时属于三机部。这个厂是当年中苏友好时苏联援建的156个重点项目之一,全套引进严格的生产和管理。我在这里干了11年,先去车间班组当工人,后来到厂机关工作,最后一个职务是企业管理处的处长。1979年,我被调到航空部企业管理局,进入了中央国家机关。

  记者:进入国家机关应该说和企业比较远了,这段经历跟您以后倡导的工业设计有何关联?

  朱焘:后来,我先后在综合部门和专业部门都工作过。在综合部门,我先后曾任国家经委、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的办公厅主任。据我所知,还不曾有同一人先后担任过这三个部委的办公厅主任。综合部门的职能是综合和协调,我还在国家的专业部门工作过,包括机械、航空和轻工,在担任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企业管理局局长时,我直接参与了企业改革。这些经历除了能锻炼自己处理具体事务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开阔了眼界。我所从事的这些岗位锻炼出来的综合能力对日后从事、推动工业设计的发展是有一定影响的。

  总体上,我觉得:责任感是一个基础,是内在驱动。所走过了那么多单位,对微观经济、宏观经济有一定了解,这是个外在有利条件。

  A:推动协会工作方向和组织结构调整

  记者:协会工作那么难以开展,主要的症结在哪呢?

  朱焘:从主观原因看,协会工作没有跟上经济社会的变化。改革开放已经20年了,计划经济体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市场化经济已开始形成。在市场经济中,企业是市场竞争的主体。工业设计的应用对象主要是企业。但那个时候,协会却还缺少企业的参与,更谈不上发挥企业的作用。在我看来,协会的作用应该是推动产学研结合的行业整体发展,而不只是在学术圈中 “自娱自乐”。基于这些考虑,我有个设想,就是推动协会进行服务方向的转变,要面向经济建设,要面向企业。不能只是搞学术性的讨论。搞工业设计没有企业参与怎么行。与之相适应的,就是组织结构的调整。要找一些企业来参加协会,发展他们做会员,甚至是做领导。后来我们的换届就是按照这个思路来操办的。

  记者:这个转变不难吧?

  朱焘:还是有阻力的。以会员结构调整为标志的换届工作开展得不是很顺畅,协会内部有阻力。甚至连上级主管部门也不够理解。

  记者:为什么呢?

  朱焘:这里面有历史原因。协会成立以来,由于协会的学术性特点,协会中大多数人是来自院校的专家学者。他们对增加企业会员有看法,认为企业的专业水平不够高,企业会员多了会降低学术水平和专业水平。这当然也是可以理解的,当时的企业,在工业设计方面有所作为者的确很少,就是少数已经引入工业设计的,也仅仅是起步而已。

  记者:您刚才说的是来自内部的阻力,那么来自外部的呢?

  朱焘:协会的业务指导上级是科协,科协几百个成员单位绝大部分带有学会性质。因此在审批协会上报的换届名单时,科协认为:企业要占三分之一的名额,太多了,专家学者应该占80%。

  记者:内部的相对好办,您可以做思想工作。可是外部的呢?

  朱焘:反复汇报,讨价还价呗!我当时跟他们解释:我们是“协会”,不是“学会”。工业设计既有学术性,又有产业性,要搞产学研结合,不能光是学者,必须要有企业参加。经过 “讨价还价”,换届方案总算得以批准。化解了诸多阻力后,体现产学研结合的新的组织结构形成了,这就为协会推动行业整体发展奠定了新的基础。

  记者:那引入企业到协会来,企业能给钱?

  朱焘:企业给协会带来的最有价值的东西不是钱,而是让协会工作的重心发生了变化。这样说吧,协会的价值取向发生了变化。企业是国家经济细胞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直接创造财富的地方,是生产力最生动表现的地方,是提供财政收入、改善人民生活的地方。对工业经济而言,包括教育、科研等等,一切社会服务,一切研究成果,最后都体现在企业的发展中。因为这个原因,也因为我对企业了解的比较多,我认为企业家也是最值得尊敬的人。

  记者:这种结构调整有什么样的具体成果?

  朱焘:最直接的成果就是协会成员中企业的数量开始加大,协会的发展开始着重强调要面向经济建设,要实行产学研结合,要推动行业整体发展。现在,在协会的副会长中,有一半来自企业;在会员中,企业会员已接近50%。最近新上任的执行副会长兼秘书长刘宁就来自海尔集团,曾是海尔的设计总监。如今,产学研结合已成为协会推动行业发展的主要方式。也正是伴随着服务方向的转变,协会发展有了新的格局和新的起色。

  记者: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这一阶段,您主要致力于推动协会自身转变。也就是说,协会在深入开展学术性研讨的同时,要做行业的工作,要推动行业的发展,协会自身的价值取向是为经济建设服务,为企业发展服务。

  朱焘:是的。我要强调,这两方面不是矛盾的,而是互补互促的。我常讲,工业设计协会搞得好不好的最大优势和劣势就是这两方面是两张皮还是联为一体。不过,协会自身的转变仅仅是个基础,这对于工业设计行业的发展,可以说好像是万里长征走出了第一步。

  B:推动政府部门重视工业设计

  记者:那么在您看来,第二步又是什么呢?

  朱焘:我对国内外的情况也都作了一些调研和分析,由于工业设计的特点和重要性,产业环境对工业设计发展是极其重要的。工业化发达国家的经验已经证明,发展工业设计离不开政府的大力扶持。

  记者:在营造产业环境方面,您又有了哪些构想呢?

  朱焘:其实,自打接任会长以后,在推动协会自身转型的同时,我也在积极推动政府重视工业设计。我这人有个特点,干一行就爱一行,干就想把它干好。(笑)可以说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宣传工业设计,利用自己在过去的、现在的职位上所积累的资源,通过寻求各种渠道积极呼吁和建议,促请政府重视工业设计。比如有时地方省长、市长请我吃饭,我大部分时间都去讲工业设计,面前有时放了几样菜都未动。

  记者:据说您两次上书温家宝总理,总理还亲自做出了批示。这件事能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吗?

  朱焘:我是2003年当选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在这个平台上代表工业设计行业就工业设计提案当然是天经地义的事儿了。提案的核心就是,政府要重视工业设计,工业设计产业政策要尽早出台,要给予工业设计公司以高新技术企业政策待遇等。有次温总理来到政协经济组听意见,我几次举手请求发言5分钟,附合会上有人讲汽车自主研发设计重要性。但主持人递过话来,说计划内发言的都讲不完了,只好作罢。后来我到深圳等地调研回来,设计企业讲了很多急迫的意见。我想,总理没时间听我汇报,干脆另外写报告吧。

  2007年2月,我以“关于我国应大力发展工业设计的建议”为题,向时任总理温家宝写了报告。我亲自送上去,田秘书去中南海北门接待了我。他很客气的说,现在正是春节前,两会前,总理很忙,这个又不是急件,恐怕较晚时才会阅看。我笑说,没关系,希望总理能有个批示,不要划个圈就给我退回来。说实话,给总理上书时,我还是有点忐忑的。总理日理万机,又有那么多急事、大事、难事,不知道我写的这个报告他有没有时间看到,就算看了,也不知道有没有时间精力处理?

  记者:后来呢?

  朱焘:不仅有,而且很快就有了。大概只隔了两天,我就得到了通知。温总理有一段亲笔批示,具体的内容,国家有规定,但有这样的原话:“要高度重视工业设计。”后来我想温总理为什么这么快就有这样重要的具体的批示呢?首先是田秘书看了报告认为重要,虽不是急件,当天或第二天就送呈总理了。当然,我猜想是总理心有所想,报告讲的设计创新正为国家之急需,所以很快做了批示。

  记者:温家宝总理批示起到了什么作用?

  朱焘:总理的批示给了我们极大的鼓舞。半年多时间我们以各种形式向全国设计界内外宣传贯彻。大家一致认为,这将是我国工业设计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2008年10月,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资委召开的工业行业协会负责人座谈会上,我再次提出建议:工业设计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性工具;要继续解放思想,真正做到“高度重视工业设计”,希望成立国家设计委员会;建立工业设计师职业资格认定制度和从业人员职业水平评价体系;设立推动工业设计发展的专项资金,加大对工业设计机构和创新型企业的税收优惠支持;设立国家级的工业设计奖。2009年4月,我给家宝总理又写了一封信,《关于学习贯彻温家宝总理重要批示的情况汇报和建议》,温家宝总理和张德江副总理都做了重要批示,批示工信部要认真研究。

  国务院有关部门加大了对工业设计的重视程度,工信部加快了国家工业设计产业政策的编制工作。但是,由于工业设计具有跨领域跨学科的特点,在如何定义上总是难以统一,这个问题使得政策出台久拖不决。大家讨论过程中久争不下,这个时候我提了个建议,我们不应把这个事无限期地拖延下去,而应求大同、存小异,做个符合实际的阶段性定义,先把这个文件出台。

  记者:这个建议被采纳了吗?

  朱焘:被采纳了。 2010年3月,在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将工业设计列入要大力发展的现代服务业。2010年8月,工信部等11个部委联合颁布了《关于促进工业设计发展的若干指导意见》。这两个文件可以说意味着,发展工业设计成为国家意志。 有一种说法,说工业设计界终于迎来了春天。

  记者:协会在里面起着一定的推动作用吧?

  朱焘:协会是政府和会员间的纽带,起了一些促进作用。主要还是国家科学发展的“大气候”决定的和政府部门的作用。工信部党组成员、总工程师朱宏任倒是曾经在一次会议上说过这样一番话:“我们的工业设计发展到今天这个程度,是协会这么多年来孜孜以求、辛勤工作的结果。在这个方面,朱会长、协会的老同志们功不可没。我们的工作走到今天这一步,如果没有他们这么多年的铺垫,我们不可能站在这么一个高度上认识问题,我们现在的工业设计不可能发展到今天的成果。”

  C:推动设计企业转型升级

  记者:这对于您来说,是不是意味着绷紧的神经可以放松下来了?

  朱焘:恰恰相反。我也是深受鼓舞,但同时也感到焦虑。

  记者:为什么呢?

  朱焘:从协会成立到今天,30多年来,工业设计界最大愿望是学有所用,发展工业设计能成为国家战略。这一天终于到来时,工业设计界的大好机遇可以说是前所未有。但是,国家的重视,也意味着责任啊!你以前没地位的时候,处在边缘的时候,干得不好,对于国家来说,只不过是一件小事情没干好,也许不会注意到这一点。现在就不一样了,国家对这个行业寄予厚望,如果我们的工作没做好,就觉着国家大事耽误在我们这帮人手上。你说,是不是有这个责任?

  记者:形势这么好,那就继续努力啊,也不至于做不好啊?

  朱焘:问题是,这个事情推动到这么高的层面,就不是协会和政府的几个部门努力就能做好了。协会只能是一个推手,政府也只能鼓励和引导,给点政策,营造一个环境。真正出成果的,还得靠设计界啊。

  记者:这倒是。那您还得发动业界啊?

  朱焘:发动业界当然是必须做的,事实上大家的劲头已经起来了,但我当了11年的会长,非常清楚工业设计界的实力与迫切的转变发展方式的客观需求有很大的落差。

  记者:面对这些落差,您又有什么想法呢?

  朱焘:面对现实。脚踏实地,寻求新的转变。只不过,这一轮转变的主角是整个业界。也就是说,我们光有热情和干劲还不行,受重用,不能不堪重用啊!必须提高服务水平。

  记者:所以您推动了设计界的转型升级。

  朱焘:这个提法不大准确,不是我发动的,而是国家推动的。我们只是应声而起主动推进。国家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加快发展研发设计业,促进工业设计从外观设计向高端综合设计服务转变。

  记者:高端、综合?怎么理解呢?

  朱焘:这四个简简单单的字,包含的内容很不简单。这将是一次巨大的转变。经济社会转型升级与设计界转型升级之间是有内在关联的,如果说经济社会转型升级是“大转变”,那么设计界转型升级就是“小转变”,小转变是服务于大转变的。设计界的转型升级,必须融入到经济社会转型这个大背景中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所以,在整个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设计界只能算小转变。但是对于设计界自身而言,当前所面临的任务又不是小转变,而是需要对自己来一个大转变。

  记者:怎么讲?

  朱焘:你看看事情是不是这样的?大约十年前,许多设计工作者常怀“徒有一身技,难得展拳脚”的烦怨,因为工业设计还没得到社会的重视。后来情况逐渐变好。现在,随着科学发展观的深入贯彻,中央领导讲设计,国家规划讲设计,两年前工信部等十一个部委专门颁布了促进工业设计发展的指导意见,去年底和今年初,国务院连续发出关于工业转型升级五年规划和加快高技术服务业指导意见的两份重要文件,又大段讲发展工业设计;……大形势和大环境之好前所未有。

  需求和政策之门大开后,在与国内外需求对接和合作的实践中,设计工作者虽然有了用武之地,也取得了显著进步和成效,但逐步发现自己并无绝技在身,时感拳脚力量不足。个中原因姑且不论,但俗话说,打铁须得自身硬。工业设计要为转变发展方式服务,推动工业转型升级,必须具有与之大体适应的推力。要增加推力,就必须实现自身的转型升级,以此提升服务的能量和技艺。这是设计工作者面临的新的重要问题和任务。也就是说,设计界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认清责任,勇于担当。我们不再是配角,我们不能满足于有点活干就行了。我们要重新定位在整个经济社会体系里面的角色,服务于经济社会的转型,甚至是引领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

  记者:那么设计界应该如何转型升级呢?

  朱焘:“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走向高端、善于综合决不是一日之功。但必须增强紧迫感,把各方面的设计人才都动员到市场里去打拼。简单地说,一方面要 “促进工业设计从外观设计向高端综合设计服务转变”,设计企业要提高集成创新能力,设计教育要进行改革等;另一方面,对专业性强的原工程设计类的设计院(所)来说,要促进工程设计向综合研发设计转变,把被动设计转为主动设计。这两方面都要转型,调整设计发展方向;都要升级,提高设计质量和水平。还有制造业中的设计、文化创意产业中的设计等,这些设计方面各有长短,要在转型升级中互相学习渗透,加强协同合作,把中国设计潜力发挥出来。实际上,一些设计单位已经在设计转型升级之路上迈开步子了,但要看到这条路可能会比较艰难。解决这个新问题要有新思想、新观念、新智慧,要多方面助推给力。我们要克服不愿转、不敢转、不会转等思想障碍,在实践中建立自信,勤于学习,勇于探索,尽快走上新的“中国设计”之路。

  D:推动协会工作机制和服务水平提升

  记者:这是思路吧?协会应该也会有具体行动吧?

  朱焘:你说的没错。刚才我说的的确是思路,不过也正在实践中。根据形势的变化,协会秘书处已经开始在推动新的转变。

  记者:具体有哪些?

  朱焘:2012年乃至未来一个阶段,协会工作的目标可以概括为“一个中心,三个推动。”一个中心,就是继续全面贯彻落实指导意见,促进工业设计向高端综合设计服务转变。三个推动是:第一,继续推动工业设计理念和方法在全社会,特别是在企业认知度的提高。第二,推动工业设计的实效性进步。第三,推动协会基础性建设和执行力的提高。比如提高协会主办的红星奖、活动周、“五个十佳”等活动的水平;提高与地方共同主办的活动、共同建设的设计研究院和设计中心的水平;发挥设计网络平台作用,加强各方面沟通联系;进一步加强产学研合作等。

  记者:这三个推动有没有什么内在关联呢?

  朱焘:是的。第三个推动是对第一个推动和第二个推动的保证,以前没有提高到这个并列的地位,这一次要把它提到这个位置上。为此,要再一次开始推动协会的新转变。协会秘书处已经采用了新的工作机制,着重于提升协会整体服务行业的能力建设,为加速设计界的转型升级推波助澜。比如秘书处组建6个服务中心,实行绩效适当挂钩,明确岗位责任,加强基础性工作等。

  记者:这是对协会工作的具体设想,对于整个行业,您是否还有更多的期望?

  朱焘:协会工作是与行业发展紧密联系的。但对于整个行业的发展目标,协会只能提个看法和建议。两年前,我们曾提出这样三个分阶段的目标:第一,到2013年初步实现国家“十二五”规划对设计要求的转变。第二,到2015年实现指导意见目标。第三,到2020年建成设计强国,为实现创新型国家做贡献。

  记者:您对此有信心吗?

  朱焘:我对我们国家的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有信心,我对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文化有信心,我对中华儿女的伟大智慧有信心,对中国设计一定会大放光芒有信心。“中国梦”的实现离我们不太远了,设计强国之梦还可以提前一些实现。

  最后,我要说明,这些转变是大家一起推动的,是在上级领导关心、在全体会员的推动下进行的。这几次转变,在时段上有先后,但也不是分得很清楚的。而且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

  (2013年2月,中国网络电视台记者舒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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