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日报:撒谎欺骗之恶甚于公款旅游_新闻台

　　4月6日至13日，陕西延安市宝塔区卫生局组织10名公务员去香港澳门旅游，但向区政府报告是去西安开“公立医院改革推进会”。宝塔区卫生局局长表示，“安排集体旅游，主要是考虑到大家已两三年没休过公休假，”“这次旅游不是公费，是自费。”宝塔区纪检委相关人员则称：“调查的焦点在于旅游花销是不是公款。”（见4月17日《华商报》）

　　可见，在当地一些人看来，上述公务员集体旅游事件的关键在于是公费还是自费，即如果是公费才构成一个问题，否则，便算不上什么严重问题，不需要小题大做。

　　分辨“公费还是自费”当然有助于更准确地定性此次集体旅游，但仅盯着这一点，似乎有些缺乏常识。

　　对照《公务员处分条例》不难发现，除了“公费自费”问题，上述公务员集体出境旅游事件至少还涉嫌以下几项问题：其一，弄虚作假、公然欺骗组织和领导；其二，拒绝执行上级决定命令；其三，不经批准，非法出境；其四，违反劳动纪律，集体矿工。而依据《条例》相关规定，所有这些行为的最高处罚标准均是，“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处分”。比较之下，《条例》中针对公款旅游等“三公”消费挥霍行为的最高处罚则显得相对宽松，“挥霍浪费国家资财……情节严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这意味着，“欺骗领导、非法出境”等问题的性质，实际上并不比“公款旅游”更轻微，而是更严重。因为从腐败角度看，与“公款旅游”相比，“欺骗领导”等行为不仅同样可能涉及腐败和滥权，而且是一种更为底线性的问题——前者的危害后果不仅更加不可估量，而且还会成为不断滋生、放大后者的土壤。正如我们在上述旅游事件中看到的：如果没有“撒谎欺骗”等作为基本条件，无论公款还是自费，此次公务员集体出游事件都不可能轻易发生。

　　“弄虚作假是统计领域的最大腐败”，日前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曾这样强调。其实，其他公共政务领域何尝不是如此？现实中发生的大量腐败案例，哪一件离开过或明或暗的“撒谎欺骗”？

　　从这个意义上说，追究“公费还是自费”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撒谎欺骗”等行为本身已经违反了相关规定，并且成为了一些官员谋取进一步利益的重要手段。“撒谎欺骗”的基础之上，所谓“自费”能有多少可信度？既然是自费，请好假、安排好工作，光明正大地走就是了，何必要造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