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肃反带来消极影响(图)

发布时间:2012年03月22日 01:36 | 进入复兴论坛 | 来源:北京晨报 | 手机看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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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

  作者:黄道炫

  定价:49元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苏区艰难建设过程中,确实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敌对势力,肃反有其逻辑上的合理性。但由于理论讹误、经验不足,加上战争环境的恶劣,各苏区在肃反过程中都存在过高估计敌对力量、采用逼供信恐怖手段、无视法律和事实等种种严重错误。

  中共中央领导人陆续进入中央苏区后,采取了一些纠正措施,大规模的肃反得到遏制。

  但是,过火的肃反思路形成并非一朝一夕,战争环境下这种思路更有其生长的土壤。特别是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随着战局向着不利于红军的方向发展,对肃反的判断再次严峻。

  1933年6月苏区展开查田运动后,地主、富农出身人口在中央苏区普遍上升到总人口的10%以上,加上被作为打击对象的商人、资本家及其代理人、阶级异己分子、反革命、刀团匪,所谓敌对力量的人员空前增加,形成处处皆敌的局面,甚至判断:“在我们党与苏维埃机关内埋伏着的‘坏蛋’不在少数。”

  1934年初,第五次反“围剿”激战正酣时,中共中央决定展开进一步肃反的检举运动。3月21日,苏维埃中央政府在动员开展检举运动的大会上,推举产生9人组成的检举委员会,领导整个中央苏区的检举运动。

  检举运动铺开后,中央苏区清洗了一大批干部,运动后期,《斗争》曾发表文章(点击观看文章影视作品《黑狐》、《白蛇传说》)总结运动成果:中央政府各部共洗刷了六十四人,其中有九个贪污的,十五个破坏苏维埃法令和政府威信的,四十个消极怠工自由回家的。总结中谈到的数据主要还是针对领导干部的,社会上的清洗尚不在其列,即使如此,已可看到其牵涉之大。

  检举运动中,扩大化的事例处处可见。1934年5月,西江一县在“下半月短短的半个月中,即捕获了几百名反革命分子,只判处死刑的即有二三百名(城市区在红五月中共杀了三十二名反革命,破获了AB团、暗杀团、铲共团、社民党、保安会的组织,共捉了四个暗杀团长,两个AB团长,数十名连长、排长、宣传队长等)”。西江是由瑞金、于都、会昌划属的小县,人口仅数万人,半月内即出现如此之多形形色色的“反革命”和反革命组织,这本身已极不正常。

  在加紧肃反的思路指导下,执法机关出于慎重对一些案件进行的调查取证工作被指为“机械的法律观念”,“客观上都是反革命的助手与帮凶”。苏区中央领导人公开表示:“不必需要多少法律的知识,只要有坚定的阶级立场,他就可以正确地给犯罪者以应得的处罚。”要求:“以后的案件,应随到随审,非有特别事故,自受到案件之日起,不得超过三天,就要解决。”仅仅是有“反革命嫌疑的分子,也应即刻捉起,重的当地枪决,轻的押解后方监禁”。

  (二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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