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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话剧院:尊重艺术家创作风格 探索中从容生长

发布时间:2011年04月29日 07:48 | 进入复兴论坛 | 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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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地安门帽儿胡同甲45号,一个位于鼓楼附近的寻常小院儿:冬天,院子外堆放着储冬的大白菜,一盏小灯把院子旁待售的板栗照得油亮;夏天,院门口的大树郁郁葱葱,随风而起的枝叶沙沙伴着胡同里不时响起的车铃声,“国”字头的话剧院――中国国家话剧院,就安安静静地坐落在这小院儿里。

  这个春天,国家话剧院将告别10年的胡同年代,搬至位于北京南城的新址。

  或许,国话这个名字听起来没有“北京人艺”响亮,但若说到国话麾下的诸多将士,怕是您就不会陌生了:往前推,欧阳予倩、廖承志、孙维世;眼下,唐国强、刘佩琦、陈建斌、孙红雷、辛柏青、章子怡、袁泉、陶虹等都是这个剧院的一员。此外,一支实力雄厚的导演队伍也蜚声艺坛,比如王晓鹰、查明哲、吴晓江、孟京辉、田沁鑫……

  若再追溯国话的前身: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和中央实验话剧院,相信熟悉话剧的人不仅不陌生,还会生出几分亲切。导演孙维世的《保尔 柯察金》、剧作家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编剧刘树纲的《一个死者对生者的访问》……从上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末,这两家剧院是中国话剧的重镇。2001年12月25日,两院合并,呱呱坠地的国话一只手里攥着双份的艺术资产;一只手里是双份的艺术与管理难题――这都是历史的馈赠。

  如今的国话发展得如何?它所探索的发展之路,能带给其他艺术院团哪些启示?

  带着问题,我们访问了国家话剧院院长周志强。

  尊重不同艺术家的创作风格

  “不同色彩的果实,归属同一棵大树”

  记者:仅最近这两年,国话就出品了不少剧目,比如《霸王歌行》、《四世同堂》、《深度灼伤》,可以说,国话在戏剧演出市场上占据相当的份额,不过人们一提到国话又难以想到一个“代表性”作品;很多观众知道明星章子怡、陈建斌,知道导演王晓鹰、査明哲,但未必知道他们来自国话——你怎么看这种现象?

  周志强:剧院以“戏”为核心,要尊重艺术规律,而不能强求统一性。而且从历史上看,汇成国话的两大剧院本身就风格迥异。

  可以说,全世界没有一个如此规模的话剧院:在职人员和离退休老艺术家、老干部近千人。人多就容易“散”。而“散”也会促成艺术家得以发挥各自的创作个性,比如你提到的这几位明星和导演,他们好像一艘艘活跃的小舢板。这很好。同时,我希望小舢板以大船为归属,和大船保持同一个航向——关注社会现实,担当文化责任——航向明确了,航迹清晰了,“国话人”的标记自然也就清楚了。

  记者:大船的航向、“国话人”的印记,这些和国话风格相关。作为剧院管理者,你意在塑造怎样的国话风格?

  周志强:过去,曾有人说“没有风格,就是国话的风格。”这是无奈的笑谈。社会上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想看先锋实验,就到国话;想看现实主义,就找人艺。”亦不尽然。

  国话好像一棵色彩斑斓的大树,不管果实看起来多么不同,但毕竟都是同一棵树的果实——即,具有同一性。这个同一性是指,无论每个人创作风格如何,都应体现出“国家话剧院”这5个字的宗旨:引领主流戏剧文化,即“引领风尚,凝魂聚气”。尤其在这个物欲泛滥、价值观相对模糊的时代,更需要戏剧净化人的精神环境、传播主流价值观。

  具体来说,就是国话所追求的“新现实主义”。这一方面指作品关注现实,并对现实起到建设性作用。这亦是国话从其前身青艺、实话继承下来的重要传统。当今的戏剧舞台,充斥着大量格调不高的作品,带有单纯趋利的目的性。有些民营剧团这样做是为了生存,但国话不能这样。近年来,国话的《这是最后的斗争》直指腐败现象,同时给人以希望;即将推出的《问苍茫》关注弱势群体的同时,提倡自尊自强的精神……

  另一方面,甚至可以说更重要的一方面,是注重研究当代人的审美心理。比如说创出国话票房奇迹的《四世同堂》,如果不是把握住适合当代观众的审美节奏、对作品给出当代的舞台诠释,相信不少缺乏文学阅读基础的观众很难喜欢看这部历史题材的大戏。

  如此,在国话艺术家的共同追求下,一个为当代观众喜爱的、多样化的新现实主义作品体系逐渐形成,对内,国话的凝聚力随之加强;对外,国话的新形象也就渐渐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