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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中国与城市想象

发布时间:2011年04月08日 03:29 | 进入复兴论坛 | 来源:京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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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刘庆邦的《到城里去》发表之后,“城市和乡村的距离”主题就格外醒目地摆在了我们面前。村子里的成年人、姑娘都“到城里去”了,乡村成为老弱病残和部分家庭妇女驻扎的地方,只有一年一度的春节才有些微的热闹和生气,但是还不到元宵,节日气息就烟消云散了。徐则臣的《轮子是圆的》(《花城》2011年第1期)一边是都市,一边是乡村,尽管“轮子是圆的”,可以将我们从乡村带到都市,但是,轮子并不能把我们带进有尊严的生活。他的《小城市》(《收获》2010年第6期)将乡村作为不在场的底色,叙事目光投向了城市之间的不平等,尤其是小城市人对于首都北京的想象。主人公“我”作为北京下来的人,享受了“北京”和“文学”这两个符号带来的荣光。“我”成为朋友撑场面的道具,参加一次又一次饭局,见识了各行各业的人,房地产商甚至愿意赠送性地卖给“我”一套临海的豪华套间。就在“我”满怀兴奋地回家途中,却得到老祖母因为拣鸡蛋而摔倒住院的消息。对于老一代来说,他们既不需要北京,也不需要临海的豪宅,他们只需要故乡的土地,泥土的气息里有祖先的味道。这正是城市里的我们所遗忘的味道。徐则臣的写作道出了我们时代的北京想象,但当其作品频被转载之时,正是他应该反省和警惕的时候――作家必须时刻当心自己与消费社会达成和解。

  弋铧的《1979年的一次出差》(《飞天》2010年第10期)集中展现了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对上海的想象。北京想象的核心是权力,而上海想象的核心是商品。围绕着母亲难得拥有的一次出差机会,故事从同事们托母亲购物慢慢展开,最终,这次令人兴奋的出差改变了“我”的家庭结构和母亲的命运。于坚的散文《过小日子的上海》(《上海文学》2010年第11期)既从某个侧面佐证了弋铧的上海想象的普遍性,同时也道出了上海的另一面,而这更沉稳的一面正是上个世纪的张爱玲所展示给我们的――时局动荡不安,我们只能将此时此刻拽在手中。

  劳马的《短小说十篇》(《作家》2011年第2期)虽然题材之间没有明显的联系,但将种种离奇的片断拼合起来,却能把握我们时代精神的弊病。同期林白的散文《追忆史铁生》应该是史铁生愿意看见的悼念方式――温暖、温馨而温情。

  马金莲的《利刃》(《黄河文学》2011年第2期)显示了作者诚实的写作态度和良好的写作潜力。自走上写作道路开始,这位回族女作家就没有走“自叙传”的道路,她将眼光放得很宽,那古老的乡村大地,那些泛着历史青光的老人,那些难于言说的苦难……在她笔下得到展现。《利刃》以第一人称叙述一个傻孩的母亲的心理历程:“我”的男人过早地死了,靠卖醋养家,日子本来还残留一点点希望,“我”在镇上玩耍的傻儿子用家里的“利刃”误杀了信用社的主任。“我”辛酸的卖醋生涯随之结束,同时手工醋也被工业造假醋所替代,一个时代伴随“我”辛酸的卖醋生涯默默无声地谢幕了。马金莲的写作有比汉族作家更复杂的背景,她对地域和民族文化都有自己的思考。

  王祥夫的《雨夜》(《芒种》2011年第1期)是个很有余味的短篇小说,形式比较西化,语言则非常个性,只写“雨夜”的一个小小的片段,而在这个故事下面,包裹着矿难和人命。当代文学写矿难的作品不可谓不多,但每个作家下笔的地方不同,叙述的视点也不一样,王祥夫的写作不是为了用一个圆满的故事满足我们的窥视欲,而是要将我们带入沉思之中。

  付秀莹的《六月半》(《人民文学》2010年第12期)以非常浓郁的乡土风情开篇,却以乡土文化的衰败和乡村人物命运的无望结尾。“乡土中国到底向何处去”已经成为当下文学最为严峻的主题。